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13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深化和拓展《资本论》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13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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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三次学术研讨会于9月23日至24日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主办，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许多著名高校的经济学家及相关专家学者共18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分为（1）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2）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问题；（4）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研究这四个学术专题进行研讨。兹将会议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实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在当代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应掌握《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实践。围绕这一主题，代表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问题

被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奠基石，不管时代如何更替，都不能忽视对《资本论》的学习与研究。在新的形势下，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裴小革研究员认为，《资本论》为我们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和科学的财富概念。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发展思想。纵观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实践，特别是从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形成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艰难探索的历史过程。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张作云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经济社会发展观的一次历史性飞跃。福建师范大学杨立英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既是对历史上关于发展观思想的解释，又是对中国现今发展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因此，《资本论》的研究必须加强和深化，而决不应削弱。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资本论》是一部论述人的解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著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且更是促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的。上海大学刘铮教授提出，要将中国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目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又必须依赖于强有力的制度保证。通过重建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规范，从制度上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可以说，《资本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其他学说无法替代的理论基石。

2、关于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问题

当代中国要发展现代生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根据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和我国的基本国情与发展要求，河南大学于金富教授提出，构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模式，应当在认真学习与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基本经验基础上全面构造我国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劳动方式、市场化的社会主义现代经济体制、股份化的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和多样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社会形式。现代生产应当是高产出、低消耗的集约型的生产方式，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已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加剧了我国能源供给的矛盾，据此，广东省委党校黄铁苗教授提出，将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十分必要，且今后要把节约原则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此外，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也给我们的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广东省委党校的郑志国教授认为有效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生产，建立新型的集约式生产方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有效途径。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在于全面实行资源循环利用，积极倡导循环生产模式，加强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鼓励节约资源型的技术创新，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经济发展中，与会专家还就如何建设和发展私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展开了讨论。长春税务学院周晓梅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都是市场的主体，这就决定了私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之间存在着互相竞争，共同进步，相互补充，互相协作，和谐发展的相互关系。从微观层面来说，我国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通过本地创业或引进境外资本而形成的。如何实现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福建师范大学郭铁民教授提出，要多向度创新推动民营企业的新发展，主要是在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加快民营企业的大发展。

3、关于科学发展观与收入分配问题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是同人类社会发展相伴且相互关联的两种迹象。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认为，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势头对出超影响很大，GDP上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出口。中央提出“要让全国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分配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当前，要通过再分配的手段，继续发展国有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倡导必要劳动创造价值。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改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凡此种种举措，这些都需要处理好社会分配问题。只有这样，才是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再生产正常推进的实现条件，也才能有力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介绍了当前理论界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五种不同意见，并详细阐述了“公平”、“效率”和“效率优先”的内涵。他认为，强调效率不完全等于强调发展;只有把“蛋糕”做大，并采取正确的措施，才能实现公平;强调公平不是强调平均主义，不是社会的倒退。因此，他认为，有的学者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黑龙江大学乔榛教授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性随着生产力变化越来越复杂，而且适应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相关又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呈现出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和计划经济体制实践明显有异的新特点，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建、杨强教授认为，这一新特点主要表现为：按劳分配实施主体的多重性；按劳分配客体范围的广延性；按劳分配内容的多样性；按劳分配量的评价尺度的复合性；劳动收入额增长幅度的滞缓性；国家对按劳分配实施的调控方式的非计划性。“发展要依靠人,发展是为了人”、“以人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反映在收入分配中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分享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但是，近年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社会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过大，甚至两极分化等社会不公平现象，这种分配不公的现象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重不协调，影响了当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艾春歧教授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与现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是分不开的，针对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成勋研究员提出，缩小收入差距，应当着重理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适应了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对这一分配原则应当重新加以科学的认识。当前，为了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应当注重社会公平，分配理念应当适时调整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引起了代表们的普遍关注，吉林大学郑贵廷教授认为，有效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这需要大力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国民经济的和谐发展。在微观领域，如何缓解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矛盾，湘潭大学刘长庚教授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即围绕企业内公平收入分配这一主线，经过初次分配可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深化企业联合产权制度改革，这也是企业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的微观基础。必须指出，在现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也会将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研究员认为，这正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厦门大学赖小琼教授还从研究储蓄动机入手，对传统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进行拓展，提出“我国当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传统理论所认为的单调递减关系，而是形如山峰状的曲线关系”。

