霍奇逊：演化经济学的诸多含义

:译者：洪福海；译审：孟 捷
　　摘要：本文首先采用三个标准对演化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家做了划分：1、本体论标准：是否接纳新事象；2、方法论标准：接受还是反对还原论；3、隐喻标准：是否广泛地使用生物学隐喻。在此标准基础上作者提出了NEAR（意为：接纳新事象并反还原论的）演化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演化经济学。在批评还原论的局限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突现和新事象的概念，并对新事象与内生性、新事象与数学形式化、新事象与突现的关系作了讨论。凭藉突现的概念，本文力图对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的古老两难给出解答。本文还指出，新事象的引入和对还原论的抛弃都必须倚赖突现的概念，突现是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的中心特征。最后对NEAR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凡勃伦、康芒斯、霍布森、米契尔和凯恩斯分别作出简要的评论。

目前，在“演化经济学”这个学科内部出现的种种理论进路（approaches）令人眼花缭乱，它们都在应用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从中我们至少可以辨认出六个主要的学术群体[1]：

·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98a）主张一种“演化的”和“后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学。凡勃伦和康芒斯(John Commons)传统下的制度主义者往往将他们的研究称为“演化经济学”，虽然他们经常是将“制度的”和“演化的”这两个概念作为事实上的同义语使用，这从美国背景的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学会”的名称中可见一斑。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v,1976,p.82)曾有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容为“演化的进程”的著名论断。而国际熊彼特学会出版的刊物名为《演化经济学杂志》，亦足以证明熊彼特的追随者们的研究也属演化经济学的范畴。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通常也被视作“演化的”。我们可以从门格尔（Karl Menger）关于货币和其他制度的演化理论和哈耶克的后期著述——尤其是关于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著述——中广泛使用的生物学的演化隐喻中窥其侧影。

·此外，斯密、马克思、马歇尔等百科全书式的大师的经济学有时也被认为具有“演化的”性质。

·演化博弈论是数理经济学发展最耀眼的前沿领域，并且正在从理论生物学的相关数理研究中获取灵感。

·“演化”一词有时又与“复杂理论”——以应用包括混沌理论和其他种类的电脑模拟的美国桑塔非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研究为代表——相联系。在他们的研究和类似的模拟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复制子动力学（replicator dynamics）、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遗传规划（genetic programming）等字眼。

面对演化经济学如此广泛的运用，我们似乎很难从中发现单一的、基本的和一致的信息。的确，经济学中使用“演化一词看来成了某种时尚。然而今天日益增长的对“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使用，多数都可以追溯到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温特(Sidney Winter)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尽管在20世纪的60和70年代正统和非正统经济学中出现的其他进展也是很重要的。

时至1980年代后期，“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已被美国和欧洲的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学派的发展所拓宽和加速了[2]，出现了许多对上述思想的值得注意和富有成果的应用，尤其是在技术变迁领域[3]。演化经济学已经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并对经济政策，尤其是在技术政策、公司战略和国家创新系统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现在，作为一个充盈丰满的实体的演化经济学已经清晰可见，这要求我们对它进行反思性的评价。

然而，一个关于“演化经济学究竟是什么”的共识却仍然未能建立起来。许多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一术语的时候，总是误以为它意指一个普通而明显的意思。正如生物学家莫诺德（Jacques Monod）在一次关于生物进化的演讲中所说的：“进化论的一个古怪之处在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了解它。”同样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古怪之处在于，许多人都在使用着这一术语，仿佛它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并且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意思似的。

更有甚者，“演化经济学家们”对他们自己的知识史也混淆不清。虽然我们可以肯定，熊彼特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有着广泛的关联，但是如果认为熊彼特首开对经济作生物学的——或达尔文主义的——类比，那就十分牵强了（Hodgson,1993b,1997c; Kelm,1997）。而在另一方面，后达尔文主义和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则常常受到忽略。人们在梳理演化经济学史时，甚至都已经追溯到了斯密，却低估了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而对“不起眼”的凡勃伦则完全视而不见（Langlois and Everett，1994）。很遗憾地，一些演化经济学的学说史家感到能够发明一些似乎引人注目的联系，却忽视了一些先例，这些先例本来可以使原先受冷遇的经济学家得到积极的评价。于是，一个给予某些经济学家以过多的关注而对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视而不见的虚妄的学说史就这样产生了。

这些错误的论述由于人们对于生物演化和演化过程的性质的误解而得以维继。没有什么比混淆经济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更容易产生混乱和使知识的进展徒劳无功的了。同时这也表明，科学的探索需要清晰并得到正确定义的理论进路。因此，界分“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不同含义、仔细考量其概念史也就呼之欲出了。

我们在一项早先的工作里（Hodgson,1993b，ch.3）尝试进行了对“演化经济学”相关含义的分类学研究，关注的主要焦点在于变迁的“个体发生”（ontogenetic）概念和“系统发生”（phylogenetic）概念的重要区别。这一区分是有用的，因为它揭示了前一类“演化”的更为具体的特征[4]。

在生物学中，“个体发生史”（ontogeny）讲述的是一组给定的和不变的基因所设定的特定有机体的发展。虽然环境也能影响到有机体的发展，但其成长却是依靠基因指令的驱动。可见，基因代表着一个给定的（依赖于环境的）发展可能性的集合。相反，“系统发生史”（phylogeny）则指的是一个种群完整而持续的演化过程，包括其组成结构和基因库（gene-pool）的变迁。除了个体表型的发展，它还涵盖了种群基因的可能的变化。

类似地，在经济演化中，“个体发生”的路径虽然受到特定情境下制度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却也同样遵循“基因物质”的决定。如果我们放弃社会经济演化可以在人的生物遗传的意义上解释的观点，那么一个可供选择的和类似的假定是给定了目标和偏好函数的惰性的(inert)个体。例如，出于理论解释的目的，门格尔对货币演化的解释和哈耶克对自发秩序的演化的讨论都采用了给定个体的假定。相反，凡勃伦在他的经济演化学说中则更多的强调了目标、偏好、习惯和信念的变化。

然而，就像在生物学中的那样，“系统发生”(phylogenesis)包括“个体发生”（ontogenesis），一个种群的“系统”的发展包含了其个体的“个体发生”过程。由此可见，门格尔关于货币演化的解释和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演化的描述虽然并没有错，但他们仅仅讲述了故事的一部分。然而，在后期著作的一些片断中，哈耶克也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演化的图景，考虑到了文化和个体习惯的变化。事实上，哈耶克的经济学和凡勃伦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人们从前想象的那么大(Boettke, 1989; Leathers, 1990; Rutherford, 1989, 1994; Samuels, 1989; Wynarczyk, 1992)。

