逡巡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选择

逡巡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选择——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再思考

宋 晓 芹　

    [摘 要]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现实考虑，使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既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表现出明显的现实利益因素。单从意识形态或现实利益的角度认识和理解美国对华政策既不全面也不客观，应该说它是美国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折的情况下，逡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艰难选择。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成果最多、争论最大的一个领域，也是不断激发学者们研究兴趣的一个领域。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僵硬的，当时并不存在缓和中美关系的可能；另一种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中美关系存在缓和的可能。近年来，随着新冷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第一种看法的认同呈上升趋势。笔者认为，单从意识形态或现实利益的角度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它既包含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又包含了明显的现实利益因素，它是美国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折的情况下，逡巡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艰难选择。

                    意识形态：美国对华政策难以挣脱的藩篱

    “美利坚民族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要试图对美国如何进入国际政治的密林，或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意识形态都占据着显著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因素就是反共主义。反共主义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像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试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虽结盟共同作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敌视。罗斯福在给美国驻苏大使约•戴维斯的一封信中表示：“不论我，还是您，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力量在东欧的扩展，被美国认为是对自由价值体系和西方民主制度的严重威胁，杜鲁门主义作为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使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了美国对外决策的各个环节当中。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战后时期几乎每一项重要的美国对外政策决定，都是对某一觉察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作的反应。”
    “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由于反共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遭到美国的敌视。抗日战争期间，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抗战胜利以后，“为了防止中国共产主义化，罗斯福和杜鲁门采取了以离间毛泽东和苏联为首要目标的政策”，说服苏联接受了与美国共同支持蒋介石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国共和谈破裂以后，美国公然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红色大惊恐”，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影响凸显出来。新中国成立之际，正是美国国内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之时。美国政府和民众普遍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结果，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美国不仅不能承认它，而且应该设法骚扰它，甚至推翻它。早在1949年1月19日杜鲁门就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南京解放以后，国务卿艾奇逊多次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强调“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事实上的当权者，从政治上讲，将贬抑国民政府”，“美国在没有得到它将履行国际义务的证据之前，可能还不准备这样做”。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通过频繁的外交接触，劝导相关国家应结成“共同战线”，不要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做出任何主动的表示。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杜鲁门就指示美国国务院：“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权，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10月 6－8日，美国国务院召开了关于对华政策问题的圆桌会议，决定在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上态度“不应急切”。25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一份报告宣称，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尽一切努力来防止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中国的唯一政府”。1950年2月中苏结盟之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第68号文件认为：“冷战事实上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世界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必须通过迅速持久地建立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通过旨在扼杀苏联的创造性的计划，迫使苏联承认自由世界有决心和能力挫败克里姆林宫。”该文件倡导一种积极的遏制战略，“是美国对共产党中国胜利和苏联爆炸原子弹的反应”，是“其后 20年间美国进行冷战的蓝图”。
    除了反共主义之外，美利坚民族的自负心理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长期以来，“美国人以在中国充当特殊角色自居，滋长出一种民族自负心理”。正如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所说：“结合中美两民族在宗教上、慈善事业上、文化上的联系，常使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加强。”艾奇逊的观点虽然代表官方，但它“也被美国民众广泛认同”。在这种民族自负心理的驱使下，美国政府无视其强权政策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相反却以“施惠者”自居期待回报。在他们看来，美国对华政策是以对华友谊为基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美国完成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和苏联的成就”，中国应对美国所谓的“友谊” 充满感激，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充满景仰。因此，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那种认为自己在中国是无所不能的观念，受到直接的挑战”。他们固执地认为，“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制度”，美国“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成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
