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醒世恒言”——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

战争交战双方的胜负，有时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汉楚相争，屡战屡胜的西楚霸王项羽最终败在实力远在其下，且屡败屡战的汉王刘邦手下；拿破仑叱咤欧洲大陆，挥军所向披麾，不料兵败滑铁卢，以致饮恨千古；装备精良的德国希特勒军队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兵败斯大林格勒，成为斯大林指挥苏联红军扭转卫国战争战局的神来之笔；美军挟二战胜利之余威，统领联合国军发兵朝鲜半岛，与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数年后，最后却极不情愿地坐在板门店与中朝军队签署美军战史上被迫停战的第一份停战协议……

战争的胜负虽取决于交战双方实力比对，但交战过程中的诸多变数、双方将帅的策划谋略与斗智斗勇也会使战争形势发生难以预料的大逆转，以致发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小胜大乃至不战而胜的战争奇观。这些战争奇观便成为军史学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将领们津津乐道的研究课题，这也为策划学提供了生动鲜活、丰富多彩的研究素材，策划理论也因此得到极大丰富与发展。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国共两党军事大对决，被人们称为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军事策划谋略的大斗智。

刘济昆先生在《毛泽东兵法》一书中说：“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战是二十世纪中国两大军事高手之战。”

他在书中开门见山地说道：“毛泽东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他以所谓‘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从七、八条枪开始，发展出一支二、三百万人的人民解放军，‘枪杆子里出政权’，最终指挥红色江山。这一点，左派、中派、右派；上层、中层、下层；中国人、外国人……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是一介书生，却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不一定有口皆碑，却无人否认其超凡的打仗才能。”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策划威力。纵观毛泽东军事生涯，研读毛泽东军事著作，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超凡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更善于学习、实践，更善于思考、总结，更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与关键所在。毛泽东军事著作没有长篇巨著，但篇篇精彩，许多精辟观点至今仍被人们奉为至理名言，有的甚至可作为策划谋略的“醒世恒言”来看待，其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句话更应为人所铭记。

（一）解读：毛泽东的“醒世恒言”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著中就战争基本原则作了如下论述：“一切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都是根据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所谓原则，从射击原则（隐蔽身体，发扬火力，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起，到战略原则止，都贯彻了这个基本原则的精神。一切技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的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的根据。”

毛泽东一系列军事策划谋略均构筑在这一基础之上，并在与对手交量中发挥的淋漓尽致。如毛泽东把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国民党“围剿”的游击战争总结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分析说：“这十六字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

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反“围剿”中使用的“诱敌深入”，就是针对敌强我弱而采取的游击运动战形式，充分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采取“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第二次反“围剿”采取“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第三次反“围剿”采取“诱敌深入，击其惰归”，从而击退了数倍乃至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

《孙子兵法》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孙子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指要首先考虑自己如何不为敌所胜，然后再考虑寻找或等待敌可能为我所胜之机会，并指出只有善守善攻者才能“自保而全胜”。

古兵书《吴子》所载吴起对魏武侯之言：“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所谓戒，在这里是指戒备、战备，即把强化戒备作为保国胜敌之首要。吴子还主张在作战时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且要权衡利弊，“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还有诸如不宣而战与先礼后兵、先法制人与后法制人、哀兵必胜与牛刀杀鸡，避实就虚与迎头痛击，诱敌深入与深入敌后，以一当十与以十当一……凡此种种，无不反映出用兵之道皆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第一要义，策划谋略莫不如此。故孙子曰：“兵者，诡道也。”

毛泽东在谈到积极防御中的战略退却时作了一个形象比喻：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接着就此讲了《水浒传》里的故事：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所以，毛泽东在策划用兵问题上，即反对两个拳头同时出击打人的盲目的冒险主义，又反对消极防御的保守主义，更反对被强大敌人所吓倒，无计划、无目的的逃跑主义。前一种是只顾消灭敌人，不知有效保存自己；后两种是只看重如何“保命”与“逃命”，不敢主动灵活地去寻机破敌。江西中央根据地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失败，问题就在于此。

（二）教训：从“不失寸土”到“人地皆失”

一九三三年夏秋，蒋介石在总结了前四次“围剿”江西中央根据地失败的教训后，花巨资购进大量飞机、大炮等重武器，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聘德国人作军事顾问，决定采纳德国军事顾问建议，不惜耗费巨资，采取持久战和保垒主义战略方针，调动五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被免去中央红军的领导职位，只挂了江西中央苏区主席这一有职无权的虚街，由德国人李德担任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实际红军领导权落在李德、博古等人手中。

由于临时中央领导人错误估计形势，将中央根据主力红军一分为二，实施分离出击作战，对即将来临之第五次“围剿”不做积极准备，致使国民党军乘机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攻占黎川。黎川失守，震惊上下。李德、博古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作战方针，四面出击，且使红军频繁往来于敌保垒之间作战，盲目攻打守备坚固的白区据点，从十月九日至十一日，先后攻击硝石、资溪桥、南城许湾，均未克，反损兵折将。

