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老子与道德观
伟大老子与道德观及“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的意义
探索者
一、“德”和“德”与“道”的关系
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即“道”的宏大之“德”,是它对万物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莫之命而常自然”。人类和万物的大“德”,则是“唯道是从”,即完完全全遵循“道”的原则行为,对他人、它物也象“道”那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莫之命而常自然”。把它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则是:完全按照事物的规律行为就是人类和万物的大“德”。这同时也是“德”和“道”的关系,循“道”即“德”。
世俗伦理中的“道德”是指一定的社会向人们提出的应当遵守的行为标准。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训练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和传统。诸如人们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权利”和“义务”等为标准,来评价和约束每个人的行为,从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虽然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但统治阶级的“道德”占统治地位,它体现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的倾向。
老子的“道德观”是“惟道是从”。它与世俗(特别是孔儒)伦理中的“仁义道德”观的“仁义”之德和“功德”观的“功”之德完全不同,它正确地给出了“道”与“德”的关系在客观真理上的本意,它同时也使“德”有了一个可测度的客观标准。因此,它是科学的道德观。
由此看来,老子的哲学,是唯“道”的,即唯万物之“根”的。而唯“道”,对万物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莫之命而常自然”的结果,必然导致它也是“唯物”的。正确地说,老子的哲学,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唯“道”的。它是用“道”来揭示宇宙万物的来源和其统一性的。
二、“道”在人类社会中的“德”治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圣人之“不仁”,当然属于“上德”,是“无为而无以为”。圣人之“上德”的“无为”之治,只不过以百姓为“刍狗”而已,并不复杂,十分简单省事。他称“道之在天下”,应“犹川谷之于江海”那样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他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因此,“道”在人类社会中的“德”治,就是圣人的“无为”之治。
老子的“道”的“德”治,“无为”之治,完全不同于孔子的“克己服礼”的“仁”治,“有为”之治。
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即百姓的贫困和饥荒是由于统治者的赋税之重,禁令之多造成的;百姓的难治和盗贼的充斥,从根本上看,并不是由于“政刑不修”,而是根源于统治者对财产的过分占有,统治者把百姓剥夺得衣食无着,再加之“贵难得之货”,便会逼诱着“使民为盗”;百姓的轻死,则是由于统治者过分务求生聚,把百姓“逼上梁山”的。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
那些不顾百姓死活,贪婪淫逸无度的君王,实际上是江洋大盗,强盗头子。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镇压,最后只能搬起石头砸他自己的脚,当百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统治也就完蛋了。
“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天下昏乱,民不聊生,完全应该由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君王昏庸无道负责。
他主张,要根绝天下昏乱,民不聊生的现象,最根本的是要废除现存社会中“损不足而奉有余”的违背“天之道”的“人之道”的社会制度,而建立效法“天之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社会制度。
他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只要君王、统治者“无为”、“好静”、“无事”、“无欲”,那么百姓就自然会“化”、“正”、“富”、“朴”。无须君王、统治者对百姓进行“教化”和施加“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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