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须优化领导干部的心智模式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共识与难产
2009年的“经济危机”终于形成市场力量的“倒逼机制”,迫使全社会被动达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共识。
2010年2月初,中央召开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换句话说,从全国来看,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资源难以为继,环境难以为继,民生难以为继,发展难以为继。
2010年4月7日 上午,河南省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卢展工强调要把握好四个方面: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切实转变发展途径;切实转变发展机制;切实转变发展目的。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惠民,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实际利益、具体利益,始终把人民愿意不愿意、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标准。并要求各级各地认真研究、准确把握提升认识、坚持发展、重在持续、突出创新、统筹协调、有效运作以求加快转变。否则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好的态势、好的趋势、好的气势也难以为继。
其实,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多年来全国各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等方面几乎都是超指标完成任务,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却很多落了空。多年来,我们始终不能兼顾发展的质量、速度和效益(速度上去了,质量和效益难以提高;或质量、效益上去了,速度就下滑),始终不能跳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周期性波动的窠臼。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何做起来这样难?第一,必须反思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策略。第二,必须反思领导干部(管理者,以下同)的心智模式问题。
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策略之反思
30年前,我们以“摸着石头过河”的伪真理作指导,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非理性勇气为鼓动,以“杀出一条血路”的鲁莽决心为宣示,以“不争论”的政治策略作决策,采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粗放的发展模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转型回归市场经济。
在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及其财富效应和示范效应,对于启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助推中国经济起飞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79年启动特区建设,到1990年开建上海浦东新区、2006年建设天津滨海新区;从针对外商外资的政策优惠,到面向私营企业的刺激措施;从东部开放、西部开发,到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政府基本都是通过“局部特殊优惠政策”,推动一波又一波的财富聚集和投资热潮,不断拉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非均衡发展战略毕竟属于阶段性的“奇招”,不是长久治国之道,不能施治长达三十年之久而不变,甚至还要延续。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出兵”。毛泽东主席于1956年曾在《论十大关系》中高瞻远瞩的指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要处理好十个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但1980年代后,一方面理论上背弃了《论十大关系》,一方面实践中政府为权益而继续深度介入经济领域、主导经济增长,一方面政府的有效管控能力弱化,致使政府不能及时转变非均衡发展战略和退出非均衡发展机制,并形成了长期的理论歧视、政策歧视和制度歧视,导致在中国塑造了普遍不平等竞争的、失衡的、乱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导致了严重的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差距扩大、产业布局扭曲及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加剧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劫贫济富的区域经济“马太效应”和分配不公,诱发了为抓住发展机遇而掠夺式开采资源、破坏环境,还衍生了数亿计的农民工每年千里奔波到东南沿海及北京等大城市打工,每逢年关又形成举世无双的回乡潮冲击交通运输,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极高的社会成本。而同时给予外资在中国享受税收、出口退税、土地、市场准入等多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又使外资控制了中国的主要产业,严重威胁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并使中国沦为“世界车间”,中国劳工成为“廉价的世界打工仔”,并可能诱发一场大规模的生产过剩性危机。致使中国的发展难以持续,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支付巨大代价,迫使政府及各级领导者在保持短期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两者之间面临进退两难的“零和博弈”和选择。
