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沈宝祥所谈之质疑--关于怎样《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关于怎样《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对沈宝祥所谈之质疑　　

    近读《报刊文摘》　08年7月28日　转载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所谈《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一文，（下称沈文）颇有异感。沈文虽短，却关系重大。该文所谈，近年虽不鲜见，但不同之处是他有党校教授的重位，所以更具权威性。仔细读后颇感似有歪曲、武断之嫌。现将所感略述于下，以共探。　　

一，《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宣言》第一章末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个结论性的宣示，并非凭空想像，而是其以浓重的笔墨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即阶级斗争的发展史客观周详的分析研究，并注重研究了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认定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无产阶级是现今社会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再统治下去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这就宣告，资产阶级必将为无产阶级送进坟墓。因此，“两个同样不可避免”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原则的依据。　　

而沈文却公然把“宣言”的“两个必然”列入其文开端，作为分析和否定的对象。并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间的一段话，即“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中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引之话本身完全不错，而在于引者的用意借所谓“条件”否定“原则”，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说：“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将‘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割裂了，在实践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指责我党犯了“急性病”“搞穷过渡”的错误。其意很明显既认为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力没发挥出来，又肯定我国革命没有物质条件，是盲动的。这种歪曲和指责，只能用《宣言》和《序言》所论来回答：首先要问，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什么是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宣言》明确指出：“几十年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商业危险就够了”。危机一来，“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总之不仅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危机期间，发生的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前些年我们纺织工业出现危机，我们朱总理不也曾让工厂用铁锤砸毁纺机，有的地不也出现过用牛奶喂猪吗？这不也是使人感到荒唐吗？这就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已完全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说的那样—— “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至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是否够格？马克思在《序言》中说：“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下同）。毛主席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是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苏联和我国的革命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胜利。并且我国在不长的时间还建成了工业化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科技方面还创造了“两弹一星”，并非“决不会出现”。　　

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灵活性”。“革命首先要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世界历史是按总规律进行的，这不仅丝毫不排斥在形式和顺序上有所不同的个别发展阶段，反而预定有这样的发展阶段”（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724-725页）。现今苏联虽解体了，但这个胜利了的历史是谁也抹不掉的。　　

马克思在《序言》中继续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期就要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就是马克思这篇《序言》的根本意图之所在，并不是要“两个决不会”与《宣言》揭示的“两个必然”相对抗。对此，马克思曾在《费尔巴哈》一文中就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到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矛盾”。后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又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马恩选集》第四卷334页）。《宣言》中更直接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并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指出：“俄国公社……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直接过度共产主义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还必须经历西方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的答复是：假设俄国革命……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赋予了俄国革命的极大希望。列宁就是遵照马克思的希望，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　　

沈文为何不引用“序言”和马克思这些完整的重要论述呢？这决不会是为了节省文字，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按需而择吧？！　　

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和探索，对奠定社会主义基础功不可没！　　

我党在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后，适时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在帝封官剥削压迫和掠夺的废墟上，百废俱兴，掀起轰轰烈烈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建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宏大伟业。其间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和经验，但，最根本的是靠六亿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的冲天干劲，自力更生和愚公移山的精神，勇于实践和探索，奋勇前进。像“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一个6亿人民参加的伟大历史性运动。谁也难保不出现一些失误，甚或严重的错误。但，它是在夺取胜利时，付出的重大代价。这个代价决不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那样的惨状。而是在代价换得胜利的面前，表现了无比的欢歌亢奋！就以“大练钢铁”这个为一些人几十年来攻击不忘的“一难”来说，虽然多花了40亿，为人民带来很大困难。但总是练成了一千万吨钢呀！尽管有土钢三百万吨，而土钢也是钢嘛，不能造机器，别的地方也是需要的嘛！正如一个母亲生下两个孩子，一个体弱，就能说不是孩子吗？更重要的是人民在实践中学到了练钢铁的知识。原来我们能练钢的省份只有几个。但“大跃进”、“大练钢铁”运动后，全国各省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钢铁基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全国不少地方农民又掀起一次练钢铁的热潮，小高炉又遍地开花。一些个体户就以此发了财。但也确实破坏了矿藏，污染了环境，损害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当今我国能炼三亿多吨钢，也不能说和那个时期的基础，毫无关系吧？任何事情的得与失总是分不开的一对矛盾。而是如何使这个“得”占主导方面。　　

再说“人民公社”运动，，正如沈文所责是什么“穷过渡”。但，它在那个年代，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公社的集体力量，战天斗地，大搞兴修水利，治理江河，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大力发展生产，团结一致战胜了空前未有的三年自然灾荒。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困难压力下，发扬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奋发图强，决不退避的顽强战斗意志，终于在付严重大代价中，胜利渡过了灾荒，（就粮一项已从60年的二千八百多亿斤，恢复到三千二百多亿斤）。顺利地走上了新的康庄大道。这一切造福于人民千秋万代的伟业，决不是靠单干的“积极性”干得出来的，哲学唯物主义讲物质不灭。这些伟大的物质，虽可以转化和改变形式，但它决不会被消灭。如“人民公社”变为个体经营，但土地仍为村队集体所有。而且全国仍有七八千个村社在困难中把集体经济坚持下来，并利用市场经济的条件大大发展起来。像南街村、华西村、前宋村和周家庄乡（原公社），都成大富村社。为农业的第二次飞跃作出了榜样！　　