4、关于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重庆工商大学黄志亮教授针对长江上游地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提出了推动该地区农村创新的分析框架，即包括需求创新、要素创新、产业创新、环境创新、组织创新、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等七大创新战略，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农村村民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外部力量为重要补充的政府主导型农村创新模式。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农村，而增加农民收入则是重中之重，只有农民收入增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使新农村的建设有坚实的经济基础。西华师范大学蓝英、王代敬教授通过对1978－2004年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农业援助支出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理论与模型，研究发现了我国农业生产总值与财政对农业援助支出之间的长期的稳定的协整关系，从而提出“财政的农业援助支出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必要条件。”众所周知，我国农业生产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转变，其中，都市农业是这个转型期中一种高级形态的、现代的、特殊地域的现代农业体系，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上海财经大学薛宇峰教授，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从都市农业的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以及农村耕田总量等方面，做出了发展都市农业的经济学分析，此外，暨南大学朱鸿伟教授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我国转轨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的制度原因，即农民需求选择的表达机制不健全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非均衡。山西财经大学靳共元教授还探讨了农村垃圾处理的三种模式，即减少进入垃圾处理的流入量、增大垃圾处理的流出量、提高垃圾处理效率和物质资料的流动速度以增加单位时间垃圾处理量，这些都对进一步深化和创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5、关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据此，南京师范大学顾士明教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扬弃基础上形成的，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与社会的发展思路。这就需要人们要坚持理论指导实践。西华师范大学王代敬教授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一度使人们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陷入混乱。因此，必须批判新自由主义，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审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始终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精神，坚持理想与现实的协调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成稼研究员认为，当前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明确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和谐社会”，即理想的和谐社会和现实的和谐社会，提出要正视当前我国在人口、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尖锐起来。适应新的形势，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此，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指南。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就应该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用理论来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在具体实践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会学者就如何深入研究、如何发扬和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1、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相关问题

关于劳动价值论。当前，经济学界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深入的探讨。福建师范大学陈征教授从研究当代劳动的新特点开始，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科学劳动”新概念，并依据科学劳动的基本原理，进一步解释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代管理劳动、现代服务劳动、现代精神劳动、现代科技劳动等现代科学劳动的集体表现形式，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对如何进一步丰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新的课题。针对有些学者明确否认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或隐晦地继承生产要素价值论等西方经济学观点，与会代表们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立场问题，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如何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呢？日本国岛根县立大学张忠任教授提出劳动价值的“期差性”概念，解释了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由再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并探讨了商品价值与货币价值的关系及与之相应的政策主张。针对有些经济学者从实物量关系的分析视角，认为这是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做法，长春税务学院丁堡骏教授应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生产理论，对斯拉法和斯蒂格勒的实物量关系的分析体系及其错误的结论进行了有力批判，并明确指出，劳动二重性理论不仅是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也是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钥匙。此外，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副教授通过对同一部门内和两部门生产条件下的价值决定的考察，发现如果以直接劳动时间耗费为唯一投入要素，劳动生产力与价值成正比的广义价值论就不能成立。复旦大学李慧中教授探讨了如何把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贯彻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通过梳理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马克思资本理论是迄今为止唯一有系统的理论，并分析了它在经济学说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山西财经大学靳共元教授强调资本范畴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比较分析了相关资本概念，并总结了“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基本内容。河北师范大学唐国增教授认为，利润率的提高和利润量的扩张是资本追求的目的，这是《资本论》的一条理论主线，是进行《资本论》研究的新线索。

关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广州市委党校朱殊洋副教授认为，马克思通过分析扩大再生产图式，得出了包括两大部类内部均衡和部类之间均衡的三个均衡。经过把两大部类交换的均衡条件转化为输出量、状态量和控制量的等式关系，可以得到新形式下的均衡条件，从而为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应用提供一条有效途径。河南财经学院的刘晓华副教授提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表明产业间要协调发展，这对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地租理论。华南师范大学杨永华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是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理论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产生了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和地价。中国地价上涨过快推动房价上涨，必须通过土地制度创新来控制地价，并提出中央政府规定地方政府征地中获得的土地收入用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比例；征地可以不改变土地的农民所有权，只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等措施。

此外，代表们还就《资本论》中的其他基础理论问题展开研讨。厦门大学陈永志教授等人以马克思国际价值论为基础，分析了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价值的新特点。华南师范大学赵学增教授综合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论成果，探讨了廉价政府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岳福斌教授以马克思股份经济思想为指导，分析了股份制的产生及基础、股份制的作用和在规范中发展股份制等问题。

2、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学习《资本论》，不仅要学习它的基本观点，而且也要学习它的方法。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认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一个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辩证法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合理地解释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难题、怪象，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基本条件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了十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必须进一步加强研究。与会许多学者都认为，如果不能从方法论角度理解《资本论》，就难以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真谛。泉州师范学院陈俊明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应该全面、辩证地再现经济发展过程的层次结构和阶段性，也只有这种理论的彻底性才能决定理论的科学性。宁波大学杨新华研究员指出，对科学抽象法和辩证的叙述方法理解上的偏差是导致误解和曲解劳动价值论的根源。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认为，由于没有完成研究计划，导致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没有完成从抽象到具体转换的阶段性成果，它带有高度的假设性。