三、领导干部的心智模式之反思
面对转型挑战,主导现代社会、组织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及实施的领导干部必须从心理、思想、态度上实现转变,否则任何发展和转型的愿景都可能流于政治口号而非实际行动。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之一是解决领导干部的心智模式问题。
所谓心智模式是指个体由于过去的经历、经验、知识素养、价值观等形成的基本固定的思维认知方式和思维惯性。其表现为个人在与之相关的外部事物变化时,作出的第一反应,或采取措施应对环境变化的思维定势,以及由这种思维定势决定的思想、心理、行为的转换方式。心智模式一旦形成,将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某个固定的角色去认识和思考所发生的问题,并用习惯的方式予以解决。心智模式既决定人们如何认知周围世界(影响所“看见”),也影响人们如何行动。
调查研究表明,目前,一些领导干部存在一系列心智模式的定势问题,影响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好一”情结。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往往把事物看成孤立的、静态的、非此亦彼的,习惯于把复杂多样的、多元的事物“抽象”、“概括”为单一。因此,在管理实践中产生了极端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于是产生了:①单一的因果论。把事物变化的原因、结构都归于一种。如“精神论万能”和“金钱决定论”。②单一的模式。要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要么“有钱就有一切”……③单一的评估标准。例如管理用人中的任人唯亲、任人唯德、任人唯能、任人唯学历等。
2.“好大”情结。缺乏正确的“系统观”,缺乏“结构”与均衡的概念和意识。例如一说发展,有些领导干部就往往想建最大的企业、最高的楼……或进入××强。往往重视大企业、大产业、大项目,忽视“中小”企业、中小产业、中小项目,忽视大中小企业和项目的结构平衡。往往重视强势群体的利益,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
3.“好洋”情结。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对价值问题缺乏正确的辨识标准。有些领导干部忽略基本国情,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误认为国外的、发达地区的都是“先进”的,总想照搬或模仿国外的、发达地区的,政策向“洋”倾斜,忽视“本土”的、传统的,忽视自力更生的。
4.“好看”情结。缺乏正确的“政绩观”,淡化“执政为民”的基本信念,喜欢“形式”,忽视为民众办“实事”。有些领导干部常常忽略国情、行业特性和事物的具体特性,只依据某个“高层次”原理或时尚概念去理解、解释和规范客观事实,不顾“可行性”和效率、成本。一说发展,习惯于用“包装”塑造形象,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往往重视新兴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总想用“最新”的,忽视“适用”的、“实用”的。甚至为了个人的“政绩”、“升迁”,或加大社会管理成本,或竭泽而渔,或污染环境,牺牲广大人民群众或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
5.“好利”情结。缺乏正确的“经济观”,缺乏完善的“目标/指标体系”。一说发展,有些领导干部往往片面追求GDP、利润最大化,重视短期利益,忽视社会经济的“均衡”与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忽视“社会责任”和文化发展。
6.“经验”情结。缺乏正确的“认识观”,把“管理认识的辩证运动”简单化,形成经验主义,依赖和迷信经验。在实践中碰到问题,有些领导干部往往习惯于照搬照抄,盲目认为“经验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忽略逻辑证明是管理实践检验真理的必要补充。
7.“运动”情结。缺乏正确的“方法观”,缺乏对全局和发展的系统思考及预先规划。有些领导干部忽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纠错和完善的系统管理,往往事到临头,匆匆应对,习惯于采用不计成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突击的、“大轰大嗡”的运动方式,忽视制度化的“日常”运作。
8.“简单”情结。缺乏正确的“人本观”和“管理观”,忽视人的基本需要、合理需要,遇到问题往往习惯于“因噎废食”式的简单处置,不注重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方法组合,忽视“疏导”、“引导”。例如,一说强化管理,就强调惩罚;一说放鞭炮有伤人,就禁炮;一说养狗有狂犬病,就禁狗;一说道路不畅、慢车不好管,就禁摩托车、禁电动车;一说强化食品卫生,就要求早餐经营必须连锁化、统一化;一说城市化,就是高楼化、地面硬化……
9.“专权”情结。缺乏正确的“权力观”,淡化了“权为民所用”的公仆意识,自喻为“父母官”。有些领导干部误将“自负”认为是“自信”,决策时往往自以为是,把自己的假设合理化,凭感觉和个人兴趣决策,甚至习惯于独揽权力,习惯于独断专行的“一人说了算”,惯于以权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每每遇到他人的异见时,就本能的排斥或敌视,或忽视或不能听取他人的正确异见,甚至施加压力打压不同见解者。
10.“权术”情结。缺乏正确的“管理伦理观”,缺乏对权力和权术的正确认知。有些领导干部往往将权力与权术混淆一体,弱化权力的合法运用,强化权术的滥用,甚至用权术替代权力,其基本行为特征是为利己目的而“不择手段”、不讲原则,滥用权力。
综合分析,上述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心智模式问题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在心智中真正树立科学发展观。所以在决策和行动中往往不由自主、潜意识的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
