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痼疾久难愈,诚心悔过不彻底——贪官许迈永悔过书全文点读
官场痼疾久难愈,诚心悔过不彻底——许迈永悔过书全文点读
高卧故园
一个许迈永去了,千百个许迈永还会前腐后继的,按照伪善家们的普世人性论,我对于许迈永的不幸不能不给予人类普世的同情,于是我仔细的点读了他的悔过书,我想那些普世们是不会这么认真的阅读一个已死之人的悔过书的,他们只关心废除死刑,他们要争取的是腐败不死的普世最高价值。而我却要找寻一个贪官的心路,并且在他已经非常诚心的悔过之上(虽然他没有对情妇多表示悔过,这个按照普世的说法叫感情丰富或博爱吧),指出他的悔过是不彻底的,或可为后来者鉴戒,于是有了下面的全文点读:
1984年6月,萧山县(现杭州市萧山区)进行机构改革,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组织上选拔担任城厢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我努力工作,岗位不断变化,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过萧山市(现萧山区)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从小穷怕了,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比较多
【贫穷不是腐败的原因,许迈永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周总理少时穷的家里锅碗瓢盆都当了,母亲去世都借钱安葬,周总理成为了一代楷模】
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当时迷信没有市场】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这算不得春风吹起,这是迷信回潮】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一天几角钱收入的时候,谁借你家300多元,这算不算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安全感是如何失去的?你的这点不安全感与下岗工人比算的了什么?你保后代不受苦,普通群众辛劳一世,自身有保障吗?】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这不是小农意识,这是以权谋私,不要厚诬农民】
看着老板们的财富迅速增长,心态变得不平衡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不都是精彩的,英国发生暴乱,美国也有平民窟,关键是你接触的范围,在哪里都远离了普通群众的艰辛民生】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记得1989年,我在萧山市委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看到他们潇洒自如,【这不是潇洒自如,是挥霍民脂民膏】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不一样,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觉搞经济工作真好。
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求钱求利莫进来】
思想观念的变化,逐步反映在行动上。本来,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职位的提升,意味着更有条件、更有空间施展才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悔过的态度是诚心的】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我逐步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这个思想观念的普遍形成,需要警惕,需要重视】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与此同时,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老板阶层的形成,需要客观分析,是不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老板光鲜的社交形象不代表他们不辛苦,经营管理的能力和行政管理的能力也不是一回事,官员不是商人】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这种普遍存在的继承思想既有封建主义的遗毒,也有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新的源头,党的思想建设需要加强,】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的悔过证明了曾经有一段时间鼓励官员下海是多么的可笑,有一点需要主义,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需要做的是公平规则的营造,而不是亲自去捞钱】同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远。
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
平时,我注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能明辨是非。【这个一点都不重要,比如你法律学的再好,其实也就是多几把隐蔽犯罪的刷子,蒙蔽人民更长一点的时间,更善于钻法律的空子,更便于逍遥法外而已,一个官员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就可以了,没必要深入研究,想找找有什么法律漏洞除外】
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归我。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这个依然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不想“别人发现”的规避法律手段,是太懂法律的结果】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糊,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一。【新亏没研究成叱咤国中的法学砖家,否则人民的损失更大】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准确的说是钻法律的漏洞,是太懂法了】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群众举报是如何被压制的,颇有意思】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组织上警钟敲得不到位】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太懂法的缘故】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这是群众举报的悲哀,信访制度需要完善了,信访家们大谈特谈的刁民就是这么一知半解】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股。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万元。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而且我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一次次的过关,一次次的群众意愿的失败,群众监督政府的渠道和机制值得探讨】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总是要钻法律空子,这是太懂法悲哀】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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