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是如何变坏的？

《人心是如何变坏的？》一文刊登在南风窗上，是该刊记者石勇采访上海大学拥有众多头衔的著名学者王晓明¹的访谈录。看罢通篇文章，给人一个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酸溜溜的味道扑面而来，过去腐儒们之乎者也，如今的叫兽们喜欢故弄玄虚，搬来外子²吓唬百姓，显示自己学识如何渊博。人心是如何变坏的？说了半天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描述：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包括家庭、社会、学校。一言以蔽之，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贪污腐败，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警匪一家，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私欲膨胀，社会丧公平正义，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等等，都是环境变坏之根失源，正是这样的环境，才使人心变坏了。而导致环境变坏的社会根源，就是以私有化为改革开放之目标的市场经济。信仰缺失、道德沦丧是执政党自毁长城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大头子胡乱帮和赵紫阳执政的结果，是党内走资派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看罢王晓明与石勇的对话，感觉似说了一大堆废话，拐了好几个大弯，让人一头雾水，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王晓明们哀叹，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发起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将近20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以药家鑫事件为标志，社会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状况，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并给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转型制造巨大的风险。于是他们将人心变坏的根源归结于社会剧烈转型，说什么在此过程中大多都会出现道德沦丧、人心变坏的现象——曾经的西方如此，今天的中国似乎也难以例外。 （新中国建立之初难道不属于剧烈转型期？为什么当时的人心没有变坏？王晓明和南风窗记者们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吗？——博主注）
    王晓明为了回答人心变坏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转了一个大圈，从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家庭、学校、社会说起，把人心变坏过程归结于：　　

1、从小学到中学十年，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开始“社会化”时的两个最大的权威，一旦他们口径一致，小孩只能服从。（貌似合理的解释，请问王晓明，你小时候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只不过那个时候孩子们可以随意玩，城市的孩子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少年宫玩，农村的孩子放学之后去田间割草，农忙的时候到田间拾麦（稻）穗，还可以与小伙伴们玩各种游戏，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学校孩子，没有繁重的课后作业压迫。劳动光荣，行行出状元，出路很广，大家根本就没有必要非要挤上大学这只独木桥。所以现在孩子们被学校的如山作业压迫，被家长望子成龙的寄托压迫，个人兴趣完全被剥夺，这一切都是教育产业化种下的恶果。工农阶级已经沦落为社会最底层，遭受资本家和各种邪恶势力的剥削压迫，劳动不再光荣，个人上进的道路对于普通家庭孩子来说，唯有上大学这样一条出路，然而这条出路最终的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属于高投入高风险低产出的道路，把工农阶级这样的家庭和孩子彻底逼上了绝路。——博主注）　　

2、在有能力报复之前，这个小孩已经先形成了两个意识：一、自己很渺小，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二、为了权威告诉他的那个以金钱为基础的将来的“美好生活”，他必须压抑自己的大部分兴趣和爱好。（恰恰说明今天的教育已经彻底庸俗化，培养的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从小学到大学，灌输的是有了钱就可以拥有一切的腐朽观念，较之封建社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有过之而无不及。官二代富二代轻易获得过上奢侈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彻底粉碎了包括白领在内的阶层依靠勤劳致富的梦想。不劳而获，投机取巧，欺行霸市，制假贩假，权力攫取，不择手段获取利益，赚取不义之才才是导致整个社会人心学坏的根源）　　

3、到大学三四年级，找工作的压力来了，当他四处递送简历而回音寥寥，精疲力尽地从“人才市场”回到宿舍的时候，或者，他凭本事笔试过关，却在面试环节被利索地淘汰的时候，他一定痛苦地发现，在这个越来越讲出身、讲关系的现实中，个人努力其实并无多大用处。（毕业即失业，教育产业化导致大学生为找工作所累，社会不公平，拼爹游戏彻底摧毁了大学生追求公平正义的途径，这才是资产阶级教育产业化改革造成的弊端所在——博主注）　　

