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韬：关于确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理论思维

关于确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论”　　

（“本质论”）的理论思维　　

此文为马林韬《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哲学解谱》（三部曲）第三部《“余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革命——对传统自由主义反思批判的思潮和学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第十六章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文化思想体系最突出的理论思维就是要确立“价值论”（或“本质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作为基础理论的理论定位，并充分认识其在实践中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　　

建立“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和理论体系完善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准确地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其完整的理论结构应是包括“方法论”（“辩证法”）、“实践论”（“反映论”）和“价值论”（“本质论”）三个方面思想内容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表现的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认识论，它完整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是包含了“实践论”（或叫“反映论”）和“价值论”（或叫“本质论”）两方面相统一的思想内容。　　

一切科学的真理都应是具有现实性和可证明性的。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真理的证明，则是这个学说科学逻辑性、严谨性的理论证明和现实有效性、合理性的实践证明的辩证统一。　　

关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价值论”（“本质论”）的科学真理性和现实性的表现和证明的问题，正是由其理论逻辑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实践的有效性、合理性的统一而加以表现和完成的；这个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和现实性，更是由这个理论的价值体系所内涵的永恒的革命性、先进性和批判性来加以表现的；并且这个作为人类在改革现实和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积极推动和引导的伟大力量，还将在不断显现的社会文明发展和历史空前进步的广泛成就中而得到最终的普遍理解和证明。　　

对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的正确理解和概括表述应是：它既是一个以共产主义学说为理论表现的关于人类自由理想和信仰的绝对的价值目标，也是围绕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断推动整个人类社会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进步的无限的和相对的历史运动过程——这是一个把真理确定为价值目标和历史运动相统一（即“目标论－过程论”）的科学辩证的一般的理论实践体系。　　

（一）　　

社会主义是人们在建立现代社会生活理想和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从实现人的自由本质或人类自由王国理想的意义上，要求建立普遍社会公正和人类正义而确立的一种现代文化思维的价值取向和选择；社会主义也是人们在为建立现代的社会生活理想和历史文明进步中，作为旨在消除和避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社会弊端的理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和探索；社会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社会弊端进行批判的产物，它自身又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表现的人类理想和现实相统一的一个完整的现代文化思想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概括地讲，就是他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创立的关于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最高理想和科学文化信仰的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运动的思想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是亘古未有的一项最伟大的人类解放的社会事业。　　

但在后来长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中，人们却不断地经历了种种的艰难曲折和跌宕起伏……于是不得不开始认真的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人们又将怎样来建立社会主义呢？　　

其实，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和他们的经典著作里，他们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词汇里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或者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还只是把它看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对社会生产关系改变提出新要求的一种历史必然性的产物，而且认为那是一个遥远将来的事情，所以他们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问题还不可能有什么更多的明确论述；另外，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还被认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以代表无产阶级运动未来的价值理想目标的理论表现为指导，并在现实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直至革命，以反对资本主义不人道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最近目标和利益而斗争的那样一个现实的社会运动。　　

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却产生了超越性的发展。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夺取了政权，并在资本主义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俄罗斯等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列宁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把传统意义上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地丰富扩展成为一种建立现代文明社会发展而作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和探索的问题。　　

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建立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选择，这一点不能不认为是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历史贡献。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列宁的领导下还进行了既充满矛盾和困惑，又诚挚激情而富有创造性的积极探索。　　

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并无现成之规或天然定式。但在列宁逝世之后，人们却仍然是急切地希望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里获取一个现成的答案。　　

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学说，是包括我们以上概括为“价值取向的理论思维”和“历史运动的实践内容”这样两个方面统一性的思想含义的。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早期历史文献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以指导他们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现实的历史运动的产物，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理论思维的论述又总是包含在大量关于现实运动的具体历史内容之中，而且表现他们共产主义学说的那些早期历史文献更是他们在特定的阶级斗争的时代里一气呵成的，因此这些早期文献本身也存在理论思维和历史内容的理论分析在理论结构的层次性交代方面不甚分明的情况。　　