3、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学风问题

高校的《资本论》教学承担着帮助学生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重要使命，但近年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中的主体地位被严重削弱，这引起与会代表们的深切关注和忧虑。复旦大学严法善教授指出，在《资本论》教学课时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本论》的教学效果，应当处理好系统与重点、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坚持与发展的若干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学风，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则应采取“无比认真的态度”和“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来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有含义的理解是研究的基石。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坚持中发展，因发展而繁荣。在新形势下，学风不能浮躁，不能追求功利性，同时，不能让那种不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奢谈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放肆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良风气滋长、蔓延。

4、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中央编译局的同志较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出版情况，引起与会者浓厚的兴趣。卢晓萍编审提供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册与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3卷的篇、章、节及标题对照表。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实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资本论》中未涉及的新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难以令人信服，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迫在眉睫，十分重要。围绕这一主题，代表们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

1、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改革与发展问题

在研讨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随着现实经济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大量涌入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呈现出了被削弱和边缘化的趋势，同时，已有不少人主张取消甚至在事实上抛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具体表现为：一是全国各大高校普遍压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学时；二是全国各大高校的学位论文写作逐步出现了在对问题的基本理论阐述中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导的趋势；三是全国各大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队伍日渐缩小，后继乏人；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呈现出层次单一、体系不一致、内容薄弱等问题。

针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形势，与会代表纷纷从认识不足、体制变迁及制度缺失等方面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思路。河南大学许兴亚教授认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实施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改革面临新机遇和新任务，就目前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和教材的情况看，存在着课程和教材内容陈旧；内容和体系不统一；教学与研究队伍亟待加强等问题。为此，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自身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五大问题，即：“政治经济学”专业和课程的名称；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以及《资本论》的副标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以及作为这一研究对象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关于新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体系的起点和理论体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刘清田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所研究的问题存在于任何社会，指望政治经济学直接回答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的新问题是不科学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于现实，但不应迁就现实，因此，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确需改革甚至重建，但不能由此而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没有存在和学习的必要。进而，大多数学者指出，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与发展问题作为一项工程建设来抓，着重做好专业教学队伍培养及权威教材编写等方面工作。西南财经大学杨继瑞教授指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根深蒂固地武装世人尤为重要，故应在培养马克思主义传承人方面下一番功夫。西北大学白永秀教授认为，加,,  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应当开展“六个一”活动，即培养一支队伍，办好一个刊物，编好一本教材，解决一个出路，塑造一个创新环境，建立一个评价体系，从而提高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地位。在教材编写和体系结构方面，中国政法大学候廷智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应坚持科学谨慎的态度，应采纳理论界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即按照马克思六册计划的体系结构来撰写。

2、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继承与创新问题

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未能根据变化了的经济条件进行创新，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过分地强调政治性，削弱了其科学性，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吸引力和解释力降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基本理论支撑的目的难以实现。为此，代表者们普遍认为，必须坚持继承和发展相结合，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原创含义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西南财经大学杨继瑞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学科是一个有机整体，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从全面的角度进行把握，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国内外各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研究所形成的结论等，我们应当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学科体系。西北大学白永秀教授提出，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体系创新、研究方法和阐述方法创新及强化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深圳市南山区委党校何明教授指出，经济学创新的实质在于使其理论更加科学化，这种创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内容的有机结合，由科学的完整性、方法、公理性、立足点和价值理论、供求理论及生产关系本质六大切入点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运用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以超然其上、包容改造、去伪存真和敢弃敢扬的气度看待其他经济学理论，并有可能据此使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更加科学化。有些学者还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两种思路，一是数量化发展，侧重于数量分析；二是基本理论发展。虽然数量化发展极为重要且有意义，但基本理论发展更为重要，增强理论对现实的阐释力。

3、关于转型期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发展方向问题

纵观国际上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发展现状，能否构建具有民族的表现形式并取得话语指导权的经济学体系，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针对目前国内学术界出现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多元化的趋向，代表们普遍认为极有必要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逻辑体系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转型期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是一项突显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对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分别从方法论、批判和主体部分等三方面进行了再发掘，比较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与西方范式理论，进而探讨了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郑州大学肖延方教授认为，转型期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方向，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方向。

4、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其他相关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全社会和全体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为此，代表们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问题：一是代表们普遍提出将《资本论》研究会办成更加和谐的学会，团结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深化与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二是代表们普遍建议研究会能否根据现实情况向教育部反映继续增加评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基地，培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创新人才。三是有学者提出，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歧义，建议教育部尽快做出相应的规定，即今后我国高校中“西方经济学”这个专业和这门课程，一律不得擅自简称为“经济学”；福建师范大学陈征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河南大学许兴亚教授在论文中，分别旗帜鲜明地提出将理论经济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改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们对此纷纷表示赞同。

