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破除的那些迷信

　　中国曾经是个迷信盛行的国家，迷信束缚了国家发展的手脚，迷信让国家萎靡不振。

　　“五四”运动之后，毛主席回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创刊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兵统领衙门便衣密探逮捕。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声援营救陈独秀，他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称赞陈独秀为中国揭示民主真理的功劳。他在文章里说：

　　“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

　　四亿中国人，三亿九千万人是迷信家，何等可怕的一个数字！尽管毛主席说的不一定准确，但中国存在普遍的迷信是基本的事实。破除迷信，成为中国走出颓势危局的劈头第一要务。

　　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他号召人民“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因包办婚姻而导致的赵五贞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毛主席边续发表十篇评论文章，直指“社会万恶”的本质，他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一文中认为这起悲剧的起因是由于“极大的迷信”，存在于中国的最大的迷信“婚姻命定说”，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小迷信”，像一把绳索将中国人的婚姻锁住。他号召改革婚制：

　　“他的寻死，这些迷信，一定是‘与有力焉’的。我们倡言改革婚制，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的上面。”

　　一九二七年三月，毛主席到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形势较好的县进行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文中指出中国人受到四种有系统的权力支配，政权、族权、夫权以及“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他记述了当地农村在农民协会的带领下“禁迷信、打菩萨”的盛况，“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毛主席在考察的过程中也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他说：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中国的迷信的灾难深重而顽固，非革命的疾风劲雨不能涤荡，以破除迷信为重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其中一支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用革命的手段向着各种的迷信展开了勇猛的进击。毛主席成为这支武装的最著名的革命领袖。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他说：

　　“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1944年3月22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发表讲话，针对边区卫生工作中存在老百姓迷信现象，他提出要进行科学知识普及，医药卫生应该放在工作计划里，才能破除迷信，使老百姓不敬菩萨。他举例说：

　　“从前我从长沙到上海，乘的船有两种，一种是洋船，一种是木船。洋船他们不敬龙王菩萨，坐洋船的人也没有关心敬龙王菩萨的。但是木船他们就要敬龙王菩萨，龙王菩萨是他们的‘保险公司’，木船是容易翻船的，为了避免翻船，他们不得不投一笔钱到龙王菩萨这个‘保险公司’里去。所以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在延安的苏联医生）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

　　1944年10月30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演，指出解放区虽然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仍然存在着广大的封建遗迹，他说：“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对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工作提出了两条原则：

　　“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历经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人民在破除强权的迷信、破除封建的迷信、破除鬼神的迷信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建立了一个人民的共和国，但迷信的土壤并没有完全清除，破除迷信依然任重而道远。

　　新中国成立后，在讨论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将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还有人提议在宪法草案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毛主席对这些提议进行了否决。1954年6月14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就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发表讲话，谈到删掉个别条文时，他解释说：

　　“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1956年2月25日，毛主席听取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他说：

　　“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我们有可能超过它。”

　　1956年3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针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指出：

　　“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1956年3月14日，毛主席会见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当艾地问题毛主席写文章是不是一气呵成时，他说那是迷信，他说起了外面传播的关于自己的不真实的故事，他说：

　　“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1956年4月4日，毛主席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表明对苏联二十大的态度，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会上说：

　　“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论十大关系，谈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指出要树立民族的自信，他说：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会议再次系统阐述十大关系，谈到斯大林的时候，他说：

　　“一方面批评斯大林，一方面保护斯大林。斯大林是一种财产，有一部分错误的东西，应该批评。正确的部分应该保护，当做我们的一种武器，不要把这把刀子丢掉了，因为有用处嘛。现在批评斯大林也有些倾向，把工作否定了，这不对，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错误。苏联的批评会产生积极作用，因为那个国家，什么话也不敢讲，除了斯大林的话，造成了一种迷信。关于破除迷信，过去也谈过，我们的人经常有迷信。对斯大林不能迷信，对中国人，外国人，死人，活人，都不能有迷信。对的就赞成，不对的就不赞成，对自己也是这样。”

　　1956年6月28日，毛主席在同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洛尤交谈时说：

　　“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这是迷信。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有坏人，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

　　1958年3月10日，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听取华北各省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谈起斯大林的问题，他说：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该拒绝。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1958年3月22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谈领导作风问题，指出要提高理论水平，活泼思想，他说：

　　“我们的同志现在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不要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要自惭形秽。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即抓住向老古董作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学问是抓来的，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