这样，当人们迫切地希望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和言论中寻找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指导依据时，就往往把一些本来属于理论表现和价值取向的内容直接地当作了经验性的具体内容和东西来表现，或者是把一些经验实践性的相对性事物也绝对化了。这样，就必然地对后来的社会实践，或者说社会实验，产生一种在确立历史内容和观念认识上的片面性和错误理解。

这里，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对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一切市场经济形式的绝对“否定”，并且只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未来社会的一些不成熟的设想和很粗略的描述而作为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义。如“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后来，此类的一些言论竟成了在生产关系上建立单一公有制和管理体系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天条”和“圣经”。

正是这样，苏联的社会主义最后发展成为了一种高度集中、自我封闭的“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较长时间内还成为一种所谓社会主义的“正统”，甚至成为定义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论。

也正是这样，凡是实行了这种不适当地排斥和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片面地否定市场经济关系而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长期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是破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综合国力得不到应有的加强，人们期待和想象中的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不仅没有表现出来，反而产生了种种严重的困难，甚至在有些国家的内部，还不断地发生了各种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久而久之，有的问题和矛盾还发展到了积重难返的严重地步。

于是，人们就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传统的社会主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正是这样，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受苏联社会经济模式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反躬自省，开始认真地思考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问题，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

总之，那种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所谓社会主义体系，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已是没有任何出路了。不进行改革就必然走向失败和破产。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国70多年之后，似乎还没有真正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陷入迷惘和混乱而匆匆地解体了。

当苏联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时候，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并没有对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认识有什么理论上的突破，或重新给予科学的理解和定义，而是仍旧囿于那种对社会主义错误认识的传统观念，于是形成了在对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错误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本身作出了否定和批判。这样一来，由于在旧体制下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而引起的不满，就在错误的思想引导下发展成为对社会主义本身及其执政党的不满。于是不仅使苏联共产党自身丧失了对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权和合法性而陷入了混乱，而且更是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之下，最终形成社会的动乱，直至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解体。

在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理论和现实中同样存在着长期的迷惘和混乱。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②]

由于严重的教条主义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致使“左”的东西泛滥成灾，结果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也不敢干，动辄得咎。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切矛盾的焦点最后都集中于是否能突破长期以来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并转而在坚持社会主义宗旨的意义上，来建立起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

针对这个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所面临的迫切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邓小平也曾反复地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不是罪过”，“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等。但此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能否继续深入和发展，并使所面临根本经济体制变革的问题得到真正的突破和解决，在理论上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　　

正是在这个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面临何去何从的现实问题面前，从摆脱各种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和“左”的非难的现实需要出发，邓小平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思想，以期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一个说法，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的区别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从两个方面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

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其实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或本质理论的问题。“本质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作为一切应用理论的基础理论——哲学理论思维上的“价值论”问题（在传统的哲学里又被称为“本体论”的问题）。从广义上讲，它正是作为一个完整科学思想体系中理想和信仰这一文化价值核心的根本问题。[④]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论，其最突出的理论思维，就是要确立“价值论”（或“本质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基础理论的理论定位，并充分认识其在实践中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

坚持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就能够排除社会主义建设中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和障碍，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壮大，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坚持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还将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的问题得到科学的解答，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做到兼容并蓄，高屋建瓴，在一个开放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全人类确立现代的社会生活理想和精神信仰的科学文化思想体系。

（二）　　

确立“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和理论体系完善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认识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概括地讲，正是一个在完全现代化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理想目标和现实运动相统一的科学文化思想体系。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

也许人们一般地都会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文化思想体系，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确立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样说或许不错，但我认为仍然是不够具体和明确的，因为它恰恰忽略了从理论体系的结构上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思想体系加以准确和完整的界说。

