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的几点问题(一)——国家是怎么一回事儿？

2008年金融危机，标志着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释放达到顶点，资本主义的“后冷战繁荣期”到达终点。

由于西方列强所固有的“以邻为壑”的作风，金融危机的代价通过各种金融手段、政治手段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伊斯兰世界动荡不已，而滞胀危机笼罩华夏大地，城乡壁垒、地域差别、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被进一步激化，西方反华势力在周边制造事端，虎视眈眈，建国六十年经济发展成果有被毁于一旦之虞。

内忧外患，让有志之士不得不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路线得失，寻找中华民族未来的出路。但是既要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就必须先回答“中国从哪里来”的问题，务必把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几点问题搞深搞透，才能顺流而下，为中华民族开辟一片天地！

前言：改造我们的小资产阶级作风

为什么把《国家是怎么一回事儿》作为第一个问题？自从阶级社会出现，尤其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国家利益便和我们的个人利益紧密相连，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绝难回避的立场与出发点。但尤其是我们青年学生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受到我们固有的小资产阶级作风的干扰，动摇甚至失去了原本应该坚持的立场。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作风，小资产阶级作风源自小农意识，决定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受土地规模限制、靠天吃饭、因季节忙闲不定，形成自私冷漠、自由散漫、小富则安的小农意识。小农进入城市，虽然不再务农，但是心中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根深蒂固，脱离了乡土的熟人社会，却未皈依现代的契约精神，使自私冷漠、自由散漫、小富则安的作风更加不受约束地表现出来——这便是小资产阶级作风。

小资产阶级作风是转型期的必然产物，却绝非实现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希望所在。因为小资产阶级对于现代化的态度是：他们希望获得现代公民应享有的自由权利，却不愿意承担现代公民应尽的义务，不愿意坚持现代公民应有的立场。

这种作风，经过某些人不怀好意的煽风点火，极易通过网络，在青年学生中蔓延，极大程度地混淆、冲击、消磨了众多青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甚至基本的是非感。

这些煽风点火者，往往同样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缺乏向上发展的空间，希望天下再次大乱，“英雄”方有用武之地——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断送知识分子体制内参与政治的路径，无数青年因此投身革命，我党如果想避免不必要的动荡，就必须想方设法，为这些青年学生寻找发展的空间。

如果台前的煽风点火者是“自发”的群体，缺乏长远眼光、大局观与组织能力，幕后的煽风点火者，则是党内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西方反华势力，他们是“自为”的群体，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在此暂不赘述。

小资产阶级作风，源自人性之私，既是中华民族的劣根痼疾，也是转型期的水土不服。凡我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都应该像防瘟治病一般，努力与小资产阶级作风划清界限。然而总有一些暂时想不通的同胞，看在党国面子上，总得拉他们一把，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说服他们。

小资产阶级作风最严重的错误，便是国家立场的模糊，归根结底是不明白“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国家是怎样发展变化的？”，总而言之，“国家是怎么一回事儿？”，应当作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被首先提出。

人类的公与私

 人类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对立统一体，自然性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共性，是人类的基础属性。饿了，我们会找吃的，渴了，我们会找喝的，冷了，我们会找穿的，活不了，我们懂得逃跑或者反抗。“自然性”，便是人类求生存谋发展的本能。

社会性，则是人类相比其他生物的个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人类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动物，不仅仅会问“什么”，也会问“为什么”，在适应自然的实践中，人类能够透过自然现象总结自然规律，反过来在实践中检验，经过日积月累，使适应自然的活动升华为改造自然的活动。然而，在人类活动中，人类面对的并不仅仅是相“对立”的大自然，还有相“同一”的同类，自相残杀，食肉寝皮，固然能收获一时的保暖，但是，团结合作，往往能收获更多，人类心理，本来便有“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镜像反应，通过循环往复的实践、总结、积累，使偶然、短暂的人际合作升华为稳定、长久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规模越大，维系越长久，人类的经验教训不仅能得到横向的汇集，更能得到纵向的传承。

综上所述，人类的“社会性”，便是人类为求生存谋发展，团结合作，并不断改造组织方式和生产技术的能力。

人类的“自然性”决定“社会性”，“社会性”反作用于“自然性”，既对立，又统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我们常见卑劣的叛徒，为了偷生求荣，甚至出卖最亲密的战友，这便是私心彻底蒙蔽了公心。我们也不少见光荣的英烈，为了素不相识的大众，倾家荡产，甚至牺牲生命，这便是“推己及人”，私欲便是公益，公益便是私欲。

生产剩余、基本公共品提供与阶级国家的出现

人的“社会性”，要在实践中体现，并在实践中检验的。这个实践是什么？便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便是公共品提供。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最初出现的两种公共品需求，一是知识的传承，二是秩序的维护。

