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视野下的台湾问题

就现实性而言，台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军事安全方面，这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也是为其历史背景所加强的，正是这种重要性，使得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抗和交往厚重而富有时代感，合理而饱含戏剧性。
 
就民族国家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治分裂催生出英、加、美、澳等独立政权的繁盛，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分裂并不深刻，因为在历经独立与反独立的军事阵痛和霸权与反霸权的文化申明之后，诸国不但在利益上并无实质性对立，而且兄弟同心，在政治上从而也并不包含相互对抗的意思。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霸主，也是这个世界格局的主导者和维护者，他们不仅制服了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挣扎，而且平息了日耳曼人和日本人的挑战。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也正体现着与之紧密相关的、由世界近现代史书写至今的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
 
从天下一家四方皆服皇恩浩荡的中央之国，到夷夏大妨割地赔款亡国灭种的东亚病夫，中华民族这头东方睡狮曾因对世界格局的重大误解备受磨难从而在几十年前倍加觉醒。从重整河山富国强兵领袖弱小的东方巨人，到归顺豪强割肉补疮众叛亲离的肥大羔羊，中华大地这座世界工厂也因对进步模式的过度想象饱受赞扬从而在十几年来尤其沉醉。
 
在当今中国特色时代所特有的人权与主权有无高下、民族与阶级谁更根本的双重历史辨正当中，漫画式地充斥着“美国大兵，我的兄弟”的无聊诉求，以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浅薄声张，这些毫无建树的文化迷障与“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的讨巧废话一道绑架了政治论战的主题，诱拐了经济解放的真义。
 
美国建国元老约翰-亚当斯曾说，每当选举结束，奴隶制就开始了，意在提醒选民们要慎重选择执政者。执政者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轮换的游戏规则，可以保证政府是为绝大多数选民服务的。然而自从利益集团控制了媒体，说客集团把持了言路，政治献金左右了竞选结果，真正能上台执政的就只会是财团代理人了。而且，更为重要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是，政权是更迭的，但财富是世袭的，执政者可以被选下台，但利益集团会持续存在。这就是美国政治变质的实质，如今的美国早已不是建立之初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的美国了。
 
其实稍加体认就不难发现，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存于历史夹缝中的民族，那些身居美国的犹太人，也并不因为其公民身份而放弃左右本国的外交政策以为自己民族的独立政权以色列谋求福祉。这不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有效说明，正相反，这是主权对于人权之具有重大意义的极佳例证。反观中国，当弱肉强食的外部丛林规则内化成为虎作伥的内部生存秩序，为大汉奸翻案、为卖国贼辩诬的脑残行径，实际是富有内涵大有深意的思想铺垫。对内严防死守耀武扬威，对外妥协迁就韬光养晦，这是经济汉奸的优先利益选择。对内不统不独占尽便宜，对外若即若离捞够好处，这是政治买办的最佳平衡策略。
 
台湾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故纸堆，也是中华大地的政治试验田。然而一个社会群体在何种意义上具备行使民族自决的资格，这是由该群体的历史成因、现实处境和行为意图所决定的。一种政治集团在何种条件下具有执掌独立政权的能力，这是为该集团的群体基础、现实条件和执政理念所体现的。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南北朝鲜剑拔弩张，大陆台湾交相威慑，印巴两国长期对峙，这无一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强力瓦解分而治之的显例。
 
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也正是在《反分裂国家法》的意义上，和平统一也好，武装平叛也罢，辨明主旨而不是在军事威慑之下盲目维持虚假的和平现状，理顺关系而不是放任对方挟洋自重以为外敌敲诈抑或家贼勒索大行方便，不但有触手可及的好处，也更符合华人世界所一致追求的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长远利益。这也正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利益之所在。
 
民族主义是有界限的，其合理限度就是与反抗阶级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相重合，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就会出问题。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对阶级压迫的强调一样，本质上都是准确把握到了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资本家没有祖国，所谓民族资本，不过是个文化幻象，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苦难的根本解决需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而退一步我们可以推知，作为美元债券的空头债主和打工过活的世界无产者，民族解放运动是反抗阶级压迫的必经步骤，民族锄奸意识是改善人权状况的必要前提，这是个体对抗盘剥和群体抵御侵略的双重觉醒。
 
由此看来，大陆的文化洋奴、经济汉奸，台湾的军事傀儡、政治买办，二者各行其是而又同事一主，全民公敌实属首恶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