具体就是，以往人们在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文化思想体系的诠解时，虽然也笼统地认识到它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两方面思想内容的，但又往往把认识论狭义地理解为就是建立在对客观世界反映论基础之上的经验实践论，这样，认识论的问题就往往被等同于实践论（反映论），而成为一种经验认识论的东西。虽然这种经验认识论也包括认识逻辑发展的概念和理性思维的理论抽象形式，但这种经验认识论的片面性恰恰就在于它忽略了人们意识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主导性理论思维的内容，于是就形成了以一般物理性自然事物为对象的应用性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来对待和解决人生和社会的一切问题，模糊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认识问题。因此，表现为在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上，模糊了对“价值论”（“本质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结构性存在及其作为基础理论的意义的认识和理解，于是往往把属于“价值论”（“本质论”）的问题混同于经验实践论的问题，或者说把基础理论的问题等同于应用性的经验理论问题，并在实践中造成了种种的混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或者说是理论表现不足的问题。这个理论缺陷或者说是理论表现不足正是在理论体系的结构上忽略了“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部分。

因此，在形成对实践的理论应用上，就势必发生不可避免的偏差和错误。如以上我们所谈到，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长期的混乱和迷惘。反之，又有可能发生另一种片面性的错误倾向，如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价值思维的主观能动性时，一方面强调了人文社会学同自然物理科学在理论形式上差异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否定了前者仍然是建立在科学认识论基础之上所具有的客观真理性，从而把价值论问题排斥于认识论之外，并使之非科学化、非理性化，从而变成了一种纯粹主观行为论的庸俗社会学理论。

其实，这正是一种在以往的资产阶级文化意识中，曾经存在理论表现不足的思维方式。

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缺陷和理论表现不足就在于，它要么干脆把关于人类自由理想的价值观问题完全排斥在科学认识论的范畴之外（如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要么是把关于人类自由理想的价值目标建立在一种空洞和抽象的概念之上，最终却无法真正确立起一种科学的理论思维，而只能是一种观念论的形而上学（如黑格尔主义的“绝对精神”）。所以，他们始终无法在完全世俗主义和非宗教的意义上建立起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现代文化理想和精神信仰，这就使他们始终离不开那个作为精神支撑的上帝观念，且不管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显得多么的空虚和脆弱。

在社会科学中，在科学认识论的意义上确立“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应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精、气、神”（或者按西方的说法叫“灵魂”）。

但在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和认识中，人们恰恰没能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来认识和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于是形成要么是把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本质论”）的内容混同于经验性的事物，并总是把经验的东西绝对化而发展成为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如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要么是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本质论”）的科学意义，而主张“回到康德去”，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一种无目标论的行为主义学说（如早年“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等和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中，正是基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再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第一次以明确的理论形式，突出了本质理论（或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作为重要基础理论的定位，从而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对人们全面社会实践的正确指导中产生了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有了这种新的理论认识，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其完整的理论结构应是包括“方法论”（“辩证法”）、“实践论”（“反映论”）和“价值论”（“本质论”）三个方面的思想内容。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表现的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认识论，它完整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是包含了“实践论”（或叫“反映论”）和“价值论”（或叫“本质论”）两方面相统一的思想内容。

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为包括“方法论”（“辩证法”）、“实践论”（“反映论”）、“价值论”（“本质论”）这样一个结构完整的科学文化思想体系，因此对一切事物从其本质特征和现象表现两方面进行认识就能够使许多问题得到真正科学的界说和理解，这样，真理的体系也就更加完整和分明了。

可以预言，随着这个科学体系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终将会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以确立在真正现代化的意义上的全人类共同的社会生活理想和精神信仰的科学文化思想体系。

（三）　　

但当我们在理论认识上，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其理论结构完整性的意义上确立为，应是包括“方法论”（“辩证法”）、“实践论”（“反映论”）和“价值论”（“本质论”）三个方面思想内容的一个科学文化思想体系时，也许人们还会问道：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像这样说过了吗？

或者说，建立“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中有这方面的思想内容吗？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又为什么没有把他们的理论体系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呢？

其实，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它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历史的产物，或者按一般的意义讲，马克思主义应该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批判、继承和超越、发展的产物。因此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发展的思想轨迹看，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充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以人类自由理想的价值取向为出发点，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秘密的理论揭示，并在对资产阶级法权自由观和资本主义不合理现实进行批判的革命实践运动中，创立了表现人类科学社会理想和精神信仰的共产主义学说。

