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寺事件”真相大白？我还有六点疑问！

　　2022年7月24日晚，针对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南京市委市政府调查组已经就调查处理情况发布通报。

　　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发生后，南京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调查组，组织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经调查核实，在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者为吴啊萍（女，1990年9月生，大学学历，无曾用名），自幼在原籍福建晋江生活，2000年迁至南京随父母生活，2009年到北京某医学院就读，2013年进入南京某医院从事护理工作，2019年9月辞职去五台山某寺庙当居士，2022年7月22日被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立案调查。

　　2017年12月18日，吴啊萍到玄奘寺要求供奉牌位，并在登记表上填写“松井石根、谷寿夫、野田毅、田中军吉、向井敏明、华群（美国人明妮·魏特琳）”6人名字。当值僧人灵松（1979年9月生，初中辍学）询问被供奉者是其亲属还是朋友，吴啊萍谎称是其朋友。寺庙按照每个牌位每年100元标准、供奉5年共收费3000元，灵松开具了收据，注明供奉时间“2018—2022”，随后在黄色牌位纸（9×4厘米）上写下标注“友”字的6人名字和“吴啊萍”落款，塑封后摆放于地藏殿的“往生莲位”区第15排7—12号位，距地面高度约3米。2018年底，玄奘寺对地藏殿进行修缮，陆续将牌位全部撤下。2021年12月地藏殿修缮完毕后，牌位被摆回原处。

　　2022年2月26日，一名女信众到玄奘寺地藏殿寻找自己供奉的牌位，僧人庆玄、禄玄与几名游客一起帮助寻找，其间发现了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一游客拍下照片。庆玄随即撤下5名侵华日军战犯牌位，当晚将此事告知住持传真，传真要求严禁外传，此后一直未向主管部门报告。7月21日，拍照游客将照片发布到社交平台，被大量转发，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经公安机关广泛走访、全面深入调查，吴啊萍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属个人行为，未发现其受人指使或与他人共谋的情况。据吴啊萍供述，她到南京后了解到侵华日军战犯的暴行，知道了松井石根等5名战犯的罪行，遂产生心理阴影，长期被噩梦缠绕；在接触佛教后，产生了通过供奉5名侵华日军战犯“解冤释结”、“脱离苦难”的错误想法；同时了解到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女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女性的善举，因受战争刺激，回国后在家中自杀，想通过供奉帮其解脱。经调查，2017年3月以来，吴啊萍曾因失眠、焦虑等症状，先后3次到医院就诊，并服用镇静催眠药物。吴啊萍出于自己对因果释结的错误认知和自私自利的动机，在明知5名被供奉者为侵华日军战犯的情况下，仍出资在宗教活动场所为其设置牌位，严重违背了佛教扬善惩恶的教义教规，严重破坏公共秩序，严重伤害民族感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涉嫌犯寻衅滋事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引自南京市委市政府调查组2022年7月24日《关于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可以从通报中看出，“玄奘寺事件”案情简单，事实清晰，归根结底为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的个人行为，“吴啊萍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属个人行为，未发现其受人指使或与他人共谋的情况”。但是越是简单的表象下面可能藏着更深的真相，越是看起来顺理成章，但反过来思考就发现疑点重重、漏洞百出。

　　疑点一：为什么吴啊萍供奉的是施暴者而不是受害者？

　　“据吴啊萍供述，她到南京后了解到侵华日军战犯的暴行，知道了松井石根等5名战犯的罪行，遂产生心理阴影，长期被噩梦缠绕；在接触佛教后，产生了通过供奉5名侵华日军战犯‘解冤释结’、‘脱离苦难’的错误想法；同时了解到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女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女性的善举，因受战争刺激，回国后在家中自杀，想通过供奉帮其解脱。”

　　吴啊萍因“长期被噩梦缠绕”而产生了寺庙供奉的想法。作为一个佛教徒，又明知松井石根等5名战犯犯下的罪恶，为什么不去供奉那些冤死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而是去供奉制造大屠杀的刽子手？供奉曾经为保护中国同胞的魏特琳女士还可以理解，但松井石根等5名战犯有合冤屈要“解冤释结”？把魏特琳女士和松井石根等5名战犯放在一起供奉，不怕多增冤孽？松井石根等5名战犯至死都不愿认罪，至死也没有任何忏悔之心，这样的人，佛愿意渡其“脱离苦难”吗？这是一个正常的佛教徒应该有的心理吗？

　　疑点二：供奉地点为什么选择在玄奘寺？

　　玄奘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九华山公园内，北临玄武湖，东接太平门，西邻台城。

　　1942年初冬，日本侵略者在雨花台大报恩寺三藏塔遗址挖到一石函，函内供奉有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并记载了唐代高僧玄奘顶骨舍利来南京安葬的经过。日军妄想全部占为己有，将玄奘舍利分成若干份，分批次送回日本。在南京人民的抗议下，日军将玄奘大师部分顶骨舍利归还中国，日方留下了一份。1943年初，汪伪政府在九华山上建了一座砖塔，供奉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得名三藏塔。2003年，南京市在九华山重修寺庙，命名玄奘寺。

　　玄奘寺内供奉的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与日本人有这样一段渊源，不得不令人多想。选择在玄奘寺供奉，是否有象征含义？（不知道吴啊萍的工作或居住地址距离玄奘寺是否方便？）如果不是玄奘寺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吴啊萍选中，那么吴啊萍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不知名的寺庙供奉。

