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假设，从不求证——浅薄的精英与无知的右派

　 胡乱假设，从不求证——浅薄的精英与无知的右派
——赏析崔卫平教授奇文《理想主义者的毁灭》
　　
　　黑土
　　
　　 闲暇之时，我爱读一些右派知识精英讨论（或者说批驳）左派的文章。一方面为了有所借鉴兼娱乐消闲，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变得像某些右派那样浅薄无知而又自以为是。
　　
　　 右派精英经常将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挂在嘴上，但到了实际行文时，却往往成了“胡乱假设，从不求证”。当然我也不是指所有右派任何时候皆是如此，但是往往如此。近日，读到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的《理想主义者的毁灭》一文，更是佐证了我的想法。
　　
　　 不过，既然崔卫平教授宣传了《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和《风吹麦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那这篇文章多少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至少能让一些人有兴趣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欧洲发生了什么，社会主义在那里的兴衰史。我建议所有的青年人（不分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看看这两部电影。
　　
　　 假如崔教授的这篇文章是一位在读的大学生或者高中生的习作，在不考虑政治立场的情况下，也许还能赞一声“有几分才气”，不过毕竟行文过于匆忙，缺乏考证和背景调查，基本功明显不够扎实。
　　
　　 可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是一位据说著作等身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的作品，那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之极。崔卫平女士的文章没有读过几篇，不敢妄作评论。但假如真的都是这一水准，那我不得不“含泪”劝谕崔教授莫要糟蹋文字和误人子弟。
　　
　　 全篇6000余字的文章，基本知识错误、病句漏字、自相矛盾的逻辑层出不穷，加上右派们逃不了的政治水平的低下。诸如“反效果”和“不出说”这类“中国人不好好说中国话”和漏误的低级错误，我也就不一一道来。下面就原文中几个明显的知识、背景和立场的错误的问题，做一下归纳。
　　
　　1） 谁是P.U.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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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引用崔卫平教授原文中涉及P.U.O.M.（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几段话：（以下斜体文字均引自崔卫平教授《理想主义者的毁灭》一文）
　　
　　“而是属于一个西班牙左翼小党“P.U.O.M”，影片中译为“西班牙工人党”。当时左翼阵线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中党派林立，各式各样的口号和主张都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P.U.O.M”属于左翼阵线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其成员后来遭到整肃。
　　
　　奥威尔本人在这一年也奔赴西班牙战场，情急之中他手持一封英国独立工党的介绍信，出于偶然也加入了“P.U.O.M”的民兵部队。
　　
　　村民的观点，其实正是“P.U.O.M”这个党派以及无政府主义党派的观点。
　　
　　争论中“P.U.O.M”更多地引用列宁的语录。但是奥威尔也敏锐地发现，这个逐渐处于劣势小党的报刊，从来不搞人身攻击，“这与共产党人的攻击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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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崔教授的文章，给不明就里的读者的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是个“爱引用列宁语录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但对社会主义思想与历史稍有了解的人，看到这里禁不住莞尔一笑。这是“胡乱假设，从不求证”的一个典型例证。
　　
　　在影片中大卫（David Carr）加入的民兵组织中文全称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简称：马统工党，英文：The Workers’’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西班牙文：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这个组织和崔卫平教授反复提到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毫无关系，而是一个很接近托洛茨基主义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列宁主义）革命组织（这个“反对派”指的是反对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其组织领导人安德烈-宁（Andreu Nin）受托洛茨基和其“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又有些不同的观点。
　　
　　乔治-奥威尔当时没有拿到英国共产党开的介绍信，因为他拒绝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建议”，加入国际纵队和通过西班牙在巴黎的大使馆进入西班牙。换而言之，在没有见到当地的真实情况时，他拒绝向共产党承担任何义务。所以，他转而向英国独立工党要了介绍信。因为马统工党和英国独立工党（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同属于“第二半国际”（London Bureau）。乔治-奥威尔（George Owell）到达巴塞罗那后就加入了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此后，乔治-奥威尔1938年6月从加泰罗尼亚回到英国后就加入了英国独立工党。当时他写过一篇文章说明他为什么要加入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而非一班小右们宣传的，奥威尔自西班牙内战后回到英国，就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追求，而只是更坚定地成为了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
　　
　　至于《土地与自由》影片中的大卫则根本没有介绍信，他是一个普通的失业工人党员，只有一份英国共产党的党员证。这在片头部分，他在火车上和马统工党交流时，其实已经说明了。他后来加入国际纵队也并不是什么介绍信的原因。
　　
