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分配不公问题在30多年的积累中，开始从传统的收入分配不公领域迅猛向“存量不公”（即财产不公）、向“机会不公”、向“能力不公”等领域扩散和传递，不公平问题开始呈现出强烈的固化、板块化和制度化的趋势，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的固化，“新贵阶层”、“权贵阶层”提高了进入的门槛，使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大降低，社会矛盾在阶层固化的进程中加速恶化，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大幅度上扬，社会内在的凝聚力大幅度下降。

　　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研究成果表明，2004年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与最低收入10%的家庭财富差距达到32倍。到2009年，该财富差距达到40倍。

　　这种财富差距直接导致中国财产性收入的分布快速恶化。同时，财产通过遗传，直接导致“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出现，进一步导致“权力”和“财富”成为获得教育、就业、创业机会以及各种商业机会的门槛和敲门砖，机会平等在中国社会主义体系中开始快速弱化，赤贫阶层、社会底层很难通过正常的努力步入“富裕阶层”和“权力阶层”，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财富世袭”、“权力世袭”与“事业世袭”，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大幅度下降。这也是目前各种社会冲突在财富快速上升的同时加速爆发的核心原因所在。

　　五是收入分配不公的核心主体已从传统的工资性收入差距演变到“福利性收入”的差距，演变到“灰色收入的差距”，甚至“黑色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按要素分配原则有关，而且与“官商勾结”、“行政性腐败”、“黑势力崛起”密切相关联。这不仅导致社会秩序紊乱，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紊乱。

　　六是收入分配不公与财富分布不公也妨碍了市场经济平稳运转与宏观经济效率的获得。中国已经步入“公平与效率”互为前提、甚至“效率”以“公平”为直接基础的时期。

　　第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使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消费占比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从而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内部不平衡、导致中国结构调整困难、产业升级难以实现。中国人民大学近期的研究表明，近5年来，由于基尼系数的扩大，直接导致中国边际消费倾向较“九五”期间下滑了14.7%。中国消费升级和消费加速很大程度决定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

　　第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导致社会交易成本大幅度提高，大量建设性资源被用于维持稳定。根据财政部2011年在全国“两会”的报告，今年国家投入到警察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等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6011亿元军费预算。维稳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脆弱，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正是上述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步入到一个新时期，它已经触及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本质的底线。“两极分化”以及“阶层的固化”不仅严重侵蚀了社会主义规范价值目标实现的基础，而且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获得。因此，大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全面进行“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经济体制创新，应当成为当前及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性工作重点。

　　改善民生别陷入“民粹主义”泥潭

　　要完成这个战略性任务，我认为必须全面反思我们传统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重新定位我们的工作重心。

　　第一、我们必须反思目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为单纯“以GDP建设为中心”的做法，重新认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扭转中国“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公平导向”严重弱于“效率导向”的局面。

　　第二、要充分认识到“分配”是社会再生产四大核心环节之一，没有很好的分配体系也就没有有效的社会再生产。

　　第三、不仅要把“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中的规范性价值目标，同时还必须把它看作新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工具性目标。

　　第四、必须认识到“分配”的调整不仅需要经济制度的改革，同时也需要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它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规划、需要有勇气打破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和社会格局、利用各种社会力量来重构改革的公信力和独立性，需要突破传统的“就分配谈分配”的狭隘思想。

　　第五、必须认识到中国已经步入新时期，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政治和谐、结构调整、社会转型等诸多改革的“牛鼻子工程”，收入分配不公的治理是当前及今后一阶段中国市场建设的核心。

　　第六、应当强调的是，“共同富裕”并不是“均富”，“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不是依靠简单的劫富济贫，不是进行简单的平均主义，不是去限制合法的、“取之有道”的致富活动，而是要从劳资和谐、利润共享、代际平衡、公共服务均等化、行业进入公平化和自由化、规范和发展慈善事业等方面来构建“先富带动后富”的长效机制。坚决取缔工业化初级阶段原始积累过程中存在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反对“富而不仁”，提倡“富而有为，富而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新风尚。

　　第七、高度重视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发展，及时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一是必须看到目前城市内部的分配不公已经超越传统的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公，调整以往以“农村扶贫、城乡统筹”为主体的治理模式，将“城市贫困化治理”上升到至少与“城乡统筹战略”一样的战略高度来。二是要认真对待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远高于非垄断性行业、且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三是要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调整，必须全面改革我国目前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而不是单纯加大再分配力度。四是初次分配不公和不平衡成为分配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再分配改革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功效严重依赖于初次分配的全面改革。五是高度重视“存量不公”所带来“流量不公”，将财富存量纳入政府调节的对象已经迫在眉睫，构建遗产税、推广房产税、构建财产登记制度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要点之一。

　　第八、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不仅需要反对静态的“效率至上主义”、“发展至上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公平至上主义”和“平均主义”，同时，还必须吸收拉美各国的经验教训，反对在社会建设、民生改善的过程中不顾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约束，采取“大上、快上”的激进策略，导致社会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因此，我们还必须倡导科学的改革观、科学的社会建设观和可持续的民生工程观。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原文约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