　　疑点三：为什么牌位被供奉在3米多高的地方？

　　据通报所披露，供奉牌位“塑封后摆放于地藏殿的‘往生莲位’区第15排7—12号位，距地面高度约3米。”战犯牌位从2017年开始被供奉，直到2022年一次偶然因素才被发现。为什么将近5年没有被人发现？除了暴露出宗教主管部门和玄奘寺管理部门玩忽职守或有管理漏洞之外，很大一个原因是牌位距离地面有3米之高，在字很小的情况下，在地面是很难看清3米高处的牌位的。牌位被安排在这个高度，究竟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疑点四：为什么选择供奉的是这六个人？

　　吴啊萍为何选择供奉“松井石根、谷寿夫、野田毅、田中军吉、向井敏明、华群（美国人明妮·魏特琳）”这6个人？吴啊萍是本科学历，且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南京，显然她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非常熟悉，否则她不一定能这么精确地选择出“松井石根、谷寿夫、野田毅、田中军吉、向井敏明”这5名典型的南京大屠杀罪犯。在历史研究中，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因其日记而著名，魏特琳日记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资料之一。明妮·魏特琳的中文名叫华群，只有深入了解的人才知道。牌位用“华群”，而不用“魏特琳”，是否有掩人耳目的目的？

　　松井石根是这5名战犯中唯一一位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绞刑的战犯。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松井石根有罪，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12月23日零时，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被送上绞刑架。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并不仅仅因为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纵容和默许，而且包括其在整个日本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

　　谷寿夫是制造南京大屠杀最直接的罪魁祸首之一。1937年8月，谷寿夫奉命率领第六师团从熊本（就是那个“熊本熊”的发源地）出发，入侵中国华北。11月转战上海，随后从无锡、常州、镇江一路杀进南京城。12月12日，谷寿夫率领的第六师团最先攻入中华门。1946年2月2日，谷寿夫被盟军总部逮捕。1946年8月2日，和矶谷廉介一起被引渡到中国。随后南京国防军部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证据调查搜集和审讯。在此过程中，谷寿夫极不配合，在实事铁证面前拒不认罪，多次上诉，不服判决。最终法庭以充分可靠的证据和证人判处谷寿夫死刑。1947年4月26日中午，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执行枪决。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是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的参与者。这两名战犯在1937年12月从上海进军南京的过程中，就开始相约进行杀人竞赛。这个杀人并非用枪，而是用刀，可见所杀之人都是没有反抗能力之人，要么是平民，要么是失去战斗能力的中国士兵。开始相约杀满100人为胜利者，结果杀得起兴，向井敏明杀了106人，野田毅杀了105人，并不知道谁先杀满的100人，不能定出胜负。于是二人又约定以杀满150人为胜负标准。整个杀人竞赛的过程，被《东京日日新闻》等多家报刊连续系列报道，像是实况转播一场足球赛，时不时还要点评一下竞赛双方的成绩。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二人回日本后被捧为英雄和明星，在国内演讲宣传。1947年5月8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向盟军驻东京总部要求引渡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到中国受审。8月20日和9月2日，盟军总部相继逮捕战犯野田毅和向井敏明。11月5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抵达上海，次日被关进南京战犯拘留所。经过一个多月的审理，1947年12月28日宣判死刑，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不服判决，要求上诉，后被驳回，于1948年1月28日被执行枪决。

　　战犯田中军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上尉，曾用军刀砍杀绑跪平民300余人。1947年5月18日，田中军吉被引渡回中国。1947年12月18日被判处死刑，战犯田中军吉拒不认罪，当庭狡辩，由于证据确凿，皆被一一驳回。于1948年1月28日中午，与向井敏明、野田毅一起被押往雨花台执行死刑。

　　疑点五：为什么“吴啊萍”这个名字显得那么奇怪？

　　“吴啊萍”这个名字估计在中国重名的几率很小，难怪“玄奘寺事件”发生之后，有网友就已经指出有可能是某医院的吴啊萍，后来被证实就是她。如果按中国的习惯，叫“吴阿萍”还有可能。这个名字显得如此奇怪，不怪网上生出许多阴谋论来解释这个名字。

　　（又有不法分子凭空捏造出一个“张井上”，捏造“张井上”与“吴啊萍”的合影，造谣“张井上”与“吴啊萍”合伙捐资建庙。此事已经被辟谣，所有相关图片都是假的。）

　　疑点六：从有精神疾病到当居士，为什么觉得像是被设计好的脱罪程序？

　　2017年3月开始患有精神疾病并多次就医；2017年12月去玄奘寺供奉战犯牌位；2019年9月辞职去五台山某寺庙当居士。乍一看这个时间线，是那么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可是越是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可能越复杂，历史上的疑案向来如此。

　　2017年3月开始觉得患有精神疾病，至12月，中间仅仅隔了9个月。精神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什么去了3次医院就放弃了科学治疗，立马就转而寻求迷信？（这3次就医分别是什么时间去的？每次进行了什么样的治疗？拿了什么药物？）

　　2017年12月供奉战犯牌位之后，有没有觉得心理安宁呢？如果觉得心理安宁，她就不会在2019年9月而辞职去当居士；如果觉得心理依旧不安宁，她一定会要么寻求医学治疗，要么再次寻求迷信指导。可是她直到近两年之后，才辞职当居士，这与前面仅仅9个月就放弃医学治疗而寻求迷信的狂热完全不是一个风格。这难道不应该令人怀疑吗？

　　提出以上六点质疑，并不一定全部都对。肯定有人会说这是无中生有，但如果能提出一点别样的思路，或者给思考者一点启发，也是无量功德。

　　202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