可见，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的演化概念并不是互斥的。这两个概念对于区分广义的和狭义的“经济演化”观念是有用的，但对于界分五花八门的方法论进路和本体论可能性却用途有限。

因此，这里将尝试另一种可能更为基本的分类。这种分类将更为关注所涉理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特别地，引入“新事象”（novelty）对于系统发生的演化是必不可少的，乃至构成了其本体论基础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的区分关注的则是演化的机制和过程。

本章下面将讨论一组赋予了演化经济学最根本和最有用的涵义的核心经济学家，虽然他们对于“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也并不享有排他性的权利。

6．1“演化经济学”种种：另一个分类  

这里根据以下三个标准划分“演化经济学”的种种理论进路。

    1）本体论标准——新事象(novelty，又可译为新奇性——译按)：是否对以              下假定给予充分的强调，即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rules）、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

着重于新事象的“经济演化”概念特别突出了不确定性和累积的发散（cumulative divergence）的可能，而不是收敛（convergence）和均衡（Andersen，1994；Foss，1994a；Hodgson，1993b；Witt，1987）。特别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不确定性和人类的想象、行为和选择的潜在新事象都给予了同样的重视（Buchann,1969; Lachmann,1977; Loasby,1976; Shackle,1955）。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1991,p.13）写道：“演化过程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原理在于其深刻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以外，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了不确定性、新事象和突现的特性（emergent properties）（Popper，1982）。然而，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新事象并不必然包含不确定性。例如，混沌理论虽然突出了潜在的新事象和发散性，但其背后却是不可预测的然而本质上具有确定性的系统（Gleick,1988）。

2）方法论标准——还原论（reductionism）：演化学说是还原论的还是非还原论的。还原论有时候持这种观点，即整体只能完全在其基本的元素的层面上得到解释。更一般地，还原论则可以被定义为这样的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性。

上一章曾提到，通过在所谓的生物特征的意义上解释个体和集体行为的努力，生物学还原论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现今，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仍然是引人注目的，并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被定义为以下“教条”，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Elster,1982,p.453）。这样，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就必须被还原到作为元素的个体及其相互关系中[5]。与此相关联的，是学界对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可靠的微观基础的不懈努力。此外，还有其他版本的还原论，包括主张部分应该在整体的层面上得到解释的“整体主义”。还原论与以下看法是南辕北辙的，即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相反地，反还原论一般则强调，对更高水平的突现的特性的分析，不能还原（归约）到基本的元素的层面上。对于“突现的特性”的含义，下文将有详细解释。

3）隐喻标准——生物学：是否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着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6]。

许多论者指出，经济，在性质上更接近于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Georgescu-Roegen，1971；Hodgson，1993b；Marshall，1890；Nelson and Winter，1982）。而也有一些论者不同程度地与生物学隐喻保持距离（Schumpeter，1954；Witt，1992）。

以上三个二元标准给出了八种可能的类别，如图6.1所示。图中阴影部分则代表八种可能中的两种，被称为“NEAR”（接纳新事象并反还原论的）演化经济学 [7]。

    当然，对三个标准的排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任意的。然而，也有论者指出，本体论标准是最为基本的（Hodgson，1993b；Foss,1994a）。另外，篇幅的限制也不允许在此对该分类系统之所以如此分类给出更详尽的理由。特别地，一些变量由于相关论者自身著述的模糊性而无法作出更为精确的界分。典型的例子如哈耶克，由于对还原论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糊态度和自身立场的“演化”，他被同时归入两个类别。尽管哈耶克声称遵从上述方法论规则，但在其后期著述中特别地体现出了对集体选择的支持和对还原论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背离（B?hm,1989;Fleetwood,1995;Vanberg,1986）。

对相关论者进行理论系统的分类往往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和其他许多分类一样，对标准的精确应用是困难的，而且有时必然是尝试性的，例如“广泛的”使用生物学隐喻的标准。因此，在上图中，这个——恐怕是比较重要的——标准就被列为三个* 标准中的最后一个。

除了界定何谓“广泛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判断所使用隐喻的性质和程度。例如，隐喻是明确的还是暗含的？比如说，尽管在康芒斯和米契尔（Wesley Mitchell）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生物学隐喻，但却不像凡勃伦使用的那么“广泛”。可见，在“老”制度主义传统的内部，出现了重大的分野。因此，这里就把康芒斯和批评使用生物学隐喻的魏特(Urich Witt，1992，p.7)和多西（Giovanni Dosi，像康芒斯那样虽然没有作出批评但也没有直接和广泛的使用隐喻）等量齐观了。

这里的问题部分地在于，甚至实际使用着隐喻的人们也拒绝或反对使用隐喻。隐喻标准作为分类尺度被列为最后一个的首要原因在于，对具有本质意义的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而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在使用中常常并非如米洛夫斯基（Philip Mirowski, 1989b）关于物理学与经济学之间联系的动人讲述那样显豁。前面第4章曾提到，根据众多思想家的观点，隐喻在科学中的“在场”（presence）是本质的和内在的。(Black, 1962; Hesse, 1966, 1980; Klamer and Leonard, 1994; Lewis, 1996; Maasen, 1995)。

    对斯密、马克思、门格尔、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的归类也有麻烦。尽管他们都注意到了经济过程中的发明和创新，但有的着重于决定主义或非线性发展（斯密），有的着重于技术的视角而将历史视为朝着给定方向的进步过程（马克思），而有的则着重于均衡结果（门格尔、马歇尔、瓦尔拉斯），却都没有对新事象和创造性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我们考虑到米契尔时，在“老”制度主义内部产生了进一步的差异。之所以把他和马克思放在了一起，是因为与康芒斯相比，他更少强调人的意愿和有目的的行为。出于同样的考虑，对美国的制度主义者艾尔斯(Clarence Ayres)，我也作如是划分。

除了在“老”制度主义阵营内部缺乏一致性以外，在上述归类图式中，还可以发现一些或许出人意料的划分。其中让人最感诧异的应该是熊彼特的位置。然而，我认为对熊彼特的归类还是站得住脚的。首先，是熊彼特自己创造出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一术语，并不断竭力地仿效和发展经济学中的还原论进路——尤其是瓦尔拉斯将系统的经济现象立基于个体行为者这一“微观基础”上加以解释的尝试。其次，熊彼特曾经表达过对广泛使用借自自然和物理科学的隐喻的担心。他对“演化”的定义乃是出自一种广义的发展的视角，而与生物学无涉。（Schumpeter，1954，pp.789,964）