　　“马统工党”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左翼小党，事实上直到西班牙内战中期前，马统工党（POUM）的规模要远远大于西班牙共产党（PCE），尤其是在当时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1936年12月马统工党的党员人数为7万人，1937年4月为4万人，而西班牙共产党在1936年时不过3万人。
　　
　　1937年6月在马统工党遭到镇压后，领导人安德烈-宁等被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和国际纵队逮捕，遭到折磨而死。（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就是后来波兰“卡廷惨案”的主要组织与执行者，其中国家安全理事会后来发展成为了著名的克格勃（KGB））。
　　
　　其实任何一个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历史有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会将自己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上混同起来。自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时代开始，两者在政治理念上就有着尖锐的冲突。正如崔教授自己提到的，马统工党在争论中爱引用列宁的话，但是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愿意引用列宁的话，除非是为了批判列宁。
　　
　　当时，在西班牙确实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大，但是那是另外一个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CNT）。而且，事实上，在《土地与自由》这部影片的开始部分就提到这一点。大卫在英国观看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时，当时的英文解说就提到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铁路工会是“全国劳工联合会”（CNT）的分会，在阿拉贡前线作战。而且，在电影中，大卫加入国际纵队后，在巴塞罗那街头与之巷战的也是“全国劳工联合会”（CNT）。“全国劳工联合会”（CNT）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工联分子的工会，高峰期1936-1937年会员曾超过100万。1939年内战结束后，16万到18万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的会员被佛朗哥政府处决。此后该组织进入地下活动直到到民主转型期。即使今天，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仍然存在，当然规模很小，只有5万左右会员。
　　
　　崔教授在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基础的情况下，甚至不愿做一点点学术调查（其实相关信息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搜索到）就大大刀阔斧地开始文章写作。虽然，文字中没有明确将马统工党定性为无政府主义组织，但是上下行文和逻辑推理，很容易给读者以“马统工党”就是“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印象。这种自以为是地“乱点鸳鸯谱”实在是不合一个学人基本作风。惨死于佛朗哥与斯大林屠刀下的安德烈-宁、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几十万西班牙工农如果地下有灵的话，恐怕也要愤懑地与崔教授“隔世对话”。
　　
　　2） 战争该是什么样？
　　崔卫平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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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看到一场战争场面，像肯•洛奇的这部影片中那样散漫和非专业：这支民兵游击队第一次出击，想要夺取一个法西斯占领的村庄。参战的人们仿佛有些犹豫，有些迟疑不决，发射出去的子弹稀稀拉拉，好像总也瞄不准，眼见得敌人在眼前晃来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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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段话，我不由地想问一下电影学院的崔教授到底看过多少有关战争的电影和纪录片？莫非崔教授除了看过国产的《南征北战》和《三大战役》之类的宣传片，大概也就看过几部美国好莱坞产的枪炮齐鸣的商业宣传大片。但就是好莱坞拍的几部比较接近真实的关于越战和伊拉克战争的影片中，难道没有“人有些由于犹豫，有些迟疑不决，发射出去的子弹稀稀拉拉，好像总也瞄不准，眼见得敌人在眼前晃来晃去”? 我只提供一个道听途说来的消息，二战时平均每20万颗子弹才能打死一个敌人，而伊拉克战争时据说是30万颗子弹才能消灭一个敌人。你认为在缺枪少弹的西班牙内战中，人们会如何作战呢？
　　
　　3） 不分土地怎么办？
　　崔卫平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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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马上革地主的命，不利于赢得国际支持，那样做没有人愿意将武器卖给西班牙。但是村民们反驳道：“你是首先考虑满足外国资本家、银行家的利益吗？这里有两百万没有土地的农民，除了痛苦的生活他们绝对毫无希望，思想应当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村民的观点，其实正是“P.U.O.M”这个党派以及无政府主义党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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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崔教授，不分土地，两百万没有土地的农民怎么办？当时西班牙十分之七的人口是农民，而且很多地方还盛行农奴制度。在1931年左翼政府上台推行赎买的土地改革政策，在1933年时，被重新上台的右翼政府全盘推盘。到1936年时，当左翼政府再次在“民主竞选”中胜出时，等待他们的是右翼军人的武装叛变。在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对于没收地主土地和集体化的赞赏，而非是什么同意“先战争，后革命”的观点。没有本国民众的支持，什么战争与革命都不可能支持下去。是指望封锁边界的法国，还是指望夺走西班牙国库一半黄金的斯大林？
　　
　　4） 《风吹麦浪》还是《风吹稻浪》？
　　
　　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把The Wind that shake the barley翻译成《风吹稻浪》，因为那明明是大麦（barley）而非稻子（rice），爱尔兰那种气候也种不出稻子。而且，此影片名是取自一首19世纪的爱尔兰民歌。显然，我们的崔卫平教授也是喜欢稻麦不分，五谷不清。
　　
　　
　　5） 可怜的为方言而死的爱尔兰男孩
　　