至于有人说我们“穷”，并借此说我们是搞“穷过渡”，这就是极大的侮蔑，我党有过这个方针政策吗？你们在哪个文件上看到过？　　

毛主席在合作社时就说过：“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美的图画。”（“介绍一个合作社”）　　

正因如此，我们才领导人民，挺身而起，排除万难，不惜那一代人负出最大的牺牲，搞革命、搞建设，努力改变穷与白的落后面貌，让子孙万代富强幸福的生活！　　

至于说“穷过渡”还有什么“理论根源”，这就是妄言谬说。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了。当时山东寿张县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毛主席得知后，当即批评说：“不知天高地厚，说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那里说过共产主义还很穷呢，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很危险。”（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过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111-112页）　沈是　教授，吴冷西记述毛主席这些话应该知道，不知你为何要妄加歪曲呢？　　

三，消灭私有制，实行财产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占有制，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目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沈文却对此提出质疑，并说：“这句话前面有‘从这个意义上说’的限制，意思是说，限于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并不是一般地消灭私有制。可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却提出了‘使小生产者绝种’的口号，把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扩大为消灭一切私有制。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沈文这种论调难免太随意了。我们还是认真看一看“宣言”所论的本意吧。关于“这个意义上”是指，（1）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一些人对一些人的剥削上面……最后最完备的表现。（2）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已被他们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3）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劳动，不会给自己创造出财产，这种劳动创造的是剥削劳动者的资本。（4）私有财产，在你们那个社会里，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我们要消灭的就是要消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条件的所有制。　　

沈文还把“一般所有制”混为“一切私有制”。“所有”与“私有”是有质的差别的，关于“所有制”不仅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同时也包含“生活资料”。沈说“一切”那不是包括生产资料。事实这里要消灭的私有制也只是生产资料，并未要消灭他们的生活资料。按我们中国的情况，改造中不仅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资料，而且对生产资料也付与定息赎买呢。至于小生产者，在资产阶级的大工商业的挤压下，走马灯似的破产，就以近期国家透露的消息看已有六万多户中小企业破产。正如《宣言》中所说：“工业的已经把它们消灭，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而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小型工商业则是引导帮助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并不是消灭。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消灭私有制。这里把“所有制”改为“私有制”，这个私有制就没有限制了。共产党的纲领绝不会给私有制留地盘，只是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把财产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是物归原主。　　

沈文要对消灭私有制加以限制，就是要给私有制留下地盘。这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绝不相容的，而是必须坚决彻底和私有制传统及其私有观念决裂。否认这个原则就是冒牌的共产党人。　　

恩格斯在《德法农民问题》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立刻就会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误想法，仿佛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　　

恩格斯还说：“马克思在对待小农问题的态度时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度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就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白的好处’”。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遵循了马克思思想的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民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对农民的入社始终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并制定了实行的具体政策：“（1）耕畜和大农具是否迟一两年再入社，作价是否公道和还款时间是否过长；（2）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比例是否适当；（3）合作所需的资金如何筹集；（4）某些社员是否可以使用自己一部分劳力从事某些副业生产（因为现在我们建立起来的农业合作社，一般地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上述四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恰当，才不至于违犯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原则，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5）社员的自留地应有多少；（6）社员的成分问题等等。”体现了我们党在对待农民的生产资料问题上，以合作社转为集体经营，是极其审慎的。正因如此，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才雷霆万钧地兴起。有人想以刀砍也阻挡不了。　　

只是在“人民公社”初期一些地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曾发生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损伤了富队的利益。这个问题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毛主席就亲自外出调查，并立即在郑州召集各大局和有关省市领导进行极力纠正，严肃指出：“‘一平二调’是对农民的剥夺，对私人债务‘一风吹’就是‘共产’是对劳动者的所得的侵略”。这种样批评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就是批评他们在对待人民的利益上犯了重大原则错误。为了从理论上帮助干部提高认识，主席带头给到会人员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问题》，肯定《人民公社》要搞商品生产，要用价值法则作为过渡时期经济核算的工具。“一平二调”要赔退。并对国家的全民性与公社的大集体划线。对公社和大队也要划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线。从小到大的过渡都只按实际条件逐步进行，不能一阵风，一刀切。有了这些原则和规定，才使公社逐步进入正常运行轨道，而在六亿人口的大地上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是有何等的艰难啊！　　

因此沈文责备我们：“社会主义改造中，消灭一切私有制”，这即不实际，更是歪曲了《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本意。并把“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与“消灭私有制”对立起来。公然认为，要保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也根本背离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目的。作为中央　党校　教授如此理解《宣言》令人堪忧！　　

老兵原虎林　　

　2008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