    深陷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情绪和民族优越的自恋情结之中，美国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泥潭。“美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一叶障目……杜鲁门及其顾问在美国人民的充分支持下，在亚洲也在欧洲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它日益成为一项反华的政策”。由于无法接受中国内战的结果，美国近乎疯狂地仇视和遏制中共政权，甚至在国内疯狂迫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歧视和排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这在美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现实利益：美国对华政策不能忽视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是国际关系史上现实主义学派崛起的年代。美国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发源地，外交政策自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遏制战略的出台和美苏冷战的爆发就是现实主义理论指导美国外交实践的重要体现。对华政策作为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被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那么，美国在中国的现实利益是什么呢？在罗斯福设计的世界蓝图中，中国是美国在军事上的一个可靠盟友，是未来美苏竞争中阻止苏联在东北亚扩张的缓冲地带。为了把这一蓝图变为现实，美国不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同情和支持，而且对塑造中国的大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力图在中国建立蒋介石治下的“和平”。然而，中国内战的爆发和共产党的胜利，使美国的现实利益面临严峻挑战，如何维护美国的现实利益也就成为其对华政策不能忽视的因素。
     1948年9月，在国民党的失败基本成为定局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交的对华政策报告认为，“全力以赴地援助国民政府是一条规模巨大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美国政府不能这样拿着美国的声誉和财力去赌博”。中国的共产主义只是在它“可能成为苏联政治、军事力量的附庸这一点上，才对我们具有潜在的严重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是：“1）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2）在国民政府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消亡以后，视当时的情况决定承认谁的问题；3）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一”在肯定一般的军事援助不可能对中国局势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形式来发挥我们的力量，将是最有效的”。这份报告所包含的现实利益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内战的结果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能力，美国应避免因“全力以赴”援助蒋介石给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造成负面影响；二是美国应探求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1949年1月11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这份报告。文件要求美国应“制定相应计划并适时做好准备，以便在中国出现机会时，加以利用；同时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
    为了显示对华政策的灵活性，维护自身的现实利益，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美国逐渐拉开了与国民党的距离，1949年1月下旬，美国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的军队，并撤回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南京解放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滞留南京，以此“冷却”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海解放以后不久，驻青岛的美国海军舰队也奉命撤离。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美中关系白皮书》，“企图在美国舆论面前证明自珍珠港事变以来政府政策的合理性”，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对于此时国民党希望迅速增加军事援助的要求，美国也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将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l月 12日，艾奇逊正式宣布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防御圈”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再到菲律宾，台湾被划到了美国的防线之外。虽然，声明中的“目前”两字值得质疑，但美国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见认为，采取军事措施阻止中共收回台湾是不明智的。在与国民党拉开距离的同时，为了对中共的决策施加影响，美国国务院在司徒雷登留驻南京期间，令其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接触，探询中共的政策动向。考虑到中共在经济建设方面将面临的困难，1949年  3月杜鲁门批准的“对华贸易政策”提出，应该恢复对华正常贸易，以加强中国内部的反苏力量，促使中苏之间产生摩擦。尽管对军用物资和战略物资的禁运和限制仍很严格，但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略宽一些。由于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加之中共外汇数量有限，这些政策对缓解中共面临的经济困难作用不大，但其现实利益的考虑还是十分明显的。
    在离间中苏关系的问题上，1948年夏发生的苏南冲突，使“美国好像获得了一种从内部腐蚀敌人阵营的武器：如果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能和莫斯科分裂，为何别的共产主义国家不可能呢？”美国驻苏大使馆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铁托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具有绝妙的意义”，“铁托和毛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应该抓住时机，动摇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信心，促使中共走铁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问题进行了讨论。1949年12月29日，艾奇逊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谈话中说，“毛实际上不是一个卫星，他掌权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由苏联军队扶植上台的”，“这一情况是我们在中国的一项重要财富”。12月 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48／2号文件提出：“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扩大共产党人和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国的其他力量之间出现的任何分歧，同时应谨慎地避免进行直接的干预。在适当的场合，应利用一切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为了给中苏谈判制造困难，美国向中国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和心理攻势。尽管美国并不打算真正放弃台湾，但美国国务院认为“公开支持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会破坏任何使中苏分离的策略”。因此，1950年1月2日，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通过“美国之音”发表了美国不准备用武力帮助蒋介石“保卫”台湾的讲话。5日，杜鲁门又发表了关于美国无意干涉台湾问题的声明。12日，艾奇逊宣布台湾并不在美国的“西太平洋军事防御圈” 之内。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在报纸上散布谣言，强调苏联的帝国主义行径。美国官员们发表的讲话屡次把中国共产党人称为傀儡，希望使他们感到羞辱而开始表示出反俄国的民族主义”。美国学者鲍大可认为，这“或者是故意用来加剧中苏摩擦的一种策略”。
    虽然美国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对华政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也不能否定它的现实主义特性。首先，美国避免了全面卷入中国内战，客观上有利于其全球战略的实施；其次，美国继续维持与国民党的关系，保持其在台湾的政治存在，为后来干涉中国内政和调整其亚洲战略埋下了伏笔；最后，离间中苏的“楔于” 战略虽然短期内未见成效，但长远来看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还是不能低估的。