图中的“NEAR演化经济学”区域，包括博尔丁、康芒斯、多西、尼古拉·乔治斯库-罗金(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晚期哈耶克、霍布森（John Hobson）、凯恩斯、梅特卡夫(Stanley Metcalfe)、莫基尔(Joel Mokyr)、纳尔逊、凡勃伦和温特。这里的出人意料之处在于，将后期哈耶克和一些老制度主义者归入这一相同类别。本章的余下部分将对“NEAR演化经济学”的图景作出勾勒，并试图唤起对这一进路的早期遗产如凡勃伦、康芒斯、霍布森的著作（以及某种程度上对凯恩斯的著作）的注意。

6.2 NEAR演化经济学的含义  

6.2.1还原论的局限

在经济学中，挑战还原论需要勇气。埃尔斯特（Jon Elster,1983,pp.20-24)表达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观点：

“社会科学的基石，解释的基本单位，是有意识的个人的行动……一般而言，科学的实践就是在一个比被解释的事物更低的水平上来解释有待于解释的事物……对‘微观基础’的探寻——使用经济学的最新争论中的流行术语——事实上是科学的普遍特性。”

在埃尔斯特的著作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ean)对“目的性的”(intentional)和“因果性的”(causal)解释的区分，成为使用有目的的个人作为社会科学中的解释的基础的佐证。解释从作为基石的个人开始，是因为只有个人能为社会事件提供“目的性的”推动力。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无须进一步探寻这些目的背后的起源。与埃尔斯特类似的观点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门格尔1870和1880年代的著作（Menger,1981,1985），甚至更早。

力图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可靠的微观基础”上的尝试起步于1970年代，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以后。现在，从个体、部分出发解释整体的思想，已经往往被视为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因此，立基于假定的加总行为的理论就被认为是从科学上讲不可靠和不正式的。对于科学中的还原论的信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诺贝尔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1986,p.350)写道：

“时至今日，这个（微观基础的）反革命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已经势如破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一篇不采用‘微观基础’方法的论文能够在主要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没有一个涉嫌违背了该规则的研究方案能够经得起同行的评议，没有一个无法证明其假定的行为关系的恰当性、刚出炉的博士能够谋到一份好的教职。”

然而，若干年前，“微观基础”的宏大工程却遇到了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由于其内在的困境而从根本上坍塌。这一事实虽鲜为人知，但正如上面第3章指出的，困境起始于它自身的假定前提，即效用最大化，一个交换经济中的市场可以自动出清（Sonnenschein, 1972,1973a,1973b; Mantel,1974; Debreu,1974）。先前已经指出，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结果是毁灭性的（Kirman,1989;Rizvi,1994a），它终结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可靠的微观基础”这一工程能产生任何建设性结果的可能。事情是如此的富于戏剧性。

进一步地，最近对一般均衡的唯一性和稳定性的研究表明，除非有极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如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视作像单个的个人一样行动，否则，一般均衡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这再一次推翻了整个“微观基础”的研究纲领（Kirman, 1989, 1992; Lavoie, 1992, pp.36-41; Rizvi,1994a; Screpanti and Zamagni, 1993, pp.344-53）。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遇到的问题同样棘手。事实上，它从未被完全的付诸实践。Lars Ud-éhn(1987)令人信服的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仅仅是有瑕疵而已，由于其自身分析上难以对付的困难，它已经不适合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进路了。在个人的层面上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作还原论的解释是太过雄心勃勃了，并且从未成功过。加总和简化总是必不可少的。

“微观基础”的研究纲领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都打着还原论的旗号，却都只包含了部分的还原论。如斯隆和和索贝尔（David Sloan, Elliott Sober, 1989）所说，将个人作为选择的单位本身包含着一种不一致性。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解释必须归约到个人的层面上并中止于此。根据从宏观到微观、从集体到个人的解释性归约的观点，我们同样可以推广到从个人到基因、从基因到分子等等的解释性归约。如果我们可以将解释归约到个人的层面上，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进一步地归约到基因或分子的层面上？为了避免这一“双重标准”，要么接受多水平的分析，承认每一个水平皆有其部分的自主性，要么像19世纪的生物学还原论者那样，将一切归约到可能的最低水平上。

认为整体要在部分的层面上得以解释的还原论观点必须视部分为给定的。对这一假定的放松将滑向无穷无尽的回归，每一个部分都要在它与其它部分的关系上得以解释，如此等等，循环往复。还原论必须假定，我们最终可以抵达最基本的、不受干扰的、不可再化约的部分或个体，从而分析能够到此为止（Hodgson,1988,1993b）。一种可取的态度是，承认部分与整体、个人与团体相互构成、相互制约，而抛弃试图在一个单位上解释所有现象的单水平理论（Archer,1995; Bhaskar,1979; Giddens,1984; Kontopoulos,1993; Lawson,1985,1997; Nozick,1977）。

在一开始就应该指出的是，这里并没有完全推翻向部分归约的一般观点。某种程度的归约到基本单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测量也是一种归约。科学的研究少不了某种解剖和对部分的分析。

尽管如此，虽然一定的归约是不可避免的和并为所接受，但是完全的还原论则是不可能的，且在哲学上是武断的。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分析的过程不能被拓展到已知的最基本的原子以下的单位上，或者甚至在经济学中不能拓展到个人，在生物学中不能拓展到基因。完全的还原论是不可能的，没完没了的。正如波普尔声称的那样：“（在科学中，）我找不到归约（到基本单位）的成功的例子（Popper and Eccles,1977,p.18）。”归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但绝不可能是完全的。

引人注目的是，如果采取有机主义的本体论（organicist ontology）观点，则暗示着在给定个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层面上解释社会和经济现象的还原论的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研究纲领是混乱的。采取有机主义的本体论恰恰意味着个体不是给定的（Winslow,1989）。有机主义（organiciam）不赞成将个人作为原初的和恒定的分析基石来看待。有机论者进一步认为，无论是从整体到部分、还是从部分到整体的解释性归约都是应该抛弃的。这正是因为社会不能离开个人而存在，个人也不能先于社会现实而存在。个人构成社会，社会也构成个人。单向的解释范式，例如从部分到整体——反之亦然——或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解释，都是不可取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向上和向下的）（Sperry, 1969; Campbell, 1974）。

6.2.2突现概念和分层本体论（layered ontology）

“突现”和“突现的特性”这两个术语最早是由英国生物学者摩尔根（C. Lloyd Morgan,1896, 1927, 1933)发明和广泛使用的。摩尔根（Morgan,1927,pp.3-4）将“突现的特性”定义为复杂过程的“不可预料的”和“非添加的”（non-additive）的结果。他将突现的特性视为演化中至关重要的，最有意义和最富创造性的，“重点不应该放在展示已经存在的事物上，而应该放在迄今未曾出现过的事物的萌芽状态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名词（‘特性’）才能够担当得起‘突现的’这一形容词”（Morgan,1927,pp.112）。对摩尔根来说，由于“新的关联”连续地突现，演化创造了整个系统的日益增长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谱系（Morgan,1927,pp.203）。摩尔根还认为，复杂的系统的“非添加的”性质必然要求从机械论隐喻向有机论隐喻的转变：“现在，优先权应该被赋予有机体而不是机械体——组织（organization）而不是集合（aggregation）”（Morgan,1933, p.58）。

