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鲁迅随笔对底层群体的歧视与批判

鲁迅随笔对底层群体的歧视与批判

摩罗 

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文字分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随笔（习惯上被称作杂文），这种议论性文字记录的是他对中国国民性问题很理性、很深刻的思考，这种思考跟那个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材料和信息密切相关，所以是非常具有现实感的。另一种是小说，用形象和意象说话的，表现的是他内心深处对国民劣根性的理解模式、情感态度，这种理解模式和情感态度跟千万年来人类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理解、评价、期待、好恶等等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积淀。

我将鲁迅展开国民性批判的议论性文字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整体的批判，第二部分是对中国的精英群体进行批判，第三部分是对中国底层群体进行批判。

国民性批判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在外族入侵中遭遇长久的失败而无法自我振拔，亡国灭种的威胁日复一日地压迫着精英群体的神经中枢，所以鲁迅和他那一代精英人物最注重研究和诊断与“外族”对应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特征和精神特征。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文字中，这方面留下的成就最多，写得也最认真。其中有不少文章堪称上品。比如《灯下漫笔》、《春末闲谈》、《看镜有感》、《略论中国人的脸》、《说“面子”》、《随感录三十八》、《忽然想到》等等。

鲁迅作为一个非常具有责任感的人，他对自己所来自的那个阶级批评得也比较多。如果按照鲁迅将国民分作阔人和窄人的两分法，他的社会地位显然不在窄人那一边。即使他强调自己在感情和精神上无所属，实际上他却是属于士大夫群体的，那当然只能是阔人群体。

历来士大夫群体可以再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有社会控制力的少数人群体，它往往是由政治、军事、文化三方面的强人结成的联盟，这是权贵群体。另一类是作为这个群体的后备资源和外围组织而存在的文人群体，大约相当于鲁迅所说的“知识阶级”。这些人一面马不停蹄地给权贵群体帮忙和帮闲，一面又常常意识到底层群体的艰难困苦和积怨宿仇。当他受到权贵群体礼遇的时候，他迅速忘却了底层人的艰难困苦。当他不被权贵群体理睬的时候，他常常不忘“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候甚至想煽动并操纵底层群体的积怨宿仇闹个天翻地覆。鲁迅对权贵群体和精英群体的描述和批评，多于对底层人的描述和批评。其中较为出色的文章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隐士》、《老调子已经唱完》、《论睁了眼看》、《记念刘和珍君》、《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关于知识阶级》等。

鲁迅的随笔显示，他对于底层群体的态度相当复杂。他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思想家，他知道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失败，能够让底层人负责的部分极少极少。所以，他有时候禁不住为底层人的奴性开脱责任，强调那是暴政所致，并且对底层人十分同情。这样的文章有《倒提》、《踢》、《谈金圣叹》、《女人未必多说谎》、《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门外文谈之十一）》、《我要骗人》等。有时候甚至还将若干希望寄托在底层人身上，如《一件小事》等。

然而，鲁迅对于底层人的失望、苛责、不屑，也常常流露在随笔作品中。比如《我谈“堕民”》、《迎神和咬人》、《“揩油”》、《阿金》等等。所谓“堕民”，本系被精英集团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贱民，他们只能从事贱业，遇到本来也是贱民的普通人家举办婚庆大事时，他们有义务上门帮忙，可见他们是贱民中的贱民。按照古传的游戏规则，每家堕民所服务的东家比较固定，又因为服务过后有一定的赏钱，于是这种服务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就业机会。既是就业机会，对于这些赤贫者来说就颇为宝贵，于是固定的东家和就业机会代代相传。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1]

“国家”（其实是权贵集团）在规定各个群体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实际上也规定了各个群体不同的收入和获得收入的不同方式。堕民作为拥有资源最少的贱民，那点赏钱对于他们来说肯定十分难得，堪可依赖。再说，那些固定服务的东家也成了他们重要的社会资源，此外他们肯定没有机缘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给东家服务由当初的义务演变成了一种权利。

就此而言，一种社会结构所安排的“奴隶”身份，它本身构成一种特定的权利。他们如果主动放弃这种可怜的权利，那么他们就会突然失去这个固有的收入和社会资源。他们当然不愿意。

鲁迅是精英群体中极少见的具有奴隶感的人，终生都在痛苦咀嚼着奴隶的屈辱。可是他的屈辱毕竟局限于尊严方面，在生存资料的获得方式上，他纯粹是精英式的（官俸、政府补贴、版税等）。对于“堕民”以及华老栓、华小栓、七斤、九斤老太太、闰土、阿Q、吴妈、祥林嫂们获得生存资料的艰难，体会不深，有时恐怕难免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

我们试着设想一下，古代雅典有一个心地善良的名叫“亚里士多善”的人文学者，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对奴隶阶级的歧视，主张解放奴隶，天天鼓动奴隶反抗和逃跑。有一天那些奴隶果然逃跑了，并宣称自己已经获得了解放。可是奴隶身份、地位以及他们的权利义务都是得到国家制度肯定的，如果国家制度并没有为这些解放的奴隶提供新的法律地位、新的就业渠道、新的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那么，用不着军队前来镇压，经过三天的饥寒之后，这些解放了的奴隶最为现实的选择就是回到原来的奴隶主家里继续干活。这时候，不受惩罚、不受拒绝地回到奴隶主家里，乃是他们最为现实的权利。

那个名叫亚里士多善的人文学者，因为奴隶们返回原籍继续干活而“怒其不争”，从此发奋著书，大肆批判雅典奴隶的奴性，并因此判定这些雅典奴隶的奴性就是雅典城邦共和国的国民性。他的著作名叫《雅典奴隶劣根性批判》，处处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唱对台戏。

