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失守》

《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失守》　　

曾几何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华文明的脊梁，在历朝历代被百姓仰慕和倚仗。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屈原赴死，到汉末魏晋的竹林七贤，再到唐代的杜甫李白，宋代更是有文天祥这样的义士，到了明代也有方孝孺这样的儒生。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领域的精英，其独立敢言的特性使得这个阶层备受推崇。无论是先秦的思想开放还是宋代的克己复礼，中国的文化阶层总能发出独立的声音。　　

然而，自民国以降，中国的文化知识分子却发生了蜕变。他们从壮怀激烈到茫然若失，再到集体失守。曾经的文化操守荡然无存，一个本应具备独立自主特性的阶层沦为了其他阶层的附庸，他们忽左忽右，好一点的变成了犬儒，而大多数连起码的人格也丧失殆尽。　　

我认为：这个现象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造成的。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将“学而优则仕”当做真理来追求是无可厚非的，潇洒如李白在得官以后也高兴的大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问题并不在于知识分子追求做官，问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怀有兼济天下的胸怀，所以，即使在官本位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知识文化精英仍然保持着独立的风骨，从司马迁的秉笔直书，魏征的直言进谏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甚至于方孝孺的死节，都是这种独立个性的彰显，也正是因为如此，即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已经与官僚阶层同流合污，清末的儒生仍能依靠乡土之情联合起来击败太平天国。　　

但近代的民主之风兴起，自由民主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曾经的封建官本位思想成为了历史的糟粕，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也不开始发生转变，目标不再统一。李鸿章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含义恐怕不在外敌入侵，而正在于此。　　

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儒生，在1840年前后经历了短暂的“天朝上国”的文化抵抗以后，自魏源、林则徐等人开始，中国的儒生终于放下“圣贤子孙”的架子，开始放眼看世界。然而，由于中国儒家思想的惯性，中国的文化阶层仍坚信：中国的文化思想并不落后，仅仅是技术落后。　　

于是历时三十三年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以张之洞为首的中国儒生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似乎中国的古老文化配备上西方科技就完事大吉。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失望，中国儒生敏感的神经被无情的拨弄。　　

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中国第一代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对旧文化的一次改造，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化冲破了三纲五常的藩篱，要求对政治和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革。但是，康、梁等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改革伴随着政治上的失势而归于失败。　　

在中国的儒生所有的救国努力统统归于是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温和的改良不再奏效，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何去何从？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激进”的文化开始崭露头角，他就是倡导革命的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清朝末年的“政治改革”成立“皇族内阁”，这其实等于堵死了汉人知识分子的前程，所以武昌一声枪响，全国各地知识分子蜂起反对清王朝，清帝被逼逊位。　　

中国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后，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得到了实惠，顺理成章更加赞成资本主义。于是，中国汉人知识分子集体投诚，将满清贵族和大清帝国一脚踹开，然后满怀热情的投入到北洋军和国民党的怀抱。　　

中国的文化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似乎又看到了一丝曙光，这丝光明来自于革命派知识分子的“第二故乡”---西方世界。　　

其实早在康梁时代，中国文化阶层就有意识的向西方看齐，康有为是绘画专家，他就力主改革中国画风，学习西方的绘画技巧，徐悲鸿就是康的高足。　　

民国初年，中国文化阶层似乎仍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时候的中国文化阶层不但不再独立，反而开始成为国内外资本和官僚的附庸。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知识分子“中学为体”和“变法图存”的努力统统归于失败，这就等于判了中国儒生的死刑，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想独立生存，唯有学习西方文化，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要附庸于西方资本。实事求是的讲，如果当时中国社会能够稳定，中国的知识分子未必不能走出一条中西结合的道路，但是很遗憾，历史没有给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机会，当时的中国风云诡谲，波涛汹涌。　　