　　1958年5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问题，指出不要怕资产阶级教授，也不要怕无产阶级教授，不要怕马克思，他说：

　　“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1958年5月16日，毛主席在一份关于与苏联专家拧成一股劲的报告上写下批语《四海之内皆兄弟》，其中写道：

　　“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1958年6月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十位驻外大使和即将出任驻外大使的人员谈话，他说：

　　“现在要抓三个东西，第一抓粮食，第二抓钢铁，第三抓机器。迷信首先在这三个问题上破除，再加外交上破除了迷信就行了。个人崇拜哪个地方都有，为劳动人民所必要的权威是必须有的。工作总要有点压力，但不要迷信。”

　　1958年6月17，毛主席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批语，要求独立自主地搞建设，其中写道：

　　“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

　　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1958年7月12日，毛主席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指出要克服对帝国主义的迷信思想，他说：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1958年9月2日，毛主席会见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就民族独立问题，他说：

　　“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者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

　　1958年9月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关于国际禁运，他说：

　　“不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1958年11月23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就破除迷信问题说：

　　“破除迷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1959年3月3日，毛主席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谈话，关于对美国的迷信问题，他说：

　　“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人民中间迷信的人还很多，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 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在你们那里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是北美的月亮好呢，还是中南美的月亮好？有人迷信美国的月亮，说美国人文明，说我们比他们野蛮。文明国家把军舰开到西太平洋来，这能算文明吗？美国还把军舰开到中南美去，你们国家派了军队到美国去吗？这样看来，谁文明一些呢？我们要文明一些，因为我们没有派军队到美国去。”

　　1959年6月1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谈到高指标问题，他说：

　　“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点，不要那样人为的紧张，每天那样紧张，每天完不成任务。”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过许多谈话，谈到技术问题时说：

　　“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

　　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和夫人，谈到向西方学习问题，他说：

　　“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他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为转发鞍山市委报送的“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鞍山市委的报告中介绍了鞍钢“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成功经验。毛主席称赞这个报告“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批语写道：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1960年5月7日，毛主席会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他称赞古巴革命的世界意义，称赞非洲的大国会议的反帝、反殖民主义，他说：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1964年1月30日，毛主席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谈到中法之间的共同点及两国之间做生意的问题，他说：

　　“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信它们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许你们是有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啥也不怕。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 照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

　　1965年9月5日，毛主席会见由邮电部部长阿拉萨纳·迪奥普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谈到外援问题，他说：

　　“整个非洲国家都要独立自主，有暂时困难时，搞点外援也是必要的，但主要是依靠国内人民。九个指头要靠人民，一个指头就是所谓的外援。当然，这一个指头也是平等的，等价交换。第三世界人口多。你们不要迷信帝国主义了不起，我们自己就很不行，有自卑感，其实他们开头也很穷，而且很野蛮。”

　　1966年3月20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他说“不要压制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坏的要批评。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会上有人提出学习毛主席的问题，他说：

　　“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

　　1969年4月14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称赞在苏联军队人侵我珍宝岛时，我方基层指战员在武器装备落后于对方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战斗精神，并说：

　　“应该破除一些迷信，这回珍宝岛破除了一个迷信。”

　　1970年7月11日，毛主席会见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到国际形势时说：

　　“祝贺你们兴旺起来，破除迷信，不要迷信什么帝国主义。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它那套帝国主义政治的迷信，它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不容易。”

　　1970年7月13日，毛主席会见由贝当古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在座的法国驻中国大使马纳克说法国的政策是避免只由美苏两个大国来解决问题，要考虑有中国来参加，同时要考虑有关地区人民的意志。毛主席回应说：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我的意见是要破除迷信。”

　　中国曾经是迷信家的乐园，毛主席把迷信当成中国最大的危险，“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迷信是中国现代化的拌脚石，是中国文明和进步的拌脚石。在中国历史上，毛主席第一次深刻地改变了迷信滋生的土壤，奋戈一击，换了人间，中国人从此告别了迷信，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破除的众多迷信里，最大的迷信是对强权的迷信，不仅包括蒋介石的反动强权，还包括国际帝国主义的强权，尤其是美国的强权，他所获得的“美国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这一经验，不但破除了中国人对美帝的迷信，也破除了世界对美帝的迷信；因此它不但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

　　谁也无法否认，毛主席破除的那些迷信，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国人民个性的解放，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