假如真有这么一位人文学者，我们只能说他的良心很难得。至于他的著作和学说，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样，只能是一本对于精英群体即奴隶主阶级有利的、有用的著作。亚里士多善的本意当然是激发奴隶奋起反抗，争得平等与自由，但是实际效果可能与此相反。

他在批判奴隶时所表现出的蔑视和憎恨，正好证明他虽然在感情上是奴隶主阶级的叛徒，但终究是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他对奴隶阶级的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恰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殊途同归。因为亚里士多善比亚里士多德更为详尽地证明了奴隶们浑身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长满了奴性，那么也就同时证明了奴隶主不辞辛劳地奴役他们也就是为他们造福。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反反复复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亚里士多善《雅典奴隶劣根性批判》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同完成了这个结论的论证，那么，他俩都会被精英群体奉为人文祖师、文化泰斗。

回到《我谈“堕民”》这篇文章。如果我们认为堕民们维护制度给他们安排的“权利”就是奴性的表现，那么同时也就证明了，精英群体对他们的奴役恰是成全他们、造福他们。而这后一个结论恰是“国家”所喜欢说的话，是历代精英群体反复言说的金玉良言。

根据一次演讲整理出来的随笔作品《未有天才之前》，已经表现出一些颇为危险的信息。鲁迅他们对中国的现实一天比一天绝望，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些伟大的天才人物横空出世（胡适说大约需要一万名），挽狂澜于既倒。可是鲁迅期望了半辈子也不见一个天才到来，于是他有点支持不住了，他不得不开始寻找天才无法出现的原因。经过半辈子的思考和寻找，他终于找到了这个原因，那就是大众不愿意做培植天才的泥土。这是一种典型的失意士大夫怨天尤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于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讲演时得到最明确的表达（即《未有天才之前》）。

这种心理在中国精英群体中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使命定位在教化众生，背后的意思当然是众生过于愚昧、冥顽，不懂伺候精英、服膺王道，那是这个世界的黑暗部分和破坏因素。只有通过知识阶级的努力，将这些黑暗因素和破坏因素消灭、化解、转化，这个世界才会光明和幸福。精英群体历来喜欢突出自己的这种使命和功绩，以此作为自己获得崇高社会地位和上等俸禄的理由。精英群体这种通过教化众生而获得崇高地位的“精英意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得到了最大的膨胀，最畸形的繁荣，堪称登峰造极。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变革缓慢举步维艰，其原因本来非常简单，那就是以满族皇室和汉族官僚为代表的权贵集团不愿意对自己的特权和利益进行哪怕很小幅度的调整，所以拒绝一切社会变革和利益重组。关于这个问题，余英时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时候，有一段总结：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于中国也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2]

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五四精英，作为近代以来国家民族危机的见证人，却撇开这些政治常识，将国家利益与皇室利益的斗争、民族拯救者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统统解释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并进而将保守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没落，将变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底层人群的过于愚昧与麻木，这完全是颠倒乾坤的错误认识。

他们以这个颠倒乾坤的错误认识为基础，发起一场针对愚昧国民的启蒙运动，使得有史以来所有的过错和罪孽都由弱者承担的“精英意识形态”膨胀到了最严重的程度。精英群体永远是崇高而又正确的，他们是创造并播撒光明的，底层群体永远是愚昧、卑贱而又罪孽深重的，他们是抵制光明并顽固坚守黑暗的。这种精英与底层的紧张和对峙，激发起一代一代圣贤之徒广施“教化”和“启蒙”的伟大激情。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精英群体不成熟的时候，就成天责备底层群体如何愚昧、如何软弱、如何守旧。五四精英群体将中国变革的障碍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腐朽和国民的保守，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无知。以这种无知来实施“教化”和“启蒙”，难免导致乖谬的结局。

当鲁迅下笔批评底层群体的各种恶德恶习时，这个主观上认为自己“无所属”的精神界战士，客观上不得不暂时属于他的“精英群体”。

幸好鲁迅是一个艺术家，他对那些溢出精英意识形态之外的感性材料具有强烈的感受力，并怀有正确解读的善根。他很看重自己避难期间曾经住在外婆的村子里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这种切实的接触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最为弱势的农民群体具有一些超越意识形态的、很经验、很感性的了解和同情。这种了解和同情对他不自觉地接受的精英意识形态形成了某种质疑和抵制的力量。有了这种质疑和抵制的力量，他的内心就难于被精英意识形态完全占满。他的意识深处就会永远保持一个角落，对强大的文化传统所赋予他的精英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和反思，有时候甚至会跳出这个精英意识形态框架，用另一副完全不同的眼光和情感态度来审视底层、理解底层。当他笔下流露出对于那些残害弱者的强势人物的愤怒和谴责的时候，他分明将自己拽到了精英群体之外，那一瞬间他显然是自觉地站在底层人群一边的。这正是他与其他精英人物的区别所在。

总之，鲁迅是对于精英群体和精英意识形态自觉地表示了最多的愤怒与批判的精英人物，是对底层群体自觉地表示了最多的同情和哀怜的知识分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显然得到了他的经历、学养、良知、智慧、理性的支持，正是这些因素将他造就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思想家，一个跟精英群体和底层群体均具有深切血肉联系的、对精英群体和底层群体均保持审视之慧眼与态度的、具有强大批判力量的精英中的精英。

归根到底，鲁迅只能是他所蔑视的精英群体中的一个精英分子，只能是他所批判的知识阶级中的一个知识分子，只能是他所抵制的精英意识形态的某一方式的承载者和体现者。

他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在回避这样的身份定位，企图逃脱精英意识形态对他的追捕和制约，但是，历史的逻辑早就给每一个人定下了他的宿命，每个人都只能在历史的宿命中遭遇惨败，鲁迅也无可例外。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之一章，该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