自民国建立到“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科学、民主、人权、自由”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是西方思潮对中国旧文化的一次彻底冲击。在这次思想碰撞中，产生了很多耀眼的火花，造就了一批后来改变中国的青年人。同时，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最后一次以独立的声音发出的最后呐喊。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不怪“民智未开”，也不怪国民政府，原因还是出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文化为追求，以西方国家为榜样为老师，但偏偏这个榜样这个老师，却总是不以身作则，总是欺负自己的学生。　　

西方国家公开支持袁世凯复辟，支持地方军阀造成军阀混战，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就是因为列强瓜分中国。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郁闷、迷茫起来，西方这么“民主、自由、博爱”，我们也都按着你们的规矩来了，咋还是欺负我们呢？　　

当经历了半个世纪失败的中国知识分子再次被“泼了一瓢冷水”的时候，他们的郁闷和迷茫就变成了愤怒和咆哮，而知识分子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们的力量远远无法和工农的力量相比，于是，无济于事的愤怒和咆哮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其实选择了集体失守！　　

在五四运动前后，除了鲁迅等少数的左翼学者，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脱离广大工农，取悦于权贵，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精英丧失独立性，集体失贞的原因。民国初年，孙中山想推行土地改革，稳定政局，章太炎就曾说：“至若土地国有，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则大悖乎理；照田价而悉由国家买收，则又无此款，故绝对难行。”　　

当然，五四运动以后，还是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是一条依靠劳苦大众的路，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共产主义信仰的道路。　　

至此分野，中国知识分子在权贵资本和贫民百姓之间基本丧失了独立性。中国知识文化阶层，以精英治国为本，最后只能依附于权贵而脱离普罗大众。　　

客观的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多半是崇高的，他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应该为国为民做点事情，挽救民族存亡。然而，他们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考虑到自己与权贵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不愿意做出一定的牺牲为民做点实际的事情。于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完全脱节，知识分子美好的理想与工农无关，这种脱节也造就了五十年后的悲剧。　　

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西方的哀怨、对本国百姓 “麻木不仁”的鄙视，对国内军阀混战的无可奈何之中，终于以一个阶层的形式集体沦为权贵附庸。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府荣辱与共之后，基本丧失了广大人民的支持，1945年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国共论战，其实就是两种文化的论战。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在政治上没有一个较高的地位，这恐怕并不全是中共的过错吧？　　

毋须讳言，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尤其是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小知识分子是不放心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腐朽、投机、自私秉性根深蒂固，必须彻底改造。现在看来，毛泽东对于中国小知识分子的判断可谓洞如观火。　　

建国初期，中共对小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希望他们抛弃小资脾性，形成这一种与工农逐渐融合的阶层，但是，小知识分子严重脱离工农的不稳定性在“反右”运动中暴露无遗，这不得不引起中共高层的警惕。但即使如此，毛泽东仍没有放弃对中国知识文化阶层改造的努力。文革之初，毛泽东依靠的就是知识分子，然而，也正是这一阶段，知识分子打砸烧抢的过激行为终于令毛泽东对其彻底失望，当首都红卫兵组织被工人接管的时候，就代表了被打成“臭老九”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共左派的彻底决裂。　　

有意思的是，已经完全没有了独立性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76年以后，经历了十年被批斗的境遇，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被改造成与工农融合的阶层，反而成了社会中的畸形儿。　　

他们一方面遗留着历史上清高酸儒之气，一方面却又明哲保身，献媚权贵。但偏偏就是没人反思自己境遇的深层次原因。他们把满腹牢骚和一切不公归结到了文革那里，似乎他们自身悲剧的一切原因都是因为领袖的错误和历史的偶然。　　

按照他们的逻辑：文革被否定后，他们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身份了。而事实呢？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形式上的尊重，文化的解放也风起云涌，但知识分子的这个“春树”结的却是一个学潮的苦果。那场风波既有西方背景，又有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畸形儿身份的不满的宣泄。但直到那时，他们还是没有反思自身的原因。　　