人类社会的经验教训，是需要横向汇集和纵向传承的。这些经验教训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知识，还包括自然科学知识，更包括政治哲学与人际智慧，在科学技术尚未昌明，人类觉悟极其有限的时代，知识被作为上帝的启示或者祖先的遗教，被神秘化甚至垄断化，以文字为载体，被一个专门的知识群体传承，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祭司、教士、士大夫或知识分子，在这里被统称为“笔杆子”。

对于人类社会的最大威胁，莫过于私欲的泛滥。盗窃抢夺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行为，如果拳头硬点，加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便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为，那么所有人将不事生产，专事投机，甚至自相残杀，整个社会必将崩溃。因此，就需要一个暴力机器，这个暴力机器由一群人组成，有组织、有纪律、有保障、有技术，它包括军队、法庭、监狱，比一般个体的拳头要“硬”许多。一个有效的暴力机器，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则制裁投机行为，提高投机行为的风险，降低投机行为的回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这个暴力机器，便是我们常说的“枪杆子”。

“笔杆子”和“枪杆子”，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两种基本公共品，缺一不可。上古时代祭司和法老的二元政治，中古时代天主教会与国王平起平座，我华夏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据。

在物质生产尚不发达的时代，人类生活在生存的底线上，如果公共品由私人提供，私人承受的机会成本过高，收益却大家共享，就必然导致“囚徒困境”，没人提供公共品也没人享受公共品。因此必须把代价均摊，由一群不事生产的“精英”专门从事“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工作，而剩下的人从事生产，供养他们。

意识形态部门和暴力机器部门的供养，以社会生产产生一定的物质财富剩余和积累作为前提。以贡献或税收的方式，按一定比例集中生产剩余，以供养“笔杆子”和“枪杆子”，必然还需要一群“精英”负责“钱袋子”的工作。

“笔杆子”、“枪杆子”、“钱袋子”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钱袋子”是基础，没了“钱袋子”，“笔杆子”和“枪杆子”都得饿死。可没有“笔杆子”做思想工作，“枪杆子”强制执行的双重保险，“钱袋子”也将囊中羞涩。

这群从人民中分化出来的“精英”，作为统治者，便成为最基本的阶级分化，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也标志着国家的出现。

统治阶级与生产资料所有制

“钱袋子”如何盆满钵溢，是每个负责任或不负责任的统治者都会思考的问题。如何让国家富裕起来，不外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让老百姓赚更多的钱，扩大税基，另一种是国家亲自赚钱。这两种办法并不完全对立，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种，包括投机行为，但是法律不可能把所有投机行为都予以规范，执法主体不可能把每个投机分子都抓起来——尤其当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国家时；而一些具有高度外部性的产业、高风险的产业、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高技术的产业、新型产业的兴起，是必须由国家负责推动、引导、掌控的。

什么叫外部性，正外部性是经济主体的活动带给其它主体收益，却没有得到酬劳；而负外部性是经济主体的活动带给其它主体损害，却没有付出代价。水利工程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所以往往由政府负责建设，这本身也是一种公共品。旧中国的冶铁工业往往需要上千人离开家乡进入山林，容易造成政治不稳定，所以往往也由政府负责掌控。

因此，国家必然掌握一定量的生产资料，作为财税来源，以及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工具，因此上文所述“钱袋子”，也可定名为“财政经济部门”。

国家掌握的生产资料，由统治者管理。统治者是人，被统治者也是人，因此需要通过人际关系来进行统治，因此必须遵守“党同伐异”的原则，组成统治集团，同时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利益作为维系集团的保障。因此必然导致全国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所有权向统治集团倾斜，形成经济意义上的统治阶级。

谈论那么多生产资料，却还没有明确什么是生产资料。广义的生产资料可以是一块田，也可以是一把镰刀、一把铁锤、一张股票。但是，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的生产资料，决定粮食、矿石等战略资源的产出，产出决定供给，供给决定价格，通过价格机制进一步决定社会产品的交换、分配和消费。

因此，在自然经济时代，这类生产资料首推土地，而在货币-商品经济时代，这类“生产资料”还增加一种不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那便是货币。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本质上是谁拥有土地所有权、管理权以及货币发行权的问题，社会产品的价值包括生产资料的价值，而生产资料的所有也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核心，是谁掌握土地和货币的定价权的问题，是谁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从古至今，从东到西，统治阶级都会通过土地和货币的定价权，调控经济，实现国家或者本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是统治阶级所有特权的核心内容。