十一月二十日，参加“围剿”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与李济深联合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打乱了蒋的“围剿”布署，使将介石不得不从北路“围剿”军中抽调九个师、沪杭地区两个师，由江西、浙江进入福建。

毛泽东认为这是天赐良机，马上建议临时中央与十九路军联手反蒋，同时红军主力打到外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作战，迫使“围剿”军回援，从而既打破敌之“围剿”，又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

李德、博古认为这是军事冒险，会丧失中央根据地，依然傻乎乎地用所谓正规战、阵地战攻打敌人坚固堡垒。这倒帮了蒋先生的大心，使其在从容收拾了“福建事变”后，得以回过来来集中精力与兵力加紧“围剿”中央根据地。李德等不顾敌强我弱之现实，在广昌投入重兵与敌会战，打阵地战、堡垒战、拼消耗，使红军遭受重创，至一九三四年四月，国民党占领广昌，使中央根据地北大门豁然洞开。国民党军乘势向根据地腹地推进。

李德等人仍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力图阻止国民党军的步步为营的堡垒式推进，毛泽东认为如此耗下去，必败无疑，建议红军主力应主动向湖南中部挺进，在湖南运动歼敌。李德已被消耗战打得麻木了，根本不敢采取向敌后作战之行动。毛泽东后来提及此事说道：“此计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军推进至中央根据地腹地，相继攻占兴国，宁都，石城三大重镇，临时中央领导人顿时惊慌失措，认为大势已去，在全军上下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决定红军主力大转移。十月十日，红军主力加上根据地跟随红军一起走的赤卫队员、青壮农民约八万人，分别从瑞金、雩都出发，开始撤离苏区，红军由此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序幕。许多不易搬运的印刷、军工设备也随军带上，被毛泽东戏称为“大搬家”，以致使得转移行动极为迟缓。

临时中央领导决定中央红军沿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带着“坛坛罐罐”一路行动颇为迟缓，蒋介石由此发现中央红军之企图，遂即构筑了四道封锁线，调集数十万军队追堵这支行动缓慢的八万之旅。幸好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面和心不和，耽心蒋利用封锁红军削弱自己的力量，与红军暗中成达协议，借道给红军过境，使红军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

由于转移行动太慢，蒋介石迅速在广西全县的湘江东岸布下重兵，红军将士不得不血战湘江一个星期，在付出约四万人的生命代价后渡过湘江，至此，中央红军仅剩三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李德等人仍想按原计划转移，而蒋介石在前面又构筑了四道碉堡线，集结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

毛泽东危机时刻显身手，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计划，立即挥师西进，到国民党军事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开辟新根据地。李德、博古又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攻下黎平后即召开中央政治局面会议，经过激烈“舌战”，多数人通过一年来血的教训，认为应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的决议》。会后，红军队伍按毛泽东的高见挥师黔北，突破乌江天险，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攻战贵州北部重镇遵义。

根据多数人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等多数人支持下，毛泽东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复出，使中央红军出现新的生机，而蒋介石此时尚不知道他要追堵的这支红军队伍已今非昔比，判若两人。

遵义会议对李德、博古等人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清算，指定张闻天起草了《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上通过。

决议指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战略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分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的防御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纵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可以看出，在开始阶段，李德、博古等人犯了只顾消灭敌人，不知保存自己的冒险主义错误，其后又犯了只顾保存自己，不敢主动运动歼敌的保守主义错误，乃至最后则由畏敌如虎，变为慌不择路、毫无计划准备的逃跑主义。如果不是毛泽东等人“危机策划”，果断挥师黔北，恐怕中央红军早就在湘西附近遭到“灭顶之灾了”。

（三）长征：从“寸土不争”到“人地两得”

毛泽东在谈到如何打运动战时，说了一句名言，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这是毛泽东针对十年内战时期的战争特点而说的，他对这句话做了一番解释：

“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议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这一“走”一“打”，充分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基本军事原则。“走”是为了“保存自己”，“打”是为了“消灭敌人”，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所导演的一幕幕“走”与“打”的战略战术，已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和经典案例。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计划乘蒋介石尚未对中央红军完成合围之际，拟在据于川北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配合下，北渡长江，跳出国民党的合围圈，到川西或川西北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那么，为何又放弃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了呢？原来，毛泽东对建立根据地的要求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看敌之实力强弱，地形地势是否便于机动作战、是否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人口和经济条件是否便于红军兵员和给养的及时补充、民族风俗、周边环境及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于红军立足等等。

显然，由于国民党军队集重兵于川黔，使得中央红军难以立足，而选择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则是一种理想选择。

于是，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由遵义地区出发，于一月二十九日经土城、元厚场向西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至二月上旬进至川南之叙永、古蔺地区，以伺机北渡金沙江。