四、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我国经济学者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主题，与会代表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如何正确应对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冲击以及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等方面展开了多角度的研讨。

1、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比较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发展就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批判地吸收人类的一切科学成就，在此基础上实现发展、创新。南开大学柳欣教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研究的只是决定资源最优配置的相对价格”，这些作为异质品的相对价格不可能加总，也根本没有必要加总。其错误在于把表示技术关系的相对价格理论直接套用到总量上来，由此导致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实际上，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并不是生产的技术关系，而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从总量角度只是表示社会关系，而与技术完全无关。古典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正是这种总量关系，而这些总量关系并不能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来解释，相反，应与凯恩斯所创立的货币理论相联系。因此，在综合古典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要重新建立反映人们社会关系的货币经济理论。

18世纪70年代，斯密对“经济人”的假设条件进行了大胆的猜想。斯密之后，西尼尔、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修善了“经济人”假设。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说条件的抽象化与理想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他们的精雕细琢之下，“经济人”假说已经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假说体系。针对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对待“经济人”假设问题上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认为，在斯密的“经济人”概念中存在着两面性，即一方面是具体经济关系中的人们的利己动机和行为，另一方面是独立于经济系统之外的抽象人性。而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分别继承了斯密“经济人”概念中的不同侧面，后者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概念中的合理成分，主张在特定经济关系下分析人的行为和目标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从某种先验的人性出发，推演出经济关系的存在。在经济主体行为模式与制度多样性关系问题上，孟捷教授还认为马克思还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问题提上分析的议程，当然更谈不上考察制度多样性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模式的影响。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阿尔尼尔、多尔、拉让尼克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则推进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值得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高度重视与借鉴。对此问题，南开大学刘凤义博士则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如果将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在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的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中，既可以研究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又可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整体运动规律，因而比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更具有科学性和指导性。

新古典“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命题是否有效，在近年来国内学者的讨论中往往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认同新古典“经济人”假设，往往导向业主私有制崇拜和MBO（管理层收购）这样的改革思路，而反对盲目私有化的学者则强调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多样性与特定制度之间的联系。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经济人”假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与利他两种倾向，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主张应当批判和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这将有益于我们在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

2、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问题

针对近年来各种西方非主流经济理论的兴起，长春税务学院的郭殿生教授在研讨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联系与区别。他认为，作为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由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强调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对经济理性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同时也强调生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因而在方法论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相通之处。但是，由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没有系统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不能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抽象出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相反，它们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人们一种习惯、信念和社会价值观的反映，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是社会进化中观念、习惯等不对称而形成的结果。这种分析方法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的演进框架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方法论完全相反。深圳南山区委党校何明教授提出，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进行有机结合，就可以使经济学理论更加科学化。他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运用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以超然其上、包容改造、去伪存真和敢弃敢扬的气度看待其他经济学理论。

3、关于正确应对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冲击问题

在本次研讨会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年来受西方经济学的冲击而日趋边缘化的问题再次引起了与会学者强烈关注，从而提出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同时，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政法大学侯廷智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毕竟是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研究，其中不乏许多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科学内容，对其兼收并蓄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放性的本质要求，而且也是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需要。同时他又强调指出，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决不能替代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作用，更不能淡化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地位。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西方经济学的严重挑战，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明确提出应当“坚决迎接这一挑战”。他认为，无论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战后出现的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他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区别和分歧仅仅在于一个强调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个则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其本质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服务的。福建师范大学张华荣教授也认为在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同时，应当注意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那些被市场经济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且富有启迪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

4、关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

（1）关于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渊源与发展。上海财经大学朱奎博士和中国社科院程恩富教授认为，20世纪3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重心已经由德国和苏联转向西欧和北美。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并且一直是在与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对峙中获得不断发展。就其特点而言，这一理论流派始终关注经济理论与现实研究，从范畴到体系、从制度到运行、充满学术性，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认识较为深刻，又由于身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包围，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视野显得更为开阔。因此，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不论是其理论基础、方法论和理论特征，还是其具体的分析工具，都与传统马克思经济思想有所不同。

（2）关于西方经济学中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缺陷。边际生产力理论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为基础，形成其价值创造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这一理论试图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合理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教授，从边际生产力理论所固有的三个内在逻辑缺陷的分析入手，指出了该理论存在的三个外在的理论困难以及三个认识误区，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错误，从而得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是一个“既无法自圆其说，也无法解释经济现象”的虚假理论的结论。

（执笔人：李建建、张华荣、黄茂兴、陈少晖、黄瑾、陈凤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