　　崔卫平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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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身、靠墙站立、登记身份，其中一名十七岁的男孩被割脖子弄死，因为他拒绝讲英语，而使用当地方言盖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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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在用书面语言写文章时，会写出“割脖子弄死”这样的文字。也许有一些吧，但怎么也不应该出自一个中文系科班毕业的文科教授的手笔吧。
　　
　　后来，我猜想可能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是否是cut throat （割喉）的误译。于是我重新看了《风吹麦浪》影片的开始部分，发现米西尔（Micheál）是被绑在柱子上活活打死的，而在维基百科的介绍中也是用殴打致死（fatal beating）。所以，我实在不知道，崔教授的“割脖子弄死”是如何来的？
　　
　　民族问题无小事。信奉自由主义的崔卫平教授请千万不要当着爱尔兰人或者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苏格兰人的面前说“盖尔语是一种方言”。这就好比说“满语是汉语的一种方言”一样贻笑大方。盖尔语是独立语种，属于凯尔特语族，和英语在历史渊源与结构上实在无什么关系。爱尔兰和苏格兰所使用的盖尔语还不尽相同。虽然如今，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使用的人不多，但仍然是爱尔兰的官方语言，在爱尔兰被称为爱尔兰语；在苏格兰也有专门的盖尔语广播和电视。盖尔语不是英语的方言。
　　
　　6） 可怜的克里斯他妈本来是文盲，如今“被失明”！
　　
　　崔卫平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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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伙计也是穷人出身，可怜的年轻人临死前不留遗言是因为他不会写，他的妈妈也不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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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我真替因为恐吓而向英军告密的克里斯（Chris，也就是崔卫平教授口中的小伙计）出离愤怒了。
　　
　　我们回头看看电影的英文原文对白是什么？
　　Damien: Give me your letters, Chris!
　　戴米恩：克里斯，给我你的信。
　　
　　Chris: I didn’’t know what to write. And Mam can’’t read.
　　克里斯：我不知道写什么，而且我妈妈不识字。
　　
　　Chris: Just tell her I love her. And where I’’m buried.
　　克里斯：就告诉她，我爱她，和我被埋在哪里了。
　　Chris: Promise me, Damien. Promise me you won’’t bury me next to him?
　　克里斯：答应我，戴米恩。答应我你不会把我和他埋在一起。
　　(points to Sir John)（克里斯指着胁迫他告密的地主约翰爵士）
　　Damien: The chapel. Do you remember, on the way up? Do you remember?
　　戴米恩：小教堂。你记得吗，在上来的路上，你记得吗？)
　　Chris: Yeah.
　　克里斯：是的
　　Damien: In there.
　　戴米恩：（会埋在）那里。
　　Chris: Tell Teddy I’’m sorry. I’’m scared, Damien.
　　克里斯：告诉泰迪（男主角戴米恩的哥哥）。我很抱歉，我害怕，戴米恩。
　　克里斯（崔卫平口中的“小伙计”）明明留下了遗言，“告诉妈妈，我爱她，告诉她我埋在哪里。”而且，请求不要将自己和自己的地主埋在一起。要求戴米恩转告他哥哥，他出卖共和军是因为害怕，请求他们的原谅。”
　　
　　这难道叫“小伙计没有留下遗言吗？”，而且克里斯什么时候说了自己不会写字？他分明说的是“不知道写什么”。
　　
　　“他的妈妈不会看”？这是什么话？！在中文中，这句话可能有两种意思。1）他妈不想看，不屑看，2）就是他妈失明了，没有视觉的能力。而且前一种意思可能性更大。
　　
　　但英文明明是“She can’t read”，他妈因为文盲不识字，所以没阅读的能力。为什么就不能翻译成“他妈不识字”、“他妈看不懂”或者“他妈不会阅读”? 崔卫平教授，他妈的，你真的是“不会写”啊。
　　
　　7） 不放下武器，那么英国人就会卷土重来？
　　
　　崔卫平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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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陈述的理由为——如果不主动放下武器结束战斗，那么英国人就会卷土重来。这的确是事实。从现实的层面来说，这种观点更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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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崔卫平教授的这个观点时，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意外的。因为，既然右派的新锐观点是汪精卫主席能够通过投敌“曲线救国”，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保存住“中华民国和广大敌占区国民”。那么，“不主动放下武器，英国人就会卷土重来”也就没有什么不符合逻辑的？
　　
　　不过，我想问崔教授的是，如果当初爱尔兰共和军不主动拿起武器，英国人又是如何理性地乖乖地让爱尔兰享有自治的？更何况爱尔兰共和国的实际独立是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9年才正式实现的，那时的老大帝国英国已经是日薄西山。但即使如此，今天爱尔兰岛的北方六郡仍然处在英国主权控制之下。
　　
　　8）放弃生命是为了追求什么？
　　
　　崔卫平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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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的固执乃至放弃生命，不是与哥哥一样迷失了自我，造成了对于自己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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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米恩放弃生命，是因为换取生命的代价必须说出共和军藏枪的地点。这是出卖信仰以换取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做出抉择的权利，也有为此抉择承担后果的义务。
　　