                     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双重性

    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很多情况下是相辅相成甚至融为一体的，它们都是构成国家利益的基本要素。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美国对外政策的这种双重性时指出：“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涉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可见，把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对立起来，尝试用探求单独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来阐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片面的。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应该避免这种片面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性。由于美国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是苏联力量在亚洲的扩张，所以采取了敌视和遏制的对华政策。强烈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使美国错误地把中共看成是莫斯科的傀儡，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看成是外部力量控制的结果，因此不愿意认真考虑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不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与新中国的关系。偏执的民族自负心理使美国对“丢失中国”感到异常恼怒与沮丧，从而导致了美国右翼势力仇华情绪的迅速蔓延，并对政府的决策造成了一定影响。由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严重对立，反对共产主义就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自由民主制度、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再加上所谓“丢失中国”对美利坚民族优越感所造成的冲击，美国政府和右翼政客都不愿意接受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现实，其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特性也就不可避免。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也受到现实利益的制约。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尽管当时美国的实力非常强大，但也不足以保证它在全球范围内四面出击。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虽然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优势，但还不足以使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发生转移。根据现在解密的相关档案材料可以肯定，美国政府当时确实没有武装干涉中国的打算，而是从自身的现实利益出发，制定了从中国内战中逐渐“脱身”的政策，这是美国政府对自身实力审慎评估的结果。为了减轻中国革命胜利对美国全球战略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政府还制定了离间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以防止中苏结盟造成美国在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更大的被动。一些学者根据中苏结盟的结果，质疑“楔子” 战略的现实主义特性，认为向新中国施压、拒绝承认新中国与“楔子” 战略的目标是矛盾的，只有向新中国示好才是现实的选择。然而，“在国际关系中，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国家利益，而是决策者以意识形态为思想框架和观察工具所认识到的国家利益”。对于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他们所认识到的国家利益也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因此“脱身” 政策和“楔子” 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为，美国既想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又不愿彻底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既想避免出现中苏结盟的局面，又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新中国，试图通过示威而不是不好的手段促成其政策目标的实现。根据这种局限性否定美国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特性，应该说是不客观的。
    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相互交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说它是意识形态的，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在反共、反华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回旋余地太小，不足以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说它是现实利益的，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并没有完全脱离客观现实，中美关系看上去还留有一些回旋余地。由于当时美国的综合实力特别强大，自身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因此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相对提升，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相对增强；由于当时美国强大的实力还不足以建立一个由它主宰的国际秩序，在国际事务中还做不到为所欲为，因此对华政策的现实利益因素亦不能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是谋求建立一种美国治下的“和平”，以便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生活方式，满足垄断资本对外扩张需要，为美国的经济谋求最大可能的发展空间，其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双重特性。对华政策作为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美国决策者逡巡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之间抉择的结果，具有这样的双重特性是合乎逻辑的。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5期《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