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先生，以及他给我的第一件差事

陈映真先生，以及他给我的第一件差事

曾淑美（2009-10-13）

1985年夏天，我刚从大学哲学系毕业。23岁，满脑子文学狂热，一心唾弃资本主义社会，人生梦想是成为伟大的诗人或诗人的情妇，自然不屑于学习打字呀、计算机呀这些讨生活用的基本技艺。经过数次不成功的求职经验，我逐渐发现，一般老板根本不知如何雇用一个志在写诗、连字都不会打的哲学系毕业女生。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

11月，标榜报导文学与报导摄影的《人间》杂志创刊，创刊人是备受敬重的小说家陈映真，这件事轰动整个台湾文化圈。我立刻带着手边仅有的20余首诗和几篇校刊上刊登过的幼稚文章，跑到和平东路的杂志办公室求见文学偶像陈映真，问他：“我可不可以来当《人间》的义工？”陈先生答应了，但坚持每个月付3000元车马费。我第二天立刻开始“上班”，帮忙寄杂志、整理客户资料、搬书等杂务。即使大部分时间都在贴邮票和跑邮局，我心里却彷佛有光，觉得自己正在参与创造历史，投入神圣的革命事业。

我一直没对家里说这不是正式工作。过了几个月，母亲大人在杂志上看不到我名字，追问之下，忽然发现我不过是个“义工”，既惊讶又失望。她私下带着我从小到大作文比赛优胜的奖状去找陈映真，告诉他：“我女儿作文很好，请让她试试看写文章。”

次日，陈映真以全新的目光看着我，用赞叹的口吻说：“妳妈妈实在太棒了！”他非常、非常欣赏我母亲充满生命力的魅力和勇气。我觉得很窘，也很高兴；最棒的是陈映真果然派了一个小采访让我去试。我就此正式成为《人间》杂志的同仁。

自从我的名字被刊印在杂志工作人员名单上，家里开始出现不出声的神秘电话。通常我们一接起来对方就挂断，连续几次，也有时，对方迟迟不挂，我们放下电话又立刻响起。一天深夜，又是无声电话，我忽然想耗下去看看，静静听着话筒中浊重的男人呼吸，喝茶的唏嗦声，甚至吱呀的椅背旋转声。过了很久很久，那男人叹口气挂上电话。

我被国家监听了。当时并不特别以为意，只觉得中华民国政府真没品味，派个糟老头儿来监听！《人间》办公室常有知名文化人进出，政治犯来串门子的也不少，几乎每个人都有非常精采的被监听和跟踪经验，我的无声电话相形之下，算是乏善可陈。

小说家黄春明是早期《人间》很受欢迎的客人，他幽默、有趣，一进门就大呼：“大头在吗？”有他在，陈映真总笑呵呵的。一天，黄春明看着我们几个忙进忙出的年轻人，有感而发：“以后《人间》如果办不下去，大家千万不要上吊，一定要继续在一起。”我心想，如果办不下去当然很难过，但何至于要“上吊”？后来才弄清楚，黄春明正在整治门牙，说话漏风，他当时想说的其实是：大家千万不要“散掉”。

得识高公才情

《人间》一直赔钱，即将倒闭的传闻从来没断过。为了突破困境，陈映真先后邀请过高信疆、王拓、杨宪宏、黄怡……诸位先生来一起整顿社务，调整编辑方针。几位社长和总编辑都是精采人物，带给《人间》各式各样新的视野和作业模式。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年5月刚过世的高信疆。

同仁皆尊称高信疆“高公”。高公在杂志社时，潘庭松带着我做编辑工作。高公雄才大略，对编辑作业的要求却异常细致严谨，有次我校对文稿不慎，把他亲笔写的原文“湮灭”改成“烟灭”，对的倒改成错的，高公气死了，把我叫去足足训了半个小时。

又有次他在我们面前批评某位知名人物，我吃了熊心豹子胆竟也跟着不以为然，再度被高公训诫一顿；他责备我年轻识浅，无资格臧否前辈。类似事件不一而足，我觉得自己很不入他的眼。

过了几个月，某深夜剩我和高公两人在办公室，他正做付印前最后修订，我在旁边等着把稿子抱到遥远的印刷厂，准备当晚睡在印刷机旁的废纸堆上。高公忽然抬起头来，直视着我：“淑美，妳是有才气的。妳的诗很好。”顿了一会儿，又说：“我从前看妳的诗，和这本杂志完全不搭调，一直以为妳是情治单位派来卧底的。”