　　但是戴米恩不是主动放弃生命，而是为了严守秘密而牺牲生命，又如何谈得上“迷失自我”的问题。戴米恩在回答他哥哥泰迪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向克里斯（崔卫平教授口中的小伙计）的心脏开枪。我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决不会出卖。”（"I shot Chris Reilly in the heart. I did that. You know why? I am not going to sell out."）。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就是笑话，背叛才是成功”的时代，但我们还无权嘲笑别人用生命捍卫信仰。
　　
　　9）“同室操戈”是因为在同一阵营内吗？
　　
　　崔卫平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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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的分歧再正常不过，党派立场不同乃至竞争，也屡见不鲜，但是唯独在所谓革命阵营内部，才会出现因为观点和立场的不同，人们互相之间同室操戈，将对方视为比敌人更加危险的敌人，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人们的心肠也变得非常冷酷？某种对敌斗争的观念，一定要延展到自身内部？抑或，将意识形态之争发展为敌我关系之斗争，从源头上就包含了根本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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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教授艰辛而破绽百出地完成了六千字的宏文之后，终于进入了“貌似深刻”的结论部分。但问题在于，其逻辑上自相矛盾和学理上的基础薄弱，使这个结论更像是个“笑话”。
　　
　　当她写到“但是唯独在所谓革命阵营内部，才会出现因为观点和立场的不同，人们互相之间同室操戈，”之时，却全然忘记了自己文章开始时白纸黑字写下的“1936年2月，西班牙大选结果出来，左翼人民阵线获胜，右翼民族阵线败北，接下来这个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左翼政府手中。7月18日右翼军人叛变，曾经为西班牙军队总参谋长的佛郎哥将军发动军事进攻，将一些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同时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寻求援助，被称为“佛郎哥法西斯主义”。
　　
　　原来在西班牙内战中，因为观点和立场不同，而且明明输掉了所谓的“民主选举”，要喊打喊杀的分明是反革命的右翼军人，而不是所谓的革命阵营内部。而且，这种喊打喊杀，难道只发生在西班牙？从亚洲的印尼到南美的智利，地球上有多少喊打喊杀的苏哈托和皮诺切特？他们为了少数统治者和资本大亨的利益，将民族与社会推入同室操戈的血泪之中。但在崔教授的眼中只看到了所谓的“革命阵营”。
　　
　　至于“革命阵营”中的斯大林分子的喊打喊杀恐怕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背叛革命。1938年，苏军从西班牙撤走军事顾问，开始停止武器供应。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波兰。1940年，斯大林把德国控制下的欧洲国家逃亡到苏联的共产党员送还给纳粹德国。到底谁背叛了革命？不是一目了然吗？
　　
　　彼时，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英法等国，又比斯大林好到哪里去？不过是忙着绥靖主义地把捷克送到希特勒的餐盘中。二战中，斯大林和丘吉尔这两个政治死敌又打着防止德军东进的旗号瓜分了早已宣布严守中立的伊朗。
　　
　　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写的，“十二个嗓门一齐在愤怒地狂叫着，他们竟是如此的相似！而今，不必再问猪的面孔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外面的眼睛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回到人：但他们已分不出究竟谁是猪，谁是人了。”
　　
　　“人猪宴会”数十年后的今天，那些高高在上的猪不是果然都已经一个个“蜕化”成为了“用两只脚走路的人”？而且还在神气活现地坚持着“有特色的动物主义”吗？
　　
　　中国的右派们喜欢动骤把乔治-奥威尔和他的《动物庄园》与《一九八是》挂在嘴上。但是，个人感觉上却很少有几个右派认真读过或读懂过乔治-奥威尔与他的著作。乔治-奥威尔这个终身的社会主义者，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坚决地反对集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却对社会主义（民治社会主义）抱着坚定的决心。即使是在西班牙内战中因为加入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使他遭到追捕和认识到极权与专制的危险，也没有动摇他支持社会主义的立场。
　　
　　“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乔治-奥威尔《我为何而写作》1946年
　　"Every line of serious work that I have written since 1936 has been writte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and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as I understand it." ( George Orwell, 1946,"Why I Write")
　　
　　当右派们大谈“老大哥”和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与控制时，右派却从来不肯提及“老大哥”难道只是在铁幕的一侧？
　　
　　“老大哥在看着你！”——根据2007年9月4日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资料，因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奥威尔被英国军情五处和伦敦警察厅特别科自1929年起一直严密监视直至1950年逝世。这样的例子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国又何尝没有？爱因斯坦、卓别林到海明威，谁又能逃脱美国的“老大哥”的关注呢？
　　
　　在此，我还要顺便提一点小右们的浅薄无耻。在维基百科（Wikipedia）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中文词条里，有人擅自将英文词条下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改成了“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tic）”。这种行径当真是《一九八四》里所提到的，“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看来小右们不是无知，就是企图控制乔治-奥威尔。
　　
　　好吧，文章已经够长了，我也引用一句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一文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吧，
　　
　　“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第七章
　　
　　文章自古表心迹，白纸黑字任人议
　　
　　　