张国焘惧怕南下川南遇敌重兵，不仅不南下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使得川军得以全力堵截中央红军北上。同时，国民党各路人马约四十万之众直扑川南。毛泽东一看北上难以成行，改向川黔滇三省边镜敌军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集结进行休整，以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蒋介石一面向长江宜宾段各渡口增兵，一面调川军、滇军合击扎西。毛泽东马上率军回师东进贵州，在太平渡、二朗滩二渡赤火，一路打去，至二月二十八日再次攻占遵义城。在遵义地区作战五天，击溃和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可谓战果辉煌。

对遵义的再次易手，蒋介石哀叹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坐镇重庆，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策略，南守北攻，欲将中央红军围歼遵义、鸭溪狭窄地带。

毛泽东与朱德指挥红军转兵西进，又一次跳出敌人合围圈，于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

蒋介石甚为恐慌，忙又挥军合围川南。毛泽东即以一个团兵力引敌向西，而主力迅疾回师东进，于二十三日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流过赤水河，又一次折回贵州，穿过碉堡封锁线，至三十一日全军渡过乌江、跳出了重围，将国民党大军丢在乌江北岸。

蒋介石为防中央红军东出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又急赴贵阳坐镇，布兵川黔湘边镜。毛泽东则虚晃一枪，转兵直逼防守空虚的贵阳城，使蒋介石不得不调出布防金沙之滇军主力增援贵阳，同时各路人马也纷纷向东。毛泽东又在贵阳城外虚晃一枪后，神速西去入滇，直逼昆明。蒋介石大呼上当也，随即指挥大军沿黔滇公路追击。

此时已是四月下旬，国民党各路人马距中央红军尚有三日行程。毛泽东故意留下一点人马佯攻昆明，主力则向西北方金沙江疾进，于五月上旬抢渡金沙江，把几十万敌军抛在了金沙江南岸。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至五月九日，蒋介石历时三个多月，调动兵力几十万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人，采用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镜广大地区，共歼灭和击溃敌四个师、两个旅外加十个团，俘敌三千六百余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而蒋介石则不断向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东部和北部增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害怕被“围剿”掉，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向川西根据地转移，并于五月中旬到达茂县、威州、理番及松番以南地区。

中央红军经过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路线连续作战后，进入川康、翻越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这时，毛泽东等人发现以懋功为中心的川西北虽说纵横千里，但为深山穷沟，山大地广，人稀粮少，给养困难，而且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短时间内消除。至于大渡河两岸峨嵋山，及西康和邛徕山等，都不适宜作根据地，乃是打不赢之地，必须继续走，到川陕甘地区立足。因为川陕甘地域广阔，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群众基础好，人口多，经济条件好，便于红军及时补充兵员和取得给养，而且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虽然盘踞甘南和川陕甘边，但与川军和陕南的西北军有矛盾，正好为红军利用，可以打击胡宗南，从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此地乃是可以打赢之地。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致电张国焘，建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放弃川西根据地。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意欲大权独揽，借他人之口要改组红军高层指挥决策层，致使北上时机贻误。胡宗南乘机重兵扼守松潘，挡住红军北上甘南之路。

大敌当前，团结为要。毛泽东耐心地争取张国焘北上。后来，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这时，张国焘才领军北上。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右路军，张国焘、朱德、刘伯承领左路军，进入茫茫大草地，分别在八月下旬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而左路的张国焘到阿坝后借口北上困难而停止北上向右路军靠拢，并于九月九日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中央领导人。

毛泽东得到叶剑英报告后，即与中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于十日凌晨率右路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六盘山，十月到达吴起镇，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并于十一月在直锣镇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从而使红军在陕甘根据立稳脚跟，结束了长征。这样一来，既保住了红军的精华，又得到可以打得赢的立足之地。

张国焘在阿坝闹分裂后，率军南下成立第二中央，后迫于形势，在中央劝告和红四方面军将士的强烈要求下，被迫撤消第二中央，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共同北上，十月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又开始招兵买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正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打算，在国民党三面重围之下，选择北上穿越气候恶劣、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最终落脚陕甘作为根据地。此时，红军仅存此一根据地，其它根据地均已丧失。但长征的胜利应了一句俗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毛泽东，又将长征称作大转移，并这样评价道：

“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人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总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四）结论：“皮之不在，毛将焉附？”

长征的胜利，正是基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基本原则，针对敌强我弱的县殊性特点所造成的作战线和土地的流动性，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辩证关系，在条件不许可情况下，寸土不争，结果即得人又得地。与此相反，第五次反“围剿”，看不到作战线与土地的流动性，不懂得正确对待“打”与“走”的关系，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不打烂坛坛罐罐”，其结果敌没御在“国门之外”，反而寸土不保，人地皆失，“坛坛罐罐”也全被打烂。后来，毛泽东就丧失土地问题发表了颇有经营哲学味道的妙论：

“关于丧失土地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

他接着又说道：“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这就充分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时又强调了这一原则：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自己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穿于战争的始终。” 

（注）此文发表于《中国策划》2002年第九期，略作修改。

                                                                                                            修改于 200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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