长期以来,我们重视领导干部的观念更新和转变,忽视领导干部的“心智模式”问题及治理,使得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的诸多管理问题和决策问题不能提升到“心智模式”的层面来理解和认识,也使一些领导干部的心智模式长期不能优化,致使许多管理和决策中的病态问题长期不能有效解决。既影响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也影响和谐社会、和谐组织的构建。
四、优化领导干部的心智模式,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管理学研究和调查证明,在实践中,许多领导干部的行为未必总是与他们所拥护的理论(他们所说的)一致,但他们的行为必定与其所使用的理论(他们的心智模式)一致。许多领导者的决策失误、行动失败的主因,往往不是其声称拥护的理论和理念有误,而是其固有的心智模式造成对客观世界的曲解。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既要强调领导者必须更新观转变观念,更要重视领导者的心智模式优化和完善。
1.关注心智模式。领导干部首先必须关注自己的心智模式,这是优化心智模式的重要前提。在管理实践中,许多领导干部往往把“所拥护的”当作是自己“所相信的”,使领导干部对自己的真正心智失去了觉察,形成嘴上拥护一套,行为另做一套,领导干部既不质疑自己的思路是否正确,也不检视自己的方法是否可行,从而致使许多战略、计划、措施、方法和制度难以贯彻落实。唯有领导干部充分意识到自己心智模式的功用和问题,才可能自觉、主动的完善和优化自己的心智模式,也才可能进一步优化领导者群体的心智模式。
2.优化领导者个人心智模式与领导群体的心智模式并重。由于社会心智模式与组织心智模式、群体/团队心智模式、个人心智模式相互作用和影响。因此,优化领导者的心智模式必须以优化领导者个体的心智模式为基础,以优化领导群体的心智模式为核心。否则,单一改善领导者个体的心智模式或单一改善领导群体的心智模式都难以奏效。
3.组织检视反思。检视和反思也是改善心智模式的前提和基础。检视是要把隐藏在重要问题背后的假设、成见找出来。反思是考量领导者的心智模式如何形成并发生着怎样的作用。否则,领导者往往难以兼容他人的不同意见,甚至常常迁怒于他人,不能自己觉悟。实施检视和反思心智模式,必须建立组织的工作检讨机制,并制度化。否则,难能有效检视和反思。
4.文化重塑。心智模式最集中的外在表现是核心价值观,其构成文化的核心。而组织或社会文化构成的文化环境对个人的心智模式具有反作用,影响着个体、组织或社会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所以,应重视社会及组织的文化建设,营造一种良好的管理文化氛围,通过对领导者群体的人性和人格塑造,实现领导者的心智模式优化。
5.树立优化的心智模式样板。改变不良的领导者心智模式,必须有优化的心智模式样板作替代,即有“破”有“立”。为此,组织应利用专家智慧和“集体思维”,通过组织学习寻找或设计领导者群体基本认同的共同心智模式。建立共同心智模式样板有利于领导者端正改变心智模式的方向,提高心智模式的改变速度。
6.完善导向指标。如果组织对行为的导向和衡量标准/指标不完善,就会引起或形成阻碍实现组织目标的控制机能障碍,人们就会丧失识别组织整体目标的意愿和动力。例如管理系统仅以产量作为衡量依据,人们就会忽略质量。如果重点衡量GDP,人们就会忽视均衡发展。如果衡量活动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们就在活动过程上花费时间,使之看起来不错。如果衡量结果而不是活动过程,人们就在结果上花费时间,甚至“包装”结果使之看起来良好。在管理实践中,人们为了避免领导者的指责和不公平、不规则的控制,会发现与其真实地工作表现好,不如操纵衡量标准,篡改控制数据,使他们表面看表现得很好。事实证明,歪曲实际数据、强调功劳、隐匿过失等“造假”现象其实是管理标准失准失当所诱发的“消极防御”。因此,优化领导者的心智模式,必须优化导向指标体系。
7.利益引导。按照管理的激励原理,奖励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因此,各级组织可以设计和利用物质的、精神的多重手段和方法实施利益引导,激励领导者改善心智模式。
8.惩罚强制。按照管理的惩罚原理,惩罚什么就是不要什么。如果有错不罚,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公,势必会给人们造成违规成本低于预期的误解,或造成违规成本低于违规收益的误解,进而诱发人们的违规行为,甚至误导人们弱化或丧失纠错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最终导致组织或社会秩序紊乱,提高管理成本,降低管理效率,甚至使管理失控。所以,优化领导者的心智模式,必须抑制不良的心智模式。
9.条件支持。按照管理的控制原理,管理支持什么,人们就倾向做什么。如果组织提供“保守”的条件支持,人们就趋于保守;如果组织提供“创新”的条件支持,人们就趋于创新。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支持,人们就会敷衍应付。条件支持的重要内容是培训引导,一是帮助领导者从心理角度认识知觉偏差的主要原因,如晕轮效应、投射效应、首因效应、近因效应、偏见效应、对比效应等,纠正习惯性的消极防御。二是帮助领导者学会和自觉运用系统理论、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看清复杂事物背后的结构形态,尽可能避免“专注于个别事件”、“局限思考”、“归罪于外”、“习而不察”、“舍本逐末”、“目标误导”、“恶性竞争”、“饮鸩止渴”等。因此,既要要求和支持领导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还要充分重视学习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等,以帮助领导者完善和优化心智模式,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毛泽东主席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当各级领导干部转变了心智模式,才可能促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注:本博文于2010-4-11发表于《大河网》-河南的史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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