随附崔卫平《理想主义者的毁灭》原文
（经济观察网）

云上的日子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email protected]

    一

   “没有护照，只有徒步穿越比利牛斯山脉，靴子烂成了几瓣，脚暴露在外面”，一位年轻女孩正在展读刚刚去世的爷爷的旧书信，这封信写于1936年秋天，主人公从英国奔赴西班牙。当他坐上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赢得了车厢内同伴的热情欢迎：“我来这里是为保卫共和国而战。”这是影片《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的开头，导演是英国的肯·洛奇（1936——），该部影片获得当年戛纳金棕榈奖。

   影片的主人公叫大卫，英国利物浦的失业工人。经过简单的集训之后，他与一些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坐在敞篷卡车上被送往前线。这是著名的西班牙内战。1936年2月，西班牙大选结果出来，左翼人民阵线获胜，右翼民族阵线败北，接下来这个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左翼政府手中。7月18日右翼军人叛变，曾经为西班牙军队总参谋长的佛郎哥将军发动军事进攻，将一些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同时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寻求援助，被称为“佛郎哥法西斯主义”。

   由苏联主持的第三国际对西班牙政府伸出援手，在各个国家招募志愿兵，力挽处于危机中的左翼政权。许多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年轻的工会会员、共产党员被动员起来，组成了广为人知的“国际纵队”，其中有人们熟悉的白求恩、海明威，后者为此写下了一系列作品包括《丧钟为谁而鸣》、《告别了，武器》、《第五纵队》等，他并为伊文思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写了解说词，并亲自配音。关于西班牙内战更详细的情况，手边的书是林达所著《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2007）。

   肯·洛奇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大卫虽然来自英国，但是他在火车上偶然撞见和参加的这支民兵队伍，却不在国际纵队的领导之下，而是属于一个西班牙左翼小党“P.U.O.M”，影片中译为“西班牙工人党”。当时左翼阵线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中党派林立，各式各样的口号和主张都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右翼叛乱最初的两个月，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坚守在第一线，赢得了最初的战争胜利。这个“P.U.O.M”属于左翼阵线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其成员后来遭到整肃。

感谢乔治·奥威尔的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这本书正好可以与肯·洛奇的这部电影对照起来阅读。奥威尔本人在这一年也奔赴西班牙战场，情急之中他手持一封英国独立工党的介绍信，出于偶然也加入了“P.U.O.M”的民兵部队。奥威尔的这本书写于1938年，其时作家刚刚从战场上归来，有着最为丰富和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令人信服。

   这部《土地与自由》，应该从奥威尔的书中获取不少东西，包括立场与细节。比如主人公的手臂受伤，得以离开战场一段时间，奥威尔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同在于电影里是因为所使用的武器太过破烂，这一点奥威尔在书中也经常强调。肯·洛奇没有给过人脸以特写镜头，在这部影片中，他给了奥威尔书中反复提到的《每日工人报》的头条消息一个大特写。