另外，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抽象的说教，实践性是它最鲜明的一个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 因此，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同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阶级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现实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一个指导当时德国和欧洲工人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它实际上是包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理论和对现实工人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以及若干具体措施多方面内容的阐释。另外，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也都表明，马克思主义既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实践的产物，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逐渐完善的科学文化思想体系。

也许正是这样，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往往片面地形成偏重于从历史运动和革命实践的内容方面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忽略了它的理论思维部分，甚至把历史经验的某些内容绝对化、理论化，乃至发生教条主义的错误。这种片面性错误倾向的发生，究其根本，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理论表现的不足。

另外，我们也应客观地看到，在《共产党宣言》这个最重要的文献发表之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也并没有把其中基础理论的绝对真理和行动纲领的相对内容的不同范畴问题，在理论的结构和层次上作出明晰而准确的分辨。所以，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就会很自然地把整个《宣言》的内容都作为完全实践论意义上的内容来加以理解和贯彻，把基本理论和经验理论的内容混为一谈了，或者把理想和现实相背离，在强调现实性或从现实性出发时又把理想束之高阁，甚至弃之不顾了。

其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他们就已经发现了这种种矛盾和片面认识的情况总是会在现实的工人运动中不断地表现出来。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关心的就是，当工人阶级在为争取现实的经济利益而斗争时，切不可放弃理想目标的思想旗帜。但在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统一和分别尚未得到真正的科学分辨时，他们又不得不一再地通过“论战”、“声明”的方式来澄清一些认识问题，以引导和教导把他们当作革命导师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政治领袖们。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把他们的任何一个东西当作教条，特别是那些属于经验内容的东西。他们自己就认为，科学的理论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深化和趋于完善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再版的德文版序言中特地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说明：“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⑥]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反对教条主义的光辉典范，另一方面也明确地把“基本原理”和“经验内容”的不同问题作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的理论建设和历史总结中，也将更多地从理论思维上来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体系，并对理论表现和经验内容加以分别的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关注。

1848年的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于1849年5月也被普鲁士当局逐出了德国，他先到了巴黎，后定居伦敦直到逝世。这期间他除继续指导和参加一些组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工作外，更多的则是把精力投入到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原理的深入研究方面。

这其中我们必须要谈到的是，马克思1859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为详尽论证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资本论》第2、3卷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在恩格斯逝世后由考茨基整理出版）。正是这部不朽的巨著，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准确地讲应是“自由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把社会主义学说奠定在更加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了。

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资本论》的出版，正表明马克思主义所表现的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它的建立到自身理论逐渐成熟和系统化，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对此，恩格斯后来回顾说：“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⑦]

共产主义世界观到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以后，之所以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正是由于建立这一世界观的思想基础如今已是更为坚实和具有科学的理论思维了。

在此我们将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已经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把“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作为其学说的理论基础了。《资本论》中作为理论基础的“价值论”（“本质论”），就一般商品经济关系而言，就是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粗略认识基础上，最终使之科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即对作为商品市场关系中一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作出的准确而科学的理论表述；就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而言，就是把一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分析和批判而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从而形成在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意义上，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的基础理论。

（四）　　

关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价值论”（“本质论”）的科学真理性和现实性的表现和证明的问题。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一切科学的真理都应是具有现实性和可证明性的。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真理的证明，则是这个学说科学逻辑性、严谨性的理论证明和现实有效性、合理性的实践证明的辩证统一。

关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价值论”（“本质论”）的科学真理性和现实性的表现和证明的问题，正是由其理论逻辑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实践的有效性、合理性的统一而加以表现和完成的，而且这个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和现实性，更是由这个理论的价值体系所内涵的永恒的革命性、先进性和批判性来加以表现的……

在此，我们就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关“价值论”（“本质论”）问题的理论思维而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分析和证明作为例证而作一些表述吧。具体就是，对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揭示的一般商品经济关系中价值规律的科学认识及其意义的问题作一点分析和说明。