关键在于，还原论与突现的概念也是背道而驰的。Tony Lawson(1997,p.176)解释了突现的含义：“当一个实体或者一种事象产生于某一‘较低的’水平，并且受着该水平的特性的制约和决定，却又不能从后者中预知，那么这个实体或者这种事象就是突现的。”进一步的，如Margaret Archer(1995,p.9)所阐述的：“我们能够对层次加以划分从而使用 ‘微观’和‘宏观’等术语以界定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即突现的特性即便是由前者产生的，却是关于后者而非前者的。”（另见Lane,1993,p.91和Kontopoulos,1993,pp.22-23）。

哲学家巴斯克尔（Roy Bhaskar）、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和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等都曾主张，现实由多水平的谱系所组成。在每一水平上都存在突现的特性，这意味着，对该层级的解释不能完全归约到较低水平的现象上。因此，例如生物学中的集体选择和社会科学中的集体知识等概念还是站得住脚的（Hodgson, 1988, 1993b; Kontopoulos, 1993; Murphy, 1994）。生物学家迈尔（Ernst  Mayr,1985a,p.58)进一步指出：

“每一层级水平的系统都包含两个特性：它们作为整体而作用（好像是一个同质的整体一样），它们的特征不能（甚至在理论上也不能）从即便是最完整的关于组成元素的知识中推断出来，无论是单独看还是在其他局部性联系中都是如此。换句话说，当组成元素聚合起来成为系统时，无法从组成元素的知识中预知的新的整体的新的特征突现了……新的整体的两个最有趣的特征可能在于，它们可能进而成为更高水平的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也可能影响较低水平上的组成元素的特性（向下的因果联系）……当然，对突现的重要性的认识证明了极端还原论的失效。在我们把一个有机体解剖到原子或其他基本粒子的层面之前，我们就已经丢失了一个活生生的系统的所有特性。”

莫菲（James Murphy,1994,p.555)发展了类似的观点：

“突现理论……是对复杂现象的非还原论考量……从复杂中能够产生无法归约到简单的部分的新事象的观点，是现代生物学的核心之一……复杂系统往往有一个层级结构，现有系统的层级结构与我们的等级制度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如高水平能够影响处于低水平的组成元素的性质。”

这再一次地指示了“向下的因果联系”。一个水平上的元素和结构可以深刻的影响另一个水平的元素和结构的事实表明，没有一个单独的水平能够提供解释性的基础或基本单位。这挫败了还原论。包含着突现的特性的分层本体论排除了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完全的解释性归约的可能。尽管无论在生物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还原论还是主导性的，但对其强有力的反对的声音已经在生物学中出现了。

6.2.3接纳新事象（novelty）

    许多论者在谈及演化经济学时，都强调了新事象的重要意义。特别地，魏特（Ulrich Witt,1992,p.3）写道：“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到新事象的关键作用、它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 为此，福斯（Nicolai Foss,1994a)才力主从本体论上划分经济学中演化的和新古典的这两种思考方式。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魏特等人所发展的这一类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p.21)。确实，演化经济理论立基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突现；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提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并压制了新事象。简言之，演化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从关于社会世界的本体论假设起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从安德森（Esben Sloth Andersen,1994)、梅特卡夫（Metcalfe,1988)、纳尔逊（Nelson,1991,1994b)、魏特（Witt,1987)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事象和创造性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因此，正如梅特卡夫（Metcalfe, 1988)尤为强调的，由各种实体所组成的种群，并不能由一些代表其本质的独特的特征来代表。那种“类型学的本质主义”（typological essentialism）应该被拒斥，应该支持“种群思考方式”（population thinking）。按照种群思考方式，物种是按照特征的分布来描述的。在类型学的思维方式下，新事象和多样性是分类所遇到的麻烦；然而按照种群思考方式，二者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恰恰是系统的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Mayr,1985a）。

    考虑新事象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为一个随机函数的结果。这种视角通常被应用于演化模型中对新事象的模拟。在大量的参数下，可能性的数量惊人，某种类似“新事象”的东西就会在基于百万维的可能性空间的随机选择中呈现。然而，即使维数或参数再多，这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开放系统的真正的新事象和创造性的种种可能就是通过这个庞大而封闭的舞台上的随机选择来模拟的。这种随机的方法受到如下限制，即无法创造出新的维度或可能性。所以，与其把这种模拟称为“随机的不确定性”（stochastic indetermacy），不如更确切地称之为 “随机的确定性”（stochastic determination）。

    随机方法还有一个局限性。社会经济系统中新事象的主要来源是个人的创造力和选择。有意义的人类创造力应当包括创造出新的结构和维度的可能，而不仅仅是参数取值的变化。所以有论者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创造性、真实的选择和目标的有意识的变化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应该包含着一种“无因之因”（uncaused cause）意义上的不确定性的质素。根据这种观点，人类的选择和创造是不确定的：我们是可以自由地行动的。因而，有观点（e.g. Loasby, 1976, p.9）认为，给定的偏好函数为人类行为编程的新古典思想，并不容许真正的选择。然而，“无因之因”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赞同，多数物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假定每一个事件都是有先在的原因的。甚至在奥地利学派内部，“无因之因”的看法也并不普遍。对其明确的肯定只限于一小部分经济学家。

    让我们考察一下持这种观点的几位经济学家。奈特(Frank Knight,1921,p.221)认为：“真正的不确定性……开启了关于行动自由的理念的大门。”与此异曲同工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n,1969,p.47）的评论：“选择，从它的性质而言，如果能被预先确定，那么就不再是选择了。”沙克尔（George Shackle,1972,p.122)写道：“如果世界是确定的，那么空谈选择就毫无意义。”沙克尔（Shackle,1989,p.51)进一步断言：“经济学关注的是作为第一原因的选择，也就是说，决定性的念头的产生，并不是总能追溯到其由来的。” 拉赫曼（Ludwig Lachmann, 1969,p.93)继承了同样的智识传统，并主张自发的精神活动“并不是对任何先在事物的‘回应’”，而是完全自发的和不确定的。洛斯比（Brain Loasby, 1991,p.1)也持有相近的观点：“经济学家赋予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其实并未显示出经济人能够进行有目的的推理的迹象；他们仅仅是按照设定的程序对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以上论者共同持有的反决定论的观点，乃是基于一种关于人类决策的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理念：个人的选择和决定是第一原因或无因之因[8]。