   二

   还没有看到一场战争场面，像肯·洛奇的这部影片中那样散漫和非专业：这支民兵游击队第一次出击，想要夺取一个法西斯占领的村庄。参战的人们仿佛有些犹豫，有些迟疑不决，发射出去的子弹稀稀拉拉，好像总也瞄不准，眼见得敌人在眼前晃来晃去。然而，其中却透着一种心理上的张力，不仅因为他们是新兵。这让我马上想起奥威尔的单篇文章中《西班牙内战的回顾》，讲他自己如何不愿意朝提着裤子的法西斯分子开枪，对方看上去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孩子，差不多也是这种心理。（见《政治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

   参战对于双方都是一个悲剧。战友库根向大卫要子弹，大卫正在犹豫的当儿，敌人将库根射倒。库根与女朋友布兰卡一起上战场，布兰卡最初见到他时，库根正四处弹奏五弦琴。战斗结束时，民兵们将躲在教堂里的牧师抓住，掀开他的衣领揭露出正是牧师在高处用机枪扫射。这之前牧师还告发了五位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年轻人被右翼处死。牧师遭到同样下场，人们将教堂里的画像、器物、窗框投入大火之中付之一炬。

那种情况已经不能用通常的理性和常识来解释。空气像被点燃了一般。每个人都需要站队，一边站队，一边将对方当作妖魔鬼怪。奥威尔说，在那种情况下你没有选择。这是一场政治乃至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战争。人们因为思想观念不同，甚至是因为打交道的人不同，而不由自主地卷进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战场。柔弱的西班牙抒情诗人洛尔迦，仅仅因为有一些左倾朋友，在自己的家乡遭右翼“长枪党”人的杀害。与左翼一样，“长枪党”同样诉诸于底层，他们的口号为“祖国、西班牙、信仰”，其典型的服饰是蓝衬衫，表明自己是底层劳动者的意思。

大卫和他们朋友们占领这个小村庄之后，就将地主的土地分掉与否，展开了热烈讨论。村民中多数人发言主张立即分掉，因为地主们都支持佛郎哥。有人希望在没收地主的房子、土地和财产之后，立即走集体化的道路。也有人认为可以分土地，但是分完之后由个人耕种，既有利于收成，也有利于支持战争。双方的意见争论不下，有人请教外来的国际游击队员。

   这场争论非常重要，是日后风云变幻的起点，争论的焦点埋下了同一阵线内部政治倾轧的根源。

   脖子上缠着红丝巾的国际人士的发言，代表了正在上升并很快变得更为主流的观点——“战争第一，革命第二”，即眼下首先的任务是赢得战争，战争胜利才是一切，因此，马上革地主的命，不利于赢得国际支持，那样做没有人愿意将武器卖给西班牙。但是村民们反驳道：“你是首先考虑满足外国资本家、银行家的利益吗？这里有两百万没有土地的农民，除了痛苦的生活他们绝对毫无希望，思想应当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村民的观点，其实正是“P.U.O.M”这个党派以及无政府主义党派的观点。

   在奥威尔的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这种分歧有着更为详尽地描绘。单从观点上来说，奥威尔是同意共产党人的，这个估计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而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对于许多来西班牙参战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原先得到的讯息为——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他们前来是为了保卫民主而非支持革命。争论中“P.U.O.M”更多地引用列宁的语录。但是奥威尔也敏锐地发现，这个逐渐处于劣势小党的报刊，从来不搞人身攻击，“这与共产党人的攻击完全不是一回事”。

   苏联介入之后，原本表现平平的西班牙共产党，在政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奥威尔称共产党越来越“向右转”。影片中，共产党的政府军想要收编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的抵抗部队，让他们穿上统一的制服，接受统一领导，像那支国际纵队一样。经过大家讨论表决，这个提案被否决了。这些自发前来参战的人们，对第三国际十分反感，自觉地站到了反对“斯大林主义”一边。

   与奥威尔略微不同，电影中的大卫携带的是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他是其中的一名党员。在外出疗伤时，他一度穿上国际纵队的制服，卷进一场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原本同一阵营）的巷战。一位提着菜篮子的西班牙老妈妈向对立阵营两边大喊：“这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奥威尔的书中也提到巷战时站在街道上的提菜篮子的妇女）。在酒吧里，大卫目睹国际纵队成员对于前线民兵的嘲笑，运用那种无聊的人身攻击，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冲上去与对方打起来。“党变质了，变得邪恶和腐败，一些人被枪决，其他人被抓进刑讯室”，他给留在英国的女朋友写道。他撕毁了自己的党证，回到了原先的游击队。