4、于是他在少年时代体验到的那些消极的经验，现在又攫住他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个人”意识：一方面，各种从小就包围他的外部力量——比如父母的呵斥：“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很早就让他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最重要，别的都无所谓；另一方面，他同样很早就明白了，自己是不能做自己的主的，奋斗和反抗都是没有用的。（社会逼着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这样自私自利的思想，孩子们还能学好吗？助人为乐的代价太高，都是依法治国惹的祸。如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鹏案等法官雷人判词，彻底摧毁了社会仅存的一点点儿道德制高点。——博主注）　　

5、在今天，除了相爱之外别无所恃的年轻人，多半困难重重，压力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坏，现实的算计逐步压倒青春的欢乐，贫贱夫妻百事哀……（请问造成这种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什么？难道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吗？难道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吗？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加上毕业即失业的窘况，农村出身的大学生们只能在高房价面前止步不前，成为蜗居蚁族，改革开放彻底摧毁了农村孩子上进的唯一一条上进的道路，心里的不忿自然而生，新三座大山曾经剥夺了多少农村和普通工人的孩子求学之梦，这种悲剧不是源于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吗？国家经济强大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究竟是为了谁？难道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好名声吗？经济发展成果不能让全体劳动人民共享，这样的改革开放还有何意义呢？民生困窘，国家富强，发展经济还有价值吗？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虽然没有现在这样强大，但那时把经济发展成果除了用于维护国家安全之外，全部用于改善民生福祉上来，基本实现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房住，城市人人免费看病，农村低费合作医疗，人人免费上学，劳动光荣，上进之路很广，只要努力就可已得到社会的承认，掏大粪与国家主席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掏粪工可以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各行各业行行出状元，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争相恐后，热情很高，大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不计较个人得失，无私奉献，充分享受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人民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原因——博主注）
    6、如果一个年轻人从爱情中尝到的，大部分都是沮丧和失望，是物质现实的强大、个人精神和心理冲动的退却，那就意味着，他的主要靠青春活力支撑的积极心态，再一次遭遇重大破坏。只要能深切体验某一种超越狭隘功利的美好价值，人内心的其他同类体验就会得到鼓舞。反过来也一样，如果这位年轻人不相信世上有纯真的爱情，他大概也不会觉得公正啊、人的尊严啊，真有什么意义。 （这些年青年学生被教授们害苦了，他们从教授那里所学到的自然知识之外，还被他们灌输了一番资产阶级思想，四肢不勤五谷不分，鄙视劳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跻身上层社会，使得他们好高骛远，眼高手低，难以应对残酷的社会现实，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无比的打击。他们羡慕不劳而获，他们可以追求金钱至上，他们盼望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等等，几乎所有这一切都是教授们注入到他们思想中的毒素——博主注）
    7、今日的城市白领，无论国企私企还是外企，都经常碰到不能准时下班、周末出差之类的事，劳动时间被变相延长。（剥削阶级残酷的剥削压榨，攫取最大剩余价值，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管卡压的管理体系，缺乏民主精神的企业管理制度，才是导致青年人产生心理疾病的社会制度根源——博主注）　　