    这毕竟是个有争议的观点。它复活了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的古老两难。它既不可证实亦不可证伪。决定论者将“无因之因”看作是由于缺乏关于起因的证据而采取的一种故弄玄虚的、逃避解决问题的迂回路线；而事实上，在表象之下也许正隐藏着一个因果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只能观测到结果，我们无法提供关于因果过程的决定性的证据。现有的证据只能说明，“有因之因”和“无因之因”都不可靠。

    笔者接触过许多拒不承认“无因之因”的可能性的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对他们而言，这显然是无意义的和不科学的。而一个带有哲学倾向的社会和经济理论的重要的少数派则是支持这种观念的。在下文，笔者将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一个冒昧的尝试——基于突现的概念超越这一冲突。

6.2.4新事象与内生性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新事象的来源：它产生于系统内还是系统外？这关系到新事象是内生还是外生的问题。现代演化经济学对内生性变迁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却也是值得推敲的。熊彼特在其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Schumpeter,1934,p.63）中，反复强调变迁是“内生的”[9]。

    类似地，魏特非正式地将演化定义为“通过内生变化带来的一个系统在时间中的转变”(Witt,1991,p.87, 我们拿掉了原文的着重号)。类似地，安德森（Anderson,1994,p.1)将演化的经济系统视为“自我转变的”。但是当我们跳出这种立场，可能会注意到，除了仅有的熊彼特的先例，很难再找到对这种立场的辩护了。在生物学中，个人、物种甚至生态系统都不是完全“自我转变的”。演化发生在开放的系统中，包含着外生和内生的变迁。

    看来并非巧合，安德森、熊彼特和魏特在令人误解的将演化定义为内生变迁的同时，又都忽视生物学的隐喻或类比。如果他们能够考虑到生物演化及相应的开放系统，可能因此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显然，以上三位论者之所以用内生性变迁来定义经济演化，部分原因在于对演化过程中富于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个人的强调。然而，对内生性的证明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并没有理由证明个人是变迁的唯一来源。例如，疾病或自然灾害也能够影响经济演化。制度的和系统的冲突也是很重要的，尤其体现在战争或侵略的场合。

    其次，对内生性变迁的强调和关于新事象和创造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冲突。对于新事象产生于无因之因的观点，着重于新事象的理论家要么接受要么反对。下面就两种情况分别加以讨论。

    如果接受无因之因的可能性，那么外生性和内生性的概念本身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地，对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区分是基于确定的来源的。界分的标准如下：引致变迁的变量在系统内还是在系统外？可是，如果有些事件是无因可循的，那么不存在这种先在原因的情况究竟应该被定义为外生性还是内生性？显然，这个问题是荒谬的。

    如果反对无因之因说，那么将面临如下问题：当新事象有因可循时，它还是新奇的吗？个人的才能和创造力可能是虚妄的，是由环境和遗传的禀性所决定的。无须诉诸更多的哲学论证便可以发现，存在着下面这样的危险，被认为是指导了个人决策和行为的因素将淹没创造性的个人这一概念本身。

    下文将指出，个人的意志和目的的概念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拯救，即将其视为在人这一有机体内部突现的特性。但这又带来了对内生性给予片面的单独强调的问题。如果突现的特性是可能的，但不能为一组其他元素以完全归约地方式加以解释，那么，基于确定来源的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划分又将出现。因此，突现的特性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内生性的，但又不能通过内生性因素得到完整的解释。

    可见，不论采取哪一种进路，将经济演化定义为内生性变迁都是有问题的。

    以上讨论表明，不仅单独强调内生性变迁是误导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的两分法也是有问题的。基于上述困难，放弃片面地单独强调内生性可能会更好。“开放系统”的思想是更恰当的。1950年，贝塔朗非（Ludwig von Bertalanffy）最早对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作了区分。这为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如卡普（K. William Kapp,1976）和现实主义哲学家巴斯卡尔（Roy Bhaskar,1975,1979）所继承和强调。特别地，巴斯卡尔讨论了（系统的）外部的和内部的边界的条件。他认为，由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社会经济系统的外部边界并不存在。一国的社会经济系统要出口和进口，甚至世界的社会经济系统也向外界抛出废弃物，吸收来自太阳的能量流。内部的边界则涉及到人类行为者：即使系统从其他方面讲是封闭的，但由于人类行为潜在的新奇性，系统也应该被认为是不确定的。如果人不仅仅是自动的机器，不仅仅是外在刺激的程序化的反应者，他们的行动就不是完全可预见的。由于这两个关键性的原因，不能将社会经济系统视作封闭的。因此，也不应当惟独强调内生性变迁[10]。

6.2.5新事象、还原论与数学形式化的局限

    关于新事象的争论又带来了有关演化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的使用的问题。现在，这一领域中的许多成果都广泛的运用到了数学。例如，《演化经济学杂志》刊登的一定程度上数学形式化（mathematical formalism）的文章的比例已经堪与最有声誉的和最形式化的主流经济理论刊物相比[11]。《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是倾向于演化经济学的，它的篇幅中也充满了数学形式主义。

    一些作者为这些数学化的发展而感到兴奋，视之为将演化经济学纳入主流的门径（Heertje,1994,p.275）。这种观点忽视了如下问题，即数学形式主义已经走过了头，甚至到了损害经济学本身的程度。在我们这一学科领域里，数学的严密和优雅已经被认为高于实证的丰富、解释的有力、概念的坚实、政策的有效甚至预测的能力。可以认为，经济学正在遭受着由此带来的后果。

    演化经济学尤其要关注超越形式化的趋势。魏特（Ulrich Witt,1992,pp.9-10）在行文中暗示：

    “无论数学概念看起来多么的光彩，它们却不能解决甚至考虑一下如下问题，即新事象的突现如何在演化过程的形式化的处理中充分的体现。”

    可见，经济学中数学模型化的局限也将很大的限制对新事象的模拟。即便混沌系统能够产生新事象，但仍然受制于系统的形式化假设。在这些模型中，系统为有限维度下的形式化假设所定义，而这限制了可能的结果。甚至模拟过程也定义了有限维度的参数空间，从而限制了变化。就本质而言，新事象是与形式主义所定义的边界相冲突的。形式主义必然导向系统的封闭（Lawson,1997）。将新奇的创造过程内生于一个形式化的框架的努力总是大大缩小可能的新奇结果的集合。

6.2.6突现与新事象的联系

    让我们对以上思路作一番梳理。新事象的引入意味着演化经济学模型的建立。真正的新事象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产生。其一，假定“无因之因”的可能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布坎南、奈特、拉赫曼、洛斯比（Loasby）和沙克尔（Shackle）的反决定论观点是建立在人类决策的本质上的不确定性的理念上的：个人的决策和行动是第一因或无因之因。