   他与战友们重新回到反法西斯的战壕。在新的战斗中，却发现原先说好的援军并没有到来，队伍陷入危境之中，许多人受伤，身边的战友倒下，人们开始咒骂这是一个“斯大林式的阴谋”。在他们付出重大牺牲之后从阵地撤回，才看到政府军的卡车装上慢慢荷枪实弹的士兵疾驶奔来——不是来援助的，而是来解散这支队伍的。点到名的人被逮捕，没有点到名的人被遣送回家。在这之前首先需要交出武器。人们愤怒、争吵，但是这无济于事。带上十字救护标志的布兰卡被来自政府军的子弹射中。人们用马赛曲为她送行，上一次为战友的葬礼中他们唱的是国际歌。

   影片结尾，是为这位反法西斯老战士举行葬礼，他的孙女读了几行诗，它们也是爷爷始终珍藏的：“加入战斗吧/在那里男子汉不会失败/即使他死去/他的行为令他永生。”作者为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1834——1896），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早期发起者之一。

三

    这部《风吹稻浪》（2006），可以看作《土地与自由》的姊妹篇。虽然题材不同，但是矛盾冲突方面却是类似和同构的。比较起来，后一部更加尖锐。面对被认为是“偏激的思想”，肯·洛奇给了更多同情的理解。而对于对方的立场和为难之处，也给予更多着墨。也许，拍摄这部影片是在上部中导演肯·洛奇有话没有说完，该片同样获得了当年戛纳金棕榈奖。

   一群年轻人正在玩曲棍球，被协助警察的“黑棕军”阻止。搜身、靠墙站立、登记身份，其中一名十七岁的男孩被割脖子弄死，因为他拒绝讲英语，而使用当地方言盖尔语。这便是当时爱尔兰面临的现状。根据其时法律，人们不能说自己的语言，也不能假借曲棍球之类的体育活动来聚众。这支黑棕军是从1914-1918年的战场上的老兵，非常凶狠。即使是爱尔兰人遭到杀戮，也不会有人为此而遭到追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爱尔兰要求独立的气氛高涨。1918年大选中胜出的新芬党，在都柏林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个愿望被英国人嗤之以鼻，大英帝国表现出极度傲慢。爱尔兰人反抗运动越来越激烈。在拍摄这部影片时，肯·洛奇请来了历史学家做顾问，并每天在历史学家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医学大学生达米恩本来有着一个锦绣的前程，他与哥哥泰迪不一样，希望能够走一条现有法制框架之内的道路。然而当他坐火车求学时，目睹拒绝搭载英军及其武器装备的火车司机挨揍，那些比他年轻得多的英国士兵将暴雨一般的拳头落在了这位司机身上，达米恩被激怒了，他宣誓效忠爱尔兰共和国，加入了共和军的队伍。那位被杀死的无辜男孩米海尔，实际上是达米恩女友的弟弟。

   兄弟俩并肩战斗。他们袭击警察局，袭击英军，这引起了英军疯狂的报复和镇压。这种压制实际上又是徒劳的和反效果的。英军抓了哥哥泰迪，将他的十个手指甲，用钳子活生生拔去，这只会激起人们更多的仇恨。威胁捍卫自己土地和家园的人们，威胁受到屈辱和要求尊严的人们，挑战困苦绝望的人民，只能适得其反和导致恶性循环。当家园被毁、身边的亲人倒下，尤其是力量对比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你无法简单地指责——这是一些极端的人们，这是他们极端的思想。傲慢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为他们自己的傲慢是理所当然的。

   弟弟达米恩抓住了告密的贵族以及贵族家的小伙计，后者供出了森林里的藏身之点。在得知自己狱中三个伙伴被杀死之后，达米恩亲手将两个告密者杀死。而那个小伙计也是穷人出身，可怜的年轻人临死前不留遗言是因为他不会写，他的妈妈也不会看。儒雅的医学学生达米恩在这种次手刃的行为当中，他的斗争意志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他的手上沾有了原来同伴的鲜血。不是他一定要去某个地方，也不是他这个人要将事情弄成目前的这个样子，是事情本身将他带到了这一步。准确地说，是过于逼仄的处境将他逼到了这一步。毁灭在前面等着他。