 统治阶级的两面性

统治阶级的两面性，党同伐异的阶级性和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性，源自人类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治阶级的阶级性是它作为阶级的本质特征，但是统治阶级的存在，同时是以统治阶级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作为前提的，阶级性和公共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人的自发趋向，是私欲蒙蔽公心，统治阶级的自发趋向，同样是私欲蒙蔽公心。

一个人站在私欲的立场，而与公共利益相对立时，他便是我们所定义的“机会主义分子”。任何统治集团内部，必然会混入机会主义分子，这是先天的、偶然性的投机分子。或者在特定环境下，一个人的私利与公益对立，蜕变为机会主义分子，这是后天的、结构性的投机分子。

 上文论述过，统治集团提供的一种基本公共服务，就是制裁投机行为。制裁投机行为的前提在于，一、存在既定标准，从而决定相关投机行为是否应该被制裁，应该被如何制裁；二、相关投机行为是否处在舆论的压力下，处在国家机关的权力范围内；三、相关的国家机关是否愿意负起责任。

这三种前提，对于被统治阶级，在自然经济，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换不普遍、不经常的时代，已经不容易成立。何况对于统治阶级，标准就是统治阶级自己定的，信息是统治阶级自己垄断的，国家机关是统治阶级组成的，统治集团成员具有法纪、信息、权力的先天优势，投机行为的风险较低，收益颇大，因此，统治阶级的机会主义倾向，是自发倾向。

统治阶级的机会主义化过程中，不仅有个人蜕变为机会主义分子，也会出现宗派、山头，他们把小集团的私利置于整个阶级的公共利益之上，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党在党内斗争中，会将一些宗派、山头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无论是个人的机会主义化，还是集团的机会主义化，都是整个统治阶级机会主义化的表现形式，尤其以后者更加棘手。

统治阶级机会主义化，必然导致统治集团组织动员能力的下降，导致统治集团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下降，最终动摇统治集团的阶级统治。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扭转统治阶级机会主义化的自发倾向呢。

首先，是统治集团有着自我批评的能力，这里的自我批评，不是简单地做思想工作，而是实打实的，甚至动用暴力机器的政治斗争，在契约关系的货币经济时代，也许只要解除合同，在人身依附的自然经济时代，则往往要斗倒、斗臭、斗死。

一个人自我批评的能力很有限，但批评人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统治集团实现自我批评的真正力量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只有真正联系群众，才能实现自我批评。

联系群众，是一种社会关系，但是社会关系取决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只有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群众作为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才有可能自为地参与政治。

社会制度的危机

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和公共性，在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初期，并不对立，统治阶级的公共服务完善负责，生产力蓬勃发展，能够同时满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有极限的，一方面受限于资源瓶颈，另一方面受限于制度瓶颈，资源越来越少，制度既定，而人口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公共服务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越来越不相称。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呈现边际递减的态势。

当一个社会制度的生产力释放达到一个临界点，社会制度的危机便到来了。

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机会主义化，从个别性、偶然性的机会主义转变为普遍性、结构性的机会主义。既然按照原有的规则，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再也无法满足，干脆就让法纪沦为一纸空文，大家都去玩潜规则好了。潜规则当道，法纪松弛，必然导致统治集团的组织动员能力有名无实，公共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弱化。

潜规则如何满足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统治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最终掌控者，生产资料原本是用来生产的，可是现在生产力停滞不前，那便只好用来投机了。古往今来的生产资料投机，无论是冠以炒房、炒股还是炒债券——哪怕是次级债券的名目，本质上，都是利用特权，偷窃人民群众的财富。

物质财富的生产停滞不前，统治阶级多分配，必然导致被统治阶级少分配，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矛盾激化。在没有外来的“援助”刺激需求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消费需求抑制与生产供给抑制互相正反馈增强，最终导致被统治阶级在生存底线背水一战，推翻统治阶级。

人民群众将部分社会产品和生产资料托付给统治集团，统治集团却没能提供良好的甚至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制裁投机、维护正义，连统治集团内部的机会主义都控制不住，统治集团带头失信于天下，人民群众为了保障自己的合理权益，也自然要失信，将统治集团推翻。

社会制度的危机，是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危机，本质上是信任危机。

如果这个统治集团能够深入群众、联系实际、懂得自我批评，她将能够从改造自身做起，改造生产关系，进一步释放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共同焕发新生，如果这个集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愿自我批评，她将成为旧制度的陪葬品——这便是“改革”和“革命”的区别。

多元竞争变革旧制度

新的社会制度，对于旧的社会制度，使一种批判性继承。旧制度的灭亡，不代表一切推倒重来，更不意味着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旧制度的残垣断壁，依然在各区域矗立，是维系社会的基本力量，却绝不再是教条主义的唯一标准，这时候的真理唯一标准，是各区域各自的实践。