    这一传统的思想家重复了亚里士多德对两种因果关系的区分：“直接”(efficient)的原因和“终极”(final)的原因。终极论的因果关系与下述观点是相一致的，即个体的决策和动机仅仅发端于人的意志，而不可追溯到更先前的因果决定因素。这一思想虽然被淹没于主流社会学和经济学中，但它在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实际上是源远流长的。它又对应着生物学中现在已经不流行了的生机论(vitalism)。

    无因之因的观点有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它如何回应现代科学探寻事物的因果解释的努力。无因之因的概念听起来是要排除对过程或事件的原因的任何进一步探究。对多数自然科学而言，在没有先在的原因的条件下假定一个事件的可能性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和故弄玄虚的。甚至量子物理学也是在预先的和内在的可能性的层面上理解量子的。而在一个现代生物学家看来，无因之因只是翻炒过时的生机论而已，甚至更糟。简言之，无因之因说看来正在远离科学。

    其次，认为人类意志是无因之因的观点看来是将人类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人类被视为有着独立的选择和意志。那么，动物如何向人类演化就成问题了。生物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被划上了一条难以解释的界线。社会科学就与生物学分离了。即便我们承认其他动物也有“自由意志”，问题仍然存在，即变成了：在演化的过程中，一个有机体或物种是如何突然获得这一品质的？无因之因的概念是非演化论的，至少在它不能给高等动物的无因意志的突现给予足够的科学的演化论解释的意义上是这样的。

    传统的两分法是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的界分。直到最近，通常还是认为，如果我们抛弃自由意志观，那么就必须成为决定论者。但是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找到超越这一两难的门径。我们或许可以同时吸收二者的精华。我将尝试对此作一简要的解释。

    现代复杂和混沌理论表明，即使世界是确定性的，它也将以随机的、甚至非概率的、不可预测的外观来表现。这并没有为与不确定性进行着古老而持久的斗争的决定论带来胜利，反而表明，即使在决定论的假设下，自由意志的概念也是可取的。斗争双方都不能够压倒对方。

    事实上，混沌理论认为，斗争的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让我复述一下：即便世界是确定的，我们也要把它视为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新事象可以是有起因的，但它总是表现出自发和自由的样子。先在的原因可能是存在的，但系统的复杂性使我们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解释。这样，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分就成为不确定的了。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某一件事情是自发的（uncaused）还是诱发(caused)的，但混沌理论认为，我们应该将复杂系统视作不确定的。米洛夫斯基（Philip Mirowski,1990,p.305)写道：与其说是决定论的胜利，“不如说是，混沌理论解释了随机性和确定性的共存，模糊了秩序与混沌之间的界限。”混沌理论同时破除了还原论的束缚，而主张即使在被认为是遵循确定规则的系统中也有突现的可能。

    突现的概念使得融合两个世界的精华成为可能。正如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 1920)、麦道格尔（William　McDougall,1929)、怀特海(Whitehead,1926)和其他论者先前指出的，意识、有目的的行为等概念可以建立在高度演化的有机体的高度复杂的神经系统的突现的特性上。从而，第三条道路，就是确立突现的概念，就是将意识、目的性和意志视为高度发展的大脑器官的突现的特性。

    在人类的意向是诱发的、但我们同样视其为自发的意义上，突现的概念使得保留因果关系说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的终极论被认为是机械的因果关系的突现的特性。因此，我建议，对演化经济学家来说，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路径是采纳突现的概念及其反还原论的内涵。这将使得调和新事象和因果本体论（causal ontology）成为可能，同时解决了“无因之因”的局限：可以在不严格坚持决定论或非决定论的条件下，对人类意志有一个清晰的指认。

    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新事象的引入和对还原论的抛弃都必须依靠突现的概念。在这一理念下，“NEAR”演化经济学的独特之处就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了。从而，突现的概念成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的中心特征。

6.3 NEAR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们  

    对NEAR演化经济学的先辈的搜索将被限定在1930年以前对这一流派作出了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当中。“NEAR”一词排除了许多经济学家，下面考察其中四位。门格尔和熊彼特由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而被排除。马歇尔赞成还原论并很少注意到新事象的问题。虽然奈特（1921）对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和新事象给予了很大的重视，但他极端的个人主义模糊了任何反还原论的看法。

    一些卓越的候选人得以保留，包括霍布森、凡勃伦和康芒斯。凡勃伦和康芒斯以美国制度学派的开创者著称，霍布森则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除了凯恩斯对他做了大量迟来的赞誉（Keynes,1936,pp.364-71），霍布森长期为经济学家们所忽略。

6.3.1凡勃伦

由于凡勃伦（1898a,1899）是第一个将达尔文的变异、遗传和选择的思想广泛运用于经济演化的经济学家，他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首位演化经济学家。然而，他的NEAR演化经济学思想并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个理由是，他受到主流科学中的决定论概念的羁绊。直到一战后，科学思想中严格的决定论才得以破除，并导致了量子物理学的产生。

有论者认为，凡勃伦“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玩跷跷板”(Seckler,1975,p.56)，“抱着将目的和意图逐出科学的观点”（Commons,1934,p.654）。然而，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凡勃伦就讨论了人类自由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进而，他又对人的目的性给予不断的强调：“经济行为是目的性的，体现为人们总是在不停地尝试。”（Veblen,[1898a],1919a,p.75）人类“被赋予了有目的的行为的禀性”（Veblen,[1898b],1934,p.80）。除了许多直接的表述以外，比如，凡勃伦（1914）对“无端的好奇”的强调，在他的人类行为理论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凡勃伦（1914,p.334）还谈到了“人类精神的自由运动”。尽管如此，“有目的的行为”的性质和定义并不总是清晰的，这可能部分导致了对凡勃伦的思想理路的争议 (Seckler,1975; Langlois,1989)。

总的来说，凡勃伦赞同因果关系的解释，又无法将此与他对人的有目的的行为的信念调和起来。例如，凡勃伦（1914,pp.324n.,334n.）抛弃了柏格森（Henri Bergson,1911)等人的生机论，却无法发展出与他对于因果关系的解释的偏好相一致的系统的图景。然而，他终究没有放弃有目的的行为的概念。更有进者，是他天才地指出，目的性本身应该给予一个演化论的解释。凡勃伦(1934,p.80)在1898年谈及人这种动物时，说道：“在选择的必然下，人类被赋予了有目的的行为。”

上文已经指出，问题的解决包含了使用突现的概念。虽然凡勃伦受到摩尔根（Lloyd Morgan,1896）对突现的概念的原始阐释的强烈影响，但这在他的著作中未能得到清晰的体现（Hodgson,1998d）。