   哥哥泰迪转过身来，开始追求现实，追求权力政治。一度共和军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些地区，甚至设立自己的法庭。法庭判一位贫困的老妇人胜诉，体现了同情底层的立场。泰迪却将败诉的商人放过，原因是需要商人的钱来买武器。“明天就要去拿武器，谁来付钱？”与上一部电影一样，某种客观形势需要在有钱人面前让步。同伴们批评他落入了“英国佬”的道路。

   哥哥去伦敦参与谈判。面对爱尔兰的胜利，英国政府被迫与爱尔兰达成协议，这就是1921年7月的“英爱条约”。其中伦敦有条件地承认爱尔兰部分自治，把爱尔兰分割为两部分，南部26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北部6郡（现北爱尔兰），自由邦名义上享有自治自决的全权，但必须效忠英王，其对外政策和一部分内政仍置于英国监督之下。

   原来一道出生入死的伙伴分为承认条约者和反条约者，兄弟俩也因此分道扬镳。哥哥加入了新成立的自由邦的官方军队，弟弟留在共和军的游击队。条约要求人们交出武器，哥哥也要求弟弟这样做。哥哥陈述的理由为——如果不主动放下武器结束战斗，那么英国人就会卷土重来。这的确是事实。从现实的层面来说，这种观点更有道理。

   但是弟弟难以接受。他觉得哥哥让步太多。他曾经发誓效忠爱尔兰共和国，现在却需要仍然效忠于英王。他也认为哥哥太过相信英国人，对英国人抱有太多幻想。达米恩还有一个他自己的“关”：他亲自开枪打死供出藏身地点的叛徒，他不能接受任何妥协和出卖的行为。他不能变成自己所杀死的那个人。其他人也有骂泰迪在伦敦被灌得“脑肥肠满”。

   穿上制服的哥哥与弟弟在审讯室里对质。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当接受英国人审讯时，弟弟试图冒充哥哥，让哥哥免受刑罚。然而现在是哥哥对弟弟说，如果天亮之前不出说武器隐藏的地点，就地正法。遭到拒绝之后，他让弟弟写遗书。弟弟写道：发现自己反对什么（what）并不难，难得是去发现自己为什么（why）去反对。

   在黎明的光线中，哥哥亲自命令行刑队——“举枪、瞄准、射击”，将弟弟杀死。他本人也因此痛苦不堪。这使得这部影片更加接近希腊式的悲剧。受损失、受伤害的永远是双方，尤其是有着亲密关系的双方亲人。他们本身的弱点，最终成了伤害他们自己的致命利器。当弟弟倒下时，哥哥的灵魂也轰然倒塌。他的肉体没有死，但是灵魂已不复存在。而弟弟的固执乃至放弃生命，不是与哥哥一样迷失了自我，造成了对于自己的伤害？

   四

   奥威尔的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花了很多篇幅来描写西班牙战争中的政治斗争，尤其为“P.U.O.M”做辩护，这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党（这本书里被译为“马统工党”）遭到严厉镇压，它被宣布为“非法”。其领导人纷纷进监狱，被失踪。在这个党的报纸被噤声之后，许多公开出版的报纸发表指责性言论，说这个组织是“与法西斯结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是“佛朗哥‘第五纵队’的成员”等等。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写于1937年秋天与初冬的剧本，这个期间正是对“P.U.O.M”镇压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位作家也相信“有一支从背后袭击马德里”的力量。

   什么样的谣言都捏造得出来。一位党的领导人持有两颗手榴弹，本来是为了准备教学使用，却被当作“秘密拥有武器”而抓起来，奥威尔本人的住所被搜查时，一包没有来得及洗的脏衣服始终没有归还，因为怀疑它们上面有隐形情报。在离开西班牙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不得不到处露天过夜，以免被发现和莫名其妙地带走。奥威尔写道：“指控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持，而只是权威腔调的断言，充满了人身攻击和中伤的味道，对由此可能给战争带来的影响，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正是有了这段经历，使得他的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后来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专制的力量不仅是在战壕那边的法西斯主义，还包括自己身边的同一阵营的人们。

   肯·洛奇影片里的人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本来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却要扼杀其他人的革命精神。这是大半个世纪之后，人们继续需要思考的。观点的分歧再正常不过，党派立场不同乃至竞争，也屡见不鲜，但是唯独在所谓革命阵营内部，才会出现因为观点和立场的不同，人们互相之间同室操戈，将对方视为比敌人更加危险的敌人，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人们的心肠也变得非常冷酷？某种对敌斗争的观念，一定要延展到自身内部？抑或，将意识形态之争发展为敌我关系之斗争，从源头上就包含了根本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