8、一个小孩日长夜大，他的精神和心理的自主性，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进入社会和职场，对社会公正的信心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和各种人交往，对非物质功利的情感和价值的体验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是的，当人生的旅途只有困难，陷阱林立，看不到丝毫光明之前景，人生信心又能来自何处呢？阶级剥削和压迫、社会公平正义丧失、物价飞涨，蜗居蚁族生活如此窘迫，未来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养老就医等随时考验着所有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民群众不仅会对社会公信力、情感和价值幸福感丧失信心，而且也会对执政党丧失信心——博主注）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3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后者，那就可以断定，“人心”大概不会好。（如果所有回答都是后者，那么发生群体事件的确不足为奇了。这不是人心变坏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变坏的问题。不能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来说。王晓明故意抹杀社会存在着的阶级剥削和压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丧失殆尽等实质性问题，意在用精神和心理自主性越来越差来掩盖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公正本质——博主注）
    9、经济发展了，贫困的压力轻了，人心应该会变得松驰和温和，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一般来说，要比我这年龄的一代人善良。（悖论！人的善良与否真与经济发展快慢有关系吗？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总是被资产阶级所诟病，那个时候人们是单纯和善良的。官员清正廉洁，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风淳朴，政风清明，并没出现贫穷生盗贼的现象。倒是今天所谓经济发展了，社会治安反而恶化了，各种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你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吗？——博主注）
    10、经济增长虽足以令人心变得温和，至少不那么紧张，但财富的分配机制严重倾斜，以至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的增长反而强化了经济对他们的压力。如果大家都穷，虽然我不满，一看别人，“都差不多啊”，我对自己“贫穷”的感受就不会很强烈。现在不一样了，贫富悬殊，虽然中低收入者口袋里的钱也增加，但这个增加赶不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多数人从经济增长中感受最多的，反而是经济压力的增大，于是更焦虑、更紧张了。（社会焦虑感产生的根源源自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源自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各种腐败现象腐蚀着人们的心理，这种腐败不仅仅包括官员的权力腐败，也包括无良教授的学识腐败、歌星和电视电影明星生活糜烂腐败、黑社会的腐败，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包括白领的残酷剥削等等，都是恶化社会生活环境的根源，不铲除这些腐败根源，很难让青年人心理得到平衡——博主注）也就是说，分配制度的严重倾斜，大幅度抵消了经济增长对于人的心理和伦理状况的改善作用。（赞成此说，应该将“抵消”改为“恶化”才对——博主注）
    11、和经济压力的强化搅在一起的，是各种腐败。尽管仍有很多正派有为的干部，但如果问老百姓，今天社会上哪个群体最糟，他多半会说：官员！现在公众对官场的评价确实非常消极。这个消极的意思是，一方面，普遍觉得官场很腐败，另一方面，又普遍觉得奈何不了这个腐败。（腐败无所不在，教育界包括王晓明本人在内，文艺界、体育界、法律界、报业集团包括南方系等等，不仅仅是贪官污吏，还有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导致腐败无处不在的根源就是私有制经济基础，所以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博主注）　　

这11点，基本上代表了王晓明关于人心变坏的观点。归结起来，小学到中学受到家长和学校老师的压迫，没有自主权，不能按照兴趣行事，压抑感产生，感觉无能为力，潜意识中产生反抗的情绪，只是无可奈何忍下去，犹如火山蓄势等待时机爆发一样，到了大学毕业，找工作，恋爱结婚等等，社会不公平，人比人气死人，心理压力过大，必然导致人心变坏。腐儒为什么充满酸味，简单问题复杂化是当今叫兽们的共同特点，非如此说，才能显示出自己非同凡响的渊博知识和“高贵”品格。如果像我一样，只用环境使然这四个字表述人心变坏的原因，也忒滑稽了，一则如何能够把头衔众多的博导之能力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来呢？二则把责任归咎于改革开放，这是王晓明万万不敢明说的，俗话说，为尊者讳，当今知识分子看起来很强势，其实也无法摆脱这种历史的纠结。
    当然我这篇文章忽悠了南方窗记者现代版之乎者也——外子说，似乎有点遗憾，只好说声对不起啦！因为我这个人不大喜欢看外国的书，尤其不喜欢看外国关于道德理论方面的书籍，因为比起中国儒教学说，他们还差得远呢，更何况儒教学说我也有点不耐烦看。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和黄金屋，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到头来念了十几年书，却让人心变坏了，这样的书读它何用？所以还是少念点书为好，免得知识越多越反动。2011.09.03　　

注1：王晓明——1955年6月生于上海，浙江义乌人。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注2：外子——外国学者也，参照中国古代说法。比如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弗子、英国作家狄更斯——狄子、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斯子。　　

注3：黑体字系王晓明的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