然而，与他的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凡勃伦的理论进路是交互作用论（interactionist）的和反还原论的。交互作用论认为，行为者和结构交互作用、互为条件，因而单单基于行为者或结构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交互作用论还认为，社会经济系统与它的生物基础是相互影响的，因而单单基于生物学的解释是不合适的，而同时社会经济现象的完整解释又必须包含一定的生物学因素。虽然凡勃伦([1909]1934,p.143)承认社会生活有其生物学基础，但他不赞同人类行为可以完全由基因遗传解释的观点。

6.3.2康芒斯

康芒斯（1934,p.55）注意到了物理学中的量子革命，并且看到了人文领域关于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的争论。然而，尽管他一再强调有目的的行为的重要性，他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却是含糊的。在其著作的一个片断中，康芒斯（1924,p.82）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争论视为与“经济目的”不相关的。除此以外，他始终一致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意志的活动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学中预测的作用。不过，对有目的的行为的强调仍然处于中心地位。康芒斯（1950,p.36）甚至认为，“在个人和所有集体组织中起作用的人的意志的科学”是经济科学的“20世纪的基石”。

张伯伦（Neil Chamberlain,1963,p.93）认为，尽管在具体表述上有些模糊不清，对个体的“人的意志”的作用和“集体行动”的地位的认识，构成了康芒斯的两大主要贡献。康芒斯的“集体行动”和“集体意志”的概念是复杂的和有争议的，但它仍然由于对那些不同于原子化个人的多种分析单元和水平的信念而部分地保留了下来[12]。他的作品主张一个人类行为者的有机主义的概念，人们塑造环境也为环境所塑造。

尽管如此，和凡勃伦一样，康芒斯也未能在其研究中明确地引入突现的概念。这一忽略甚至比凡勃伦更严重，因为康芒斯活到了1945年（其时凡勃伦已去世了16年），他应该能够对亚历山大和麦道格尔的哲学贡献作出更好的评价。康芒斯（1934,pp.17,96）曾经提到怀特海，但并未怎么利用他提出的突现的概念。这一概念存在于美国制度主义中，但始终未能有一个明确的表达。20世纪30年代美国制度主义的危机似乎没能使突现的概念成为中心议题。然而，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中仍然潜在着。

6.3.3霍布森

在一本与凡勃伦的《工艺的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同一年出版的书里，霍布森看到了人的错误、游戏中的发明在人的行为模式的变化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而成为持续的演化过程中的创新的来源。有趣的是，在这一语境下，与凡勃伦相比，他对“人类意志的自由”的功能给予了更多的强调。然而，凡勃伦把这一思想引入了达尔文主义的和系统发生的演化理论，而霍布森则不像凡勃伦走得那么远。在霍布森的著作中找不到与此相近的演化变迁理论[13]。

霍布森从他自己的有机论中得出了强有力的方法论的和反还原论的结论，他写道：“一个有机体，或者整体，无法为关于它的组成部分的分析所完整的解释：整体是一个新的产品，其特性虽然某种程度上来自于部分，但未必为部分所拥有 (Hobson,1929,p.32)。”霍布森随后表述了突现的特性和在更高的不可归约的水平上进行分析的思想。

在一本讨论凡勃伦的书中，霍布森（1936,pp.216）赞许地提到了20世纪前几个十年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

“包含着突现的演化给历史进程带来了不可预料的新事象，混乱、风险和机会也被带入充满能量的活动中来。就更高的价值体系而言，直觉（intuition）作为独立的信息源泉被提出来了，并且……这一思想路线……与机械论因果关系的教条在现代思想和情感的形成中，的确有着很大的抵触。对于演化过程中的新事象以及机遇因素的强调，构成了对于决定论哲学和日常思维逻辑的直截了当的挑战。”

因此，霍布森坚定的抛弃机械论的隐喻，认为它“压榨人性”、拒绝承认人的新事象和创造性（Freeden,1988,pp.89,173）。可见，霍布森虽然年长于凡勃伦和康芒斯，但他却对NEAR演化经济学的范式给予了更清晰的表述。

6.3.4键入米契尔……还有凯恩斯

米契尔是美国制度主义开山一代中的第三号人物，此外，还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始祖之一。米契尔的研究并非以对新事象和创造性的强调著称，而以对还原论的有力批判及其引致的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的贡献而闻名。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他与NEAR演化经济学一脉的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和康芒斯的联系，这里将他列入考虑，虽然对新事象的忽视将他置于NEAR演化经济学的阵营之外。

米契尔（1937,pp.26,375）认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并不一定要从个体行为理论开始，也可以从“总体现象”或“总体行为”的统计观察出发。1920年代到30年代，米契尔和他在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同事们对国民收入核算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主张，加总的宏观经济现象具有本体论的和经验上的合法性。

在经济学中，这是对还原论的重要挑战。它为凯恩斯主义的建立创造了空间，而还原论的反击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米契尔的理论进路曾受到来自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的基于还原论的批判，维宁（Rutledge Vining, 1949,p.79)在为米契尔做出的著名辩护中提出，诸如“贸易波动”等现象并不仅仅是“传统理论经济学中进行经济算计的那些单位”的加总。而且，“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实体的行为和运作可以植根于个人受到激励的行为而得到充分的解释，这些个人是整体的部分。”这是对还原论的经典拒绝，承认了突现的特性的存在，这种突现的特性无法为其组成部分所完全解释。

对凯恩斯主义来说，米契尔的反还原论批判是十分重要的。在传统的有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影响下，制度主义发展和支持了经济总量的概念化和测量方法。米契尔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发展了国民收入核算，影响并启示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Mirowski,1989b,p.307; Colander and Landreth,1996,p.141）。可以说，是制度主义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自己的观点也已经成为了人们争论不休的来源。但是，鉴于凯恩斯受到了关于人类意志和“血气冲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创造性和新事象的能力等思想的影响，他达到了NEAR演化经济学范式的一个标准。重要的是，凯恩斯深受怀特海哲学（如分层本体论、突现的引入、对人类创造性的强调等）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发展基于总量的经济理论时，凯恩斯突破了还原论。范式的第二个标准也满足了。因而，毫不奇怪，凯恩斯对霍布森满怀赞誉之情，甚至在给康芒斯的私人通信中这样写道：“虽然我和霍布森素昧平生，但从有限的证据判断，在一般思想方式上，看来还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象霍布森那样与我如此一致”[14]。

6. 4 结 论  

演化经济学的挑战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本体论的、认识论的和方法论的。对本体论的强调，是与哲学上向本体论基础的回归趋势相契合的，这种本体论基础在逻辑实证主义时代被作为形而上学而抛弃。

可以认为，“演化经济学”已经到达了它发展的十字路口，必须面对再生和倒退的双重可能。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毕竟认识到了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和这一理论进路根本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根基。