在一般的市场商品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商品价值决定要素的认识和分析，是开始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们，但他们的代表人物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虽然都先后提出了劳动与创造价值有关的一些基本观点，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对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作出一个科学的解答——就是说没能就一般商品关系中事实上是以商品中所包含的抽象劳动的价值所表现的人们一般社会关系，而以一种科学的价值量分析（尽管是以理论抽象）的形式加以理论表现——因此，他们对支配商品市场一切经济活动的价值规律及其作用的问题就只能以感觉的方式，虽承认它的存在而又不求甚解。对此，正如亚当·斯密称之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形容为就像“上帝”一样在支配着商品关系的世界。

对此，我们也可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存在理论表现不足的问题。正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后来就日益地发展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应用经济学，而放弃了对事物本质的理论认识，因此，也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的本质作出真正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理论的根本标志就是对一切问题都必须作出本质的科学认识和说明。在政治经济学范畴内，正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第一次对一般商品关系中的基本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界说。

那么，什么是作为一般商品经济关系中价值规律的理论表述呢？

马克思指出，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围绕商品的价值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而上下波动并得以调节的。

如此看来，商品关系中的“价值理论”（或“本质理论”）问题一经说破，竟是这样的简单、明晰。

可是在马克思生前和逝后，总有一些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理论”的科学思想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甚至无理地进行歪曲和否定。如对价值规律作出一些非科学、非理论的形而上学空泛理解，认为“价值规律不是经验的事实，而是思想上、逻辑上的事实……”；或作出形式主义的见解，“把价值规律叫作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更有那庸俗的资产阶级学者甚至自作聪明地提出诘问，竟把从古至今“普遍和直接适用的价值叫做这样一种价值，商品从未按照它来出售，也不能按照它来出售，并且说任何一个稍有点健全理智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去研究它”……

恩格斯对这些不正确的认识和无理攻击进行了反驳。他说：“从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出发，全部商品生产，以及价值规律的各个方面借以发生作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就像《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所叙述的那样发展起来了……总之，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是普遍适用的。在此之前，价格都以马克思的规律所决定的价值为重心，并且围绕这种价值来变动……”[⑧]

其后，恩格斯还就资本主义复杂的经济关系形式下，价格和价值背离的种种表现形式进行了本质的分析。总之，无论是商品的运动还是资本的运动，它们最终是以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剩余价值率为基准的。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价值规律在起调节和支配作用，而且不论价格怎样同价值发生背离和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发生波动，它仍然是以马克思的那个价值为重心而波动的。这种波动本身不仅正说明了在市场关系中正是价值规律在发生决定和支配作用，而价格以价值为重心的波动本身也正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形式。

价值和价格的这种决定和背离的运动形式和关系，正是我们要说明的关于本质和现象辩证统一关系中最一般的表现形式或证明形式——我们的结论是：在商品经济关系的世界里，价值规律这个“上帝”的支配和决定作用是无所不在的。

至此，我们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发展到了《资本论》的阶段，实际上马克思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内，初步地建立起我们所说的“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和分析论证了。[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一些论述中，关于“价值论”（“本质论”）的思维形式，其实还有越来越多的具体表现。但遗憾的是，他们似乎还没来得及在理论体系的结构分析上把它明确和突出出来，后来的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上又发生了种种的偏差，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由于认识上的理论表现不足和片面性，更是走了许多的弯路和经历了一些曲折，并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五）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正是一个在完全现代化意义上的人类理想和现实相统一的科学文化思想体系。这个科学的文化思想体系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世界观同为实现这个理想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

所以，离开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科学世界观就不可能真正和正确地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但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在以往人们的认识中同样是存在种种迷惘和困惑的。