有一部分逃亡海外的人幸灾乐祸的说：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如今遭受的痛苦是因为当初没有支持他们。　　

我请问：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当时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你们？如今工农的遭遇真的是不支持你们造成的吗？是不是支持了你们工农的遭遇会更好？　　

答案是很明确。　　

自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用“丧失独立性”来形容，而只能用“无耻和下作”来形容。这样说或许有点恶毒，但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更贴切的词汇来表述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经济领域的精英。　　

中国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儒家思想的约束，丢弃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也不在信仰自己的追求，甚至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也不再抱有希望。　　

在“文凭、学位”资源被知识分子垄断以后，大陆的知识分子从一群迷途的羔羊转变成了一群狐假虎威的恶狗。中国的文化领域充斥了官话、空话和套话。　　

在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貌似独立，实际却依附于西方资本，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大多难以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也就难以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不幸中的万幸，在上世纪末，终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身脱离大众的问题，但这种思想很快就被疯狂泛滥的权钱与学问文凭交易所淹没。　　

时至今日，我看不到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独立阶层存在的空间，我也看不到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空间。　　

对于目前中国文化阶层的迷失，可以分为“真迷”和“假迷”两种。这其中以韩寒和秦晖最具代表性。　　

韩寒最为80后文化界得“领军人物”，总能言他人“不能言不敢言”，可称得上一位难得的具有“独立性”的文化名人，然而，正如李敖对韩寒的规劝：写小说就写小说，赛车就赛车，你一进入“文化领域”就出局了。　　

凭心而论：我认为这是李敖对韩寒善意的规劝。　　

李敖曾如此评价毛泽东：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的精神，它是自唐朝以来久失了的浩然之气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保国、保种、保教三重危机的挑战而激应出的勇敢的应战精神，它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我想什么时候韩寒真正读懂了李敖的这段评价，也就不会再“迷”下去了。　　

而秦晖先生，则是“假迷”，或是称“装迷”，秦晖先生生年过半百，学识渊博，久经历练，他什么不懂，而他之所以屡屡“装迷”是因为他的人生中充满了矛盾和哀怨，而又无能为力。可以说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和无奈。对于秦晖的这种行为，我不但表示理解，甚至表示同情，但是，恰恰是秦晖先生的这种“装迷”让中国文化越加的混乱甚至是倒退。　　

不错，中国知识分子从1840年开始始终是以富国强兵、自由民主为追求，但是却屡屡碰壁、郁郁不得志，从“中学为体”的改革中坚，到“祖宗不足法”的改良先锋，再到革命的西方文化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实际上是日渐式微。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有机会集体走向大众，然而，由于中国知识精英与权贵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所以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集体背离大众。于是，知识分子口中的“自由民主”与普罗大众越行越远。　　

当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获得独立性的时候，新中国的建立再次给了他们一次机会，然而，根深蒂固的精英理念再次断送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阶层转变的机会。他们再次选择站在了广大工农的对立面。　　

中国知识分子不愿、不想、不敢、不能与中国的工农兄弟融为一体！　　

自从上世纪末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已经随着他们的良心一起被淹没在权钱美色的海洋中。不但丧失了独立性，连起码的人格丧失殆尽。看看今天我们“灵魂工程师”的所作所为，毫不夸张说，假如今天再来一次革命，我绝不怀疑包括教授老师在内的知识分子会被再次打倒。　　

中国文化的窘境是中国历史决定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守造成的。　　

要想实现破局，只有摒弃精英理念，转向大众路线，真正的与工农融为一体，重新找回中国知识分子那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风骨，这也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找回自己独立地位的唯一途径。　　

一个人用真心对百姓，总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千空万空，因果不空”。反之，“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极其附庸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及其附庸，都逃不掉这个规律。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什么时候中国知识分子能有这样的觉悟，其独立性也就会回来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