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诬:《实践论》、《矛盾论》不是毛主席的著作吗?
辩 诬:《实践论》、《矛盾论》不是毛主席的著作吗?
田 争
本人孤陋寡闻,无缘见识罗冰其人的大作《“毛泽东选集”的真相》。日前从网友张淑君的文章中读到:有“考证意见说:‘《矛盾论》、《实践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等几乎所有毛的著名文章都是中共组织艾思奇、李达、陈伯达等30多人的写作班子集体编纂,以毛的名义发表的。’”本文仅针对《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两文的作者问题提出以下考证,向罗冰及其帮闲们应战,为毛泽东同志辩诬。
上述引文中称,“两论”系出艾思奇、李达、陈伯达等人之手,具体由谁执笔未曾点名。但循其逻辑,既然“两论”属哲学论著,其所谓“30多人的写作班子”中最有资格动笔的当艾思奇和李达两位哲学大家莫属。
就此,我提出以下抗辩。
( 一 )时间考。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及《矛盾论》分别发表于1937年7月和8月,发表地为延安,前此作者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该两文做过演讲。此刻艾思奇和李达两同志在何方呢?艾尚在上海(1937年11月同周杨等人同到延安);而李达同志,众所周知,他此时早已脱党,也不在延安。从时间上看艾、李二位都无法在延安参加所谓“写作班子”“替”毛泽东同志“捉刀”。
( 二 )毛主席理论创作经历。
早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写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在反革命“围剿”中,他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长征行军中一直带在身边;到延安后,他提起在苏区关于“狭隘经验论”的争论时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这一时期他着重学习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除马恩列斯外,还读了苏联和中国学者的书,其中就包括李达和艾思奇,并写下了大量批注文字。如对苏联西罗科夫、艾森堡合著的《辨证唯物论教程》批注近一万二千字;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批注三千五百字,对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也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中,有对原著的扼要而精辟的概述,简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伸,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毛泽东同志这种研究特点,就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把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提到认识论和辩证法上来总结。对这些著作的阅读和批注,有许多就是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直接准备。(参阅龚育之:《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 三 )毛主席赠书艾思奇。
艾思奇到延安后,与毛主席多有来往。一天,主席还特意在他出版不久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油印本上签了名,亲手送给了艾思奇(见孙琴安等编著《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罗冰等诸公不会无聊到说这是毛泽东“借艾思奇之花献艾思奇之佛吧”?
( 四 )艾思奇高度评价毛主席的“两论”。
艾思奇同志对主席的“两论”评价说:《实践论》、《矛盾论》“是党在紧要关头,毛主席对党的贡献,非常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对以后的胜利起决定作用的。”
艾思奇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全面的发展,包括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但就其最主要的来说,毛泽东的发展是三个方面:一是正确地解决了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二是系统地解决了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问题;三是明确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详见《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艾思奇全书》第 8卷,第 120 至129页)。
艾思奇认为毛泽东在哲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哲学原理,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则,解决了思想路线的大问题。一切错误都是由于离开了这条思想路线,而我们党之所以能从错误挫折中转危为安,并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罗冰等人该不会想说艾思奇在这里是变着法子自吹自擂吧?
( 五 )李达和艾思奇曾热情宣传“两论”。
毛泽东同志说过:“李达同志最先为我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了解说,作了哲学的通俗宣传;而艾思奇同志则能够按《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本意,解释许多哲学上的问题和政治理论上的问题。”
建国后,毛主席的“两论”公开出版。李达同志先后著文《“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力加宣传;艾思奇同志则写了一系列文章,向干部和群众多次辅导毛泽东这两篇哲学专著。特别是在中央党校给学员所作的《党史引言报告》、《世界观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别开生面,另辟溪径,从党的历史的高度,阐明了毛泽东哲学著作的重大意义。
对于这些,罗冰一流又将作如何“歪说”呢?我拭目以待。
仅以上述文字对罗冰一流做一驳斥,并就教于各位同志。
200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