各种对共产主义的不正确认识，大致说来，都是把共产主义片面地理解为就是一种固定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完全经验性的具体事物。正是这种对共产主义非本质的理解，曾经导致发生了两种错误的实践倾向，一种是“左”的盲目“过渡论”、“完成论”。这在苏联和我们以往的工作中都曾发生过，如不适当地提出所谓“即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的一些幼稚的口号和做法，并形成违反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实际的种种“左”的错误，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种就是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个与现实还无关的十分遥远未来的社会形式（仍然是持一种“现象论”的观点），于是就认为，那永远都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错误地产生什么共产主义“渺茫论”，直至形成对共产主义理想怀疑和动摇的“否定论”。

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是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而提出来的。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也作了一些理论的表述，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⑩]

对此应怎么理解呢？

其实，这一切既是人们建立人类理想社会的现实运动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实现形式，也是使这些价值理想获得其相应的、建立在一种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科学性之上的理论表现形式，更是一种科学价值论成为认识论真理的理论要求。

过去，宗教曾给了人们一个非必然性社会理想的幻象形式，但它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彼岸”或否定的形式。西方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现世的生活理想，但它的现实生活原则始终是阶级性的，没有普遍性，所以他们的“普遍性”最终也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因此它无法获得真正科学必然性的理论表现形式和现实性，最后出于形式化的需要，还是只能又寄托到“理性的宗教”之上去了。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之上的。所以对于那个理想社会形式的认识和理解，就决不能把它当作只是一种经验实在论或实践认识论意义上的具体事物，从更本质特征的意义上讲，它也是一种价值认识论的理论表现形式。

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早期就曾经明确地表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1]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讲了三个要点：它不是一种经验性事物的“纯粹状况”；它也不是一种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来裁量现实的“纯粹理想”；它是一种由现实的具体条件和前提产生的在真理价值引导之下的“现实批判运动”。　　

以上我们谈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的一些重要论著中，他们更注重对问题的“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分析了。另外，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恩格斯后来又一再地表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12]　　

如此说来，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的问题，是否又会出现类似当年一些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价值规律科学真理性的那种曲解、非难和否定呢？

比如认为，“共产主义将永远不是经验的事实，而是思想上、逻辑上的事实……”；或“把共产主义叫作为建立社会理想和信仰而提出的科学假说……甚至直接宣称它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虚构”；更甚者或许认为“被叫做共产主义的东西如果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价值观，那么，并不是一种‘直接适用的现实价值’，就象价值规律一样，‘商品从未按照它来出售，也不能按照它来出售’，因此，任何一个稍有点健全理智的‘经济学家’（进而是‘社会学家’）都不会去研究它”……

对以上各种非难、曲解的理论辩论，实际上就是要在认识上解决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这个科学价值体系的真理性和现实性相同一的问题。

对此，我们已经有了恩格斯前面关于价值法则科学真理性的雄辩批判作为参照。此外，我们还要再补充的一点就是，列宁对“马克思的全部精华”也曾有一个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3]

列宁所针对和批判的，正是俄国民粹主义者们曾经认为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让人们信奉一种由抽象历史公式来保证，一切将‘万事大吉’而可‘坐享其成’，而实际上却是丝毫不具有任何现实性的一种‘美妙远景’”的歪曲性理解。

关于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真理性和现实性的表现，其实正是它永恒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表现问题。

对此，马克思也有一个特别的分辨：

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原理的意义……然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涉及到真正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的这一方面……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是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是向世界指明它是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14]

以上最后一句中，马克思所谓“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的那个“意识”，其实就是他们不断强调的那个“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价值目标体系——它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就在于，它作为一种价值引导和意识推动力量所具有的永恒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因此，它将始终是引导和推动一切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现实运动（无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今天的改革）的永恒原动力——因此谁又能说它是虚无缥缈和不可企及的呢？

关于共产主义科学思想体系——这个人类自由理想和信仰的“新上帝”（即马克思所谓的“新原理”）——作为人类实现自由理想的价值准则和自觉意识的精神力量，在引导、支配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方面将同样是无所不在地要发挥着它那无与伦比的伟大作用！　　