如果社会制度变革是以改革的形式出现，那么各区域的关系，是一种中央许可的前提下，各地方政权各自试验、互相学习、互相竞争的关系。如果制度变革是以革命的形式出现，那么各区域的关系，是一种没有中央的情况下，各地方割据各自试验、互相学习、互相兼并的关系。

作为地方势力，小国寡民使他们更加能够深入群众，联系实际。互相激烈的竞争又能迫使他们保持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改造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多元竞争的时代，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若是割据混战，枪杆子里出政权，产权不再绝对，生产关系的改造也更加容易一些。

悠久的中国历史上，战国割据孕育了秦汉，北魏北周堪称隋唐滥觞，而没有红色割据，便没有新中国。

割据势力的互相斗争，如果没有战争国债的存在，没有债权取消的担忧，总是以彻底打倒对方为最终目的。要打倒对方，就需要更有组织战斗力的“枪杆子”，就需要更有思想号召力的“笔杆子”，需要更有财富动员力的“钱袋子”，最终就需要进行生产方式的变革，更大程度释放生产力，更大程度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暴力是旧制度中孕育新制度的接生婆，而暴力本身也是一种经济的力量。”

究其根本，变革不是请客吃饭，变革是实打实的政治斗争，是要牺牲流血的，而战争恰恰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层次。国家组织动员能力的强化，既造就了制度革新，又被制度革新的造就。

社会制度突变与国际斗争

绝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国家的制度革新，必须突破国界，将制度革新与国际斗争相联系。更何况，殖民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将人类社会从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经济时代，带入全球化的货币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国际范围的制度，没有什么特定的“祖国”。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国家社会制度的变革，是本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却往往离不开外因的推动。正因为古代中国的战争对手往往是周边物质生产贫乏的渔猎游牧民族，或是本国的地方割据，而非近代中国面对的西方现代军队，生产力虽然遭受严重破坏，但是小农经济的基础并未破产，导致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变迁，一直是退两步进三步，始终无法实现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突变，可见外因的重要性。

变革是政治斗争，而暴力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层次。国际范围内的制度突变，离不开国际范围内的暴力斗争，包括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

侵略战争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在不改变基本构成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运用暴力机器向外掠夺，同时满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近代侵略战争能够实现制度突变，关键在于它能够促成货币经济的建立，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时通过掠夺的财富，将代价转嫁到被侵略的国家。黄仁宇认为，现代制度的特征有三点，第一点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储蓄能够通过借贷动员起来，第二点是委托代理制度，第三点是相应的技术支持，比如交通通讯，维系这三点的纽带，则是法律保障的契约精神。

现代制度的突变，没有国家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个人能够支付“枪打出头鸟”的代价。正是因为近代侵略战争是跨洋远征，必须通过战争国债筹集本金，代理给一支远征军或“公司”执行，信息的传播必须迅速，同时殖民战争的收益必须在概率上是正值，使这种运动成为常态，形成制度。

在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国家行为是决定性因素，但是殖民战争的掠夺收益，为失地农民创造了工作，创造向外殖民的机遇。同时，工商业的兴起，又为殖民战争提供二三线的支持。

近代侵略战争的形成的制度突变，通过掠夺别国财富，调和国内的阶级矛盾，这使得近代资本主义制度， 必然具有一定的妥协性质，就好比英国的“光荣革命”，今天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与中世纪的军事封建贵族其实没什么两样，地方本位主义和阶级本位主义没有实质差别，人权自由的实质，便是投机自由，掠夺自由。但是，这种模式同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建立在全世界资源和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全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反抗的前提上。

而事实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众多被侵略的国家，旧的经济基础破产，而新的经济基础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无时无刻不受到侵略者的剥削。所谓“精英”，或是旧经济基础的产物，或是新经济基础的产物，或脱离群众，或在事实上依附于侵略者，脱离群众的他们，对于国家如何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必然无所作为。被侵略国家的有识之士，如果要反抗而不是投降，就必须彻底抛弃“精英”，拥抱“草根”，紧密联系实际，持续自我批评，彻底进行变革。被侵略者不可能像侵略者那样掠夺别人，转移代价走出的道路，必将是一条能够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对立、阶级对立、国际对立重新统一起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必将是人类社会出路所在！

然而，这虽然是客观可能，却不是客观必然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如果“革命者”像甘地那样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宣扬投降主义，像苏联共产党那样脱离群众，那么人类同样会陷入资本主义陷阱不能自拔。有志之士必须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时刻保持联系群众的精神，时刻保持为人民抗争的精神，才能把可能转化为必然，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