我当时应该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先是一阵委屈，然后愤怒排山倒海，然后是长久、长久的悲凉之感──高公一定有过很难忘怀的被背叛经验，以至于无法信任新人，太可怜了。然则，陈映真坐过多年牢，待人却还保有信赖、浪漫的特质，真是太不容易了。

时移事往，我越来越能够体会出高公性情与处事之可敬可爱，更逐渐了解他们那一代文化人的创伤。近日读季季《行走的树──向伤痕告别》，感慨尤深：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国家机器对人性的扭曲啊。高公对台湾的文化贡献如日如月，人所共仰，历史亦有定评。我作为晚辈，有幸一窥绝代高手的姿影，缘起于《人间》，终究要感谢陈映真一开始的用人不疑。

海峡两岸第一人

当我躺在文学院草坪上读《第一件差事》时，陈映真已经是一则传奇，“海峡两岸第一人”。文学同好之间流传着当年陈映真如何办杂志、如何对抗政府、如何被出卖、如何受女生欢迎──种种轶事，真正第一次来到陈映真面前，我发现自己面对一位很有男子气概、却毫不摆架子的作者，传奇的光芒从敏锐的目光和幽默的谈话之间透露出来。

我好奇“海峡两岸第一人”怎么来的。他谦和地回答：“当年被抓去关的时候，朋友们急着营救，胡秋原先生就‘发明’了这句话，试试看能不能让政府放人。”

又求证他当年被逮捕的状况。陈映真轻描淡写道：“那些人一看到我书架上有几本‘佐拉’的小说，就说不得了，一定是这样，所以思想‘向佐拉’，就连人带书一起抓走啦。”

坐了那么多年政治牢，陈映真真的就当成人生中的一段“远行”。

在他手下工作近四年，我从没看见他向人诉苦、抱怨，也从没看见他以此沾沾自喜而刻意累积政治资本。他真是个品格高尚的人──不，用品格高尚不足以形容──品格高尚来自于修养，有忍辱的成分；依我看，陈映真并不以坐牢为荣辱，他生性明亮而又有坚定的信念，所以宠辱不惊，既来之则安之，出来了也不呼天抢地，生命始终潇洒。

陈映真以第一流的人品，写第一流的作品，办第一流的杂志。他像一块大磁石，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以及有志一同的文化人；这些可爱的人儿来到《人间》，献出他们最初或最后的浪漫情怀，最初或最后的理想主义。

我们上山下海，去最荒僻的地方和底层者打交道，整理议题为弱势者发声。陈映真总是教导我们，“要非常尊重被采访者，我们必须被人民教育。”我们喜欢背着书包大王去采访，让书包大王有阵子蔚为流行时尚。我们以《国际歌》为社内国歌，对抗庸俗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知道自己是台湾少数中的少数。

不得不的必然

这么一本一登场就注定名留青史的杂志，为什么竟然长期经营不善？陈映真是伟大的创作者、始终如一的信念倡导者，却不是精明的经营者。虽然所有同仁都充满奉献热忱，严格来说，我们当时却不完全具备办杂志的专业和效率，也并未受到严谨的训练和要求。仁慈的大陈经常不好意思对我们太严厉，也没有足够时间来训练大伙提升战力。当我离开杂志社到意识形态广告公司上班的第一个月，不禁深深感叹：《人间》的效率要求如果有广告公司的三分之一，它应该会活下去！（当时《人间》一年的资金缺口不过两百万元，实在不是大数目。我的第二个老板郑松茂从我口中知道杂志状况，主动表示可以赞助。后来赞助之事不知为何不了了之，似乎映真先生这边另有顾虑。）

陈映真视《人间》如子，从别的战场被邀请过来的将军们，面对别人的小孩，难免有不知如何管教之感。最后大家只好分手。毕竟，《人间》是陈映真实现理念的“不得不然”，却不是其它将军的“必然”。又拖磨一阵子，《人间》终于决定停刊。

我去做广告，堂堂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心里对映真先生实在充满歉意。刚开始时自我安慰，想说是去敌营卧底，偷学武功，待功成圆满，终究要带着江湖不世密法和金元宝返家救父──当然这是少年恋梦，高估了自己的能耐，低估了《人间》问题的深度与复杂性，尤其完全不明白映真先生的意向。

1992年，我开始自由工作，春节时策画播放开喜乌龙茶“新新人类在中国”系列广告，非常轰动。播出时，特别打电话给陈映真请他打开电视，告诉他这是献给他的作品（因为“在中国”）。他很高兴。广告后续效果惊人，开喜乌龙茶销量竟然打败可口可乐，我又打电话去报告，陈映真简直乐不可支，开玩笑说：“终于挫败了美帝！”当下，我真觉得自己是个为父亲扳回一城的乖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