因此，建立“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就可以把一切事物既从其本质特征和现象表现两方面有分辨地加以科学地认识，又可以做到在理论和实践，或者说理想和现实中的科学统一。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树立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上，克服各种幼稚的“过渡论”、“完成论”和错误的“渺茫论”、“否定论”，而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作为我们建设和完成现实社会主义各项改革事业的伟大精神支柱和重要指导思想。　　

（六）　　

一切科学的真理都应是具有现实性和可证明性的。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真理的证明，则是这个学说科学逻辑性、严谨性的理论证明和现实有效性、合理性的实践证明的辩证统一。　　

关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价值论”（“本质论”）的科学真理性和现实性的表现和证明的问题，正是由其理论逻辑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实践的有效性、合理性的统一而加以表现和完成的。而且这个理论体系的真理现实性，更是由这个理论的价值体系所内含的永恒的革命性、先进性和批判性来加以表现的。并且这个作为人类在改革现实和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积极推动和引导作用的伟大力量，还将在不断显现的社会文明发展和历史空前进步的广泛成就中而得到最终的普遍理解和证明。　　

马克思主义确立的是一个在完全现代化意义上的人类理想和现实相统一的科学文化思想体系；这个科学的文化思想体系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世界观同为实现这个理想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思想体系的真理现实性及其证明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特别指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已经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把“价值论”（“本质论”）的理论思维作为其整个学说体系的理论基础了。《资本论》中作为理论基础的“价值论”（“本质论”），就一般商品经济关系而言，就是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粗略认识的基础上，最终使之科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即对作为商品市场关系中一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作出的准确而科学的理论表述；就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而言，就是把一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分析和社会批判而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从而形成在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意义上，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的基础理论。

因此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15]

关于价值真理证明的范例，前面我们特举证了关于价值规律在商品市场关系中必然地起着“支配、调节和引导作用”（或者说是“批判性作用”）的形式和表现问题，以及历史上曾发生的恩格斯对一些庸俗经济学家的各种歪曲和谬见的批判论证。　　

另外，对于价值真理及其证明更广义的表现，其实也就是诸如共产主义理想所表现的那样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关系和谐论的现代文化理想和理念（和谐论是一切真理最直观的本质要求和表现；和谐论在一切物理学和经济学的领域即是均衡论或平衡论），以及它在对人们社会实践起“支配、调节和引导作用”的影响力和批判性本身。它的一个通俗图解，我们不妨可以认为，就是最近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及其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指导和具体实现本身。　　

这一切，不仅正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理论真理性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在这个价值真理的“支配、调节和引导”之下，人们对于充分实现人类自由本质的理想社会不断建立和完善的实现过程。　　

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现实性——或者说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形式——的问题，马克思又把它表述为“自由王国的必然性”和“自然必然性的王国的不断发展”的问题。　　

关于对这个问题的论证，其实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秘密，同时也进一步地说明了剩余价值生产更是一切现代社会建立人们一般经济关系及其充分发展的基础，并且马克思还以其伟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明确地说明了关于人类自由王国实现的最终形式，归根结底也就是关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作为社会公共分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此消彼长的历史发展进程。　　

对此，马克思在他那部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部分，还有一段实在堪称画龙点睛的精彩表述：　　

当然，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须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社会需求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把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为社会上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不断进行的劳动，包括到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16]　　

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就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因为，按照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情况，剩余劳动可以在一个小的总工作日中显得大，也可以在一个大的总工作日中相对地显得小……由此可见，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这种剩余劳动借以完成的优劣程度不等的生产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的交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7]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思考，因此，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的正确理解，我们不妨概括地表述为：它既是一个以共产主义学说为理论表现的关于人类自由理想和信仰的绝对的价值目标，也是围绕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断推动整个人类社会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进步的无限的和相对的历史运动过程——这是一个把真理确定为价值目标和历史运动相统一（“目标论－过程论”）的科学辩证的一般的理论实践体系；这个历史运动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又常常被表述为一个社会和历史批判的过程；而科学的价值理论则是建立这种历史批判的理性判断和价值标准；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语讲，前者是“批判的武器”，后者是“武器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