NEAR演化经济学或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一翼证明了大量相关努力的合法性：这些努力较少以形式化的经济模型的形式出现，且多集中于经济哲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技术和制度变迁的研究、经验调查和经济发展、产业和环境政策等领域。

显然，演化经济学正处于自身发展的关键性阶段。这一经济学流派本身也将充满了变化和多样性。对这一领域内不同张力的演化的观察将是饶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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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将对霍奇逊（Hodgson，1997e）的论述——该文的观点则用到了霍奇逊（1993b，1995b）的材料——作出回顾和实质性的拓展。

[2] 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学会和国际熊彼特学会都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0后出现的相关著作包括Andersen (1994), Basalla (1989), Boulding (1981), Blaas and Foster (1992), Clark and Juma (1987), Day and Chen (1993), Delorme and Dopfer (1994), Dosi et al (1988), England (1994), Faber and Proops (1990), Foster (1987), Goodwin (1990), Gordon and Adams (1989), Hamilton(1991), Hannan and Freeman (1989), Hanusch (1988), Hayek (1988), Heertje and Perlman (1990), Hodgson (1988,1993b,1995b), Hodgson and Screpanti (1991), Hodgson et al (1994), Kay (1982), Kwasnicki (1996), Langlois (1986), Loasby (1991), Louca (1997), Magnusson (1994), M. McKelvey(1996),  W. McKelvey (1982), Metcalfe (1994,1995,1998), Mirowski (1994), Mokyr (1990), Van Parijs (1981), Pantzar (1991), Reijnders (1997), Ruterford (1994), Saviotti (1996), Saviotti and Metcalfe (1991), Verspagen (1993), Vromen (1995)和Witt(1987,1992,1993a,1993b)。《演化经济学杂志》于1991年创刊，演化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也已出现在《经济问题杂志》（由美国背景的演化经济学学会出版）、《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和其他刊物上。

[3] 详见Dosi (1988b), Dosi et al (1988), Freeman (1990), Freeman and Soete (1997)。

[4] 在别的地方我们还做从其他角度作了分类。在另一个版本里（Hodgson,1997e），引进了关于具体的技术演化（Basalla，1989；Mokyr，1990）和一般的经济演化（Loasby，1991；Marshall，1890；Schumpeter，1976）是渐进论还是间断论——或突变论——的区分。但是这些分类仅仅是补充性的，对于那些最基础的问题，它们没能够都给予同样的重视。

[5] 应该注意，“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一流行术语有时被用于其他的、模糊的或相反的场合。令人混淆地，温特在反复用到诸如组织知识和集体学习等概念（1982）的同时，却又支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1988）。然而，温特所谓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看来是否认以下观点的，即意图和利益也可以归因于集体和组织，而非个人。与温特不同，我们认为，对“方法论的”强调才应该是解释的关键，而不在于归因于个人还是集体的争论。那种认为意图和利益既不能，至少不能无条件的，归因于个人，也不能无条件的归因于集体和组织的观点，是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左的。因而在恰当的、方法论的（即解释性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温特不是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

    阿罗（Arrow，1994）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定义则较为模糊：“有必要将对所有的经济交互作用的解释立基于个体行为。”（p.1）但是，何谓“将解释立基于个体”则不够明确。如果它意味着对“个体行为”的考量足以解释社会或经济现象，那么突现的特性的存在就可以证伪这一表述。相反，如果它只是意味着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取决于个人，那么这一表述就是可以接受的。阿罗进一步地提出，“所有的社会的交互作用都起因于个人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简单事实”（p.3）支持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但是，后一主张毋宁说是本体论的，而不是方法论的，而且也并未表明个人及其交互作用足以解释社会和经济现象。

    拉赫曼(Lachmann,1969,p.94)主张，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意为“任何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个人的计划上，就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而我在其他场合（Hodgson，1988，1993b）曾指出，如果对个体行为的解释总是诉诸文化和制度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无法达致这样的阶段，即对给定的个人在不考虑上述影响的层面上作出解释。进一步地，即便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落实到了个人的计划上，我们就能“满意”吗？显然，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进而考虑这些计划得以孕育和塑造的条件。与普遍的信条不同，以上考虑并不必然使我们导向人类行为者的决定论解释。

[6] 对该范式性质的讨论可参见Georgescu-Roegen(1971),Sebba(1953),Thoben(1982) and Mirowski(1989b)。

[7] 与Hodgson（1997e）相比，本图对哈耶克、斯宾塞、魏特的归类作了改动。这里，哈耶克Ⅰ看来避免使用生物学隐喻。而Witt（尽管他承认集体的作用）和斯宾塞则并未对突现的特性给予足够的强调以保持强烈的反还原论的立场。

* 原文为四个，疑误。——译者注

[8] 参见霍奇逊（Hodgson,1993b,pp.155,214-33)的讨论及其参考文献。此外，索普（Thorp,1980)基于非决定论对自由意志论做了的著名的哲学辩护。

[9] 然而，熊彼特自己对内生性变迁这一概念的阐发却是最不尽人意的。他说（1934, p.65），系统内的发展变化“出现在工业和商业生活中，而不是在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中。消费者口味发生的自发而间断的变化，意味着商人必须处理的数据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这样，在熊彼特那里，工业企业家独占了创造力的美誉。消费者的主动权、自发性和独创性并不被理解为内生性变迁的来源，而仅仅是“商人所面对的数据的变化”而已。而为什么生产者被赋予高于消费者的特权地位却是不清楚的。熊彼特(1934, p.66)接着考察了五种内生性变迁的重要力量，包括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新材料和产业结构和集中度的变化。很显然的，他未能将消费者口味和经济制度列为内生性经济发展的来源，而视其为外生的，仅仅是“数据”而已。这一希图为内生性划定疆域的著名尝试，竟如此武断和不尽人意。

[10] 劳森（Lawson, 1989a,1989b,1994b,1997）对巴斯克尔的观点作了广泛的经济学应用。

[11] 现在，《演化经济学杂志》奉行的编辑方针是，除了数学化的文章以外，也鼓励非数学化的文章。笔者本人也在这项方针的执行者之列。然而，各种时滞和文化锁定意味着形式主义仍将在我们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

[12] 和郎洛（Langlois,1986,p.4n.;1989,pp.285-7)、奥尔森（Olson,1965)和肖特（Schotter,1981,p.3)不同，康芒斯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并不认为组织或集体本身有一个独特的意志(Biddle,1990; C. Lawson,1996; Ramstad,1990; Rutherford,1983; Vanberg,1989)。

[13] 在我的《经济与演化》(Economics and Evolution)(1983b)一书中没有为霍布森专辟一章，这是我的疏失。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忽略是我当时的一个判断错误。

[14] 凯恩斯致康芒斯的信，1927年4月26日（康芒斯著作集，威斯康辛州历史学会出版，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