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之死的标本意义

文强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却在不到30岁时升任县委副书记，刚过40岁就做到直辖市的公安局副局长。文强是个身高仅1.65米的小男人，却为重庆黑恶势力撑起了强大的“保护伞”。文强小时性格憨笨、经常受欺负，后来却变得越发自信甚至是狂妄，直至迷失了自己。从反腐败的角度看，文强为官经历与腐败堕落极具有标本意义。曾兵以为，深刻反思和剖析文强这个标本，比出书讲故事似的惩恶扬善，比一般性的批判、抨击和宣扬所谓的法制社会重大得利更具有现实意义。

2010年7月7日上午9时，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重庆歌乐山上某刑场被执行死刑。文强之死是罪有应得，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强的悲剧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既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而我们要反思的，恰恰是后者。本文无意为文强解释开脱，曾兵只是试图通过目前掌握的资料，从文强的家庭、性格和朋友等方面入手，解读官员掉入腐败黑洞的一般因素。请朋友指教拍砖。

一、文强的家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越是穷困家庭的孩子，改变现实的愿望就越强烈。涌入城市打工者、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总是想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改变现状、实现梦想。文强当初的想法大概也是如此。但是，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努力可能会改变现实生活状况，而想改变人生轨迹就太难了。因为你即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在奔向梦想的道路上，不知道会经历多少磨难坎坷。

文强家住巴县虎溪曾家镇，文强的爸妈是综合商店的售货员。文家有七个孩子，五男两女，文强排行老三。1972年底，文强初中毕业就去了曾家回龙大队当知青，栽秧割麦，文强都抢在头里，为的是给家里减少些负担。因为干活积极，文强当了团支部书记。100多个知青，就他和另一个入了党。1977年恢复高考，文强作为大队里的优秀青年，被推荐并考上了泸州公安学校。1980年3月，文强毕业分配到巴县公安局，不久，文强与周晓亚领了证，当时还困难，两人结婚没有办喜酒。

没有家庭背景的文强，年轻时工作积极，思想上要求进步，并作为优秀青年得到推荐并一步跨入了警界。假如文强甘愿当一名普通警察，或许没有后来的杀身之祸。在现实反腐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深思，腐败官员中出身贫寒的子弟多，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权力、金钱和女人的诱惑下自控能力更弱？还是因为没有更强更大的“保护伞”罩着，一旦有风吹草动就更容易落马？现实中有一种说法叫“女孩要富养”，这是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什么。

二、文强的“贵人”

所谓“贵人”就是在人生的道路的关键节点上，指导帮助提携过自己的人。文强案发后，许多网友追问“谁提拔了文强”，这一非常尖锐的问题，意在追究文强背后“伯乐”的责任，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给出答案。从目前曝光的资料中，有名有姓有职务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当年的巴县县委书记，后来的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张文彬。

1983年，全国“严打”开始，文强已经是巴县公安局的“严打”骨干。张文彬当时是巴县县委书记。由于文强经常向张文彬汇报工作，张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力过硬，作风雷厉，表现十分突出”。1985年，还不到30岁的文强升任县委副书记。1992年，文强从巴县县委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当副局长。1997年重庆直辖，文强由局级干部，一跃成为直辖市的厅级干部，主管重庆主城区和下辖40多个区县的公安，并指挥侦破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多次被公安部记一等功。

如果说因为张文彬提拔了文强，就让张承担责任，似乎说不通。因为无论是文强当时的表现，还是后来的工作，都说明文强是警界一员干将。一个人的提升，不可能让上级领导负一辈子责任。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在干部提升使用过程中，虽然表面上看是组织考察、安排，但实质运作的还是具体的人，尤其是上级领导认可最为关键。中山女市长当年也是因为南下干部“看上”而一路飘红。

“贵人”这个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会让人迷失政治方向。在以人治为主的社会群体中，干部的提升使用往往是“贵人”起决定性的作用，与群众推荐无关，与组织考察关系也不大。当一个人因“贵人”而提升后，他在内心深处所要感恩的不是组织集体，而会把全部的思想感情和工作支持汇集到“贵人”一个人身上，弃群众、组织于不顾。古时科举有“门生”一说，而官居高位的官员，也肯定少不了忠于自己的属下，这大概也是官场拉帮结派，从而导致混乱的原由。

三、文强的性格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人随着的身份、地位、环境的变化，性格也会随之改变，有时还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异，形成较大的反差。文强便是如此。

文强的儿子胆小、懦弱，陌生人敲门都不会开。19岁时，被文强送去加拿大，可因为不习惯，没多久就回来了，而且说什么都不去了。据文强的大姐讲，文强的儿子与文强小时候一样，个子不高，憨笨憨笨的，经常受欺负。至于文强的性格是哪个阶段开始改变的，目前还没有具体资料，但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当许多人还沉浸“某某科长、某某局长”里抬高身价的时候，文强的自我介绍已经是“我是文强”，局长不局长的，在他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形容词。可以看出文强是相当的自信。

凡事均有度，过之就走向反面。文强的自信后来几乎发展到了狂妄的程度。2000年，抓捕悍匪张君，当张君被制服后，文强打手机向领导报告，说“抓获了”，领导问在哪儿，文强说：“在我脚下！”此时，文强的自信可以说达到了顶点。文强在审讯张君的时候，他挥着手说：现在你坐在我的下方，你是罪有应得……从此，“张君在我脚下”也成了文强炫耀功绩的关键词。还有一个在重庆坊间广为流传的段子，文强与当地一位王姓黑社会老大关系亲近，甚至可以在街边破烂的小摊一起吃面。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文强的狂妄程度。

随着职务的步步升迁，随着获得一连串的成绩和荣誉，随着知名度的逐渐增大，文强几乎失去了自我。没有他不敢干的事，也没有他干不了的事。黑社会成员之一的王平是刑警大队的一个“特情”，王平结婚时，文强竟然高调参加。从报道的资料看，文强的违法犯罪活动是从1996年开始，当时文强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案发的2008年文强担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文强性情大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从曝光的诸多案件分析，不知为何，“10年”成了很多腐败官员、黑恶势力肆无忌惮的基数。改变了性格，也改变了人生。假如文强还如小时候一样的“憨笨憨笨”，或许就丢不了性命。

四、文强的领导

仅从字面上理解，领导有“引领、导向”之意。文强是大领导，文强上面还有更大的领导。文强的领导是如何引领和导向的呢？党章规定，三名党员就要成立党小组，党小组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一个时期以来，网友把党的三大作风，戏称为“理论联系实惠，批评与自我表扬，密切联系领导。”这是对党员作风和组织纪律的莫大讽刺。

文强的领导是否找过文强谈心谈话，是否指出过文强的问题，目前的资料没有显示。文强来到重庆市公安局的第一次重要晋升以落空告终。当时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位空缺，而文强能力强、资历深，还在西南师范大学在职研修过两年，在重庆公安系统内拥有最高学历，是这个职位有力的竞争者。而后，文强又在副局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16年。仅有的一次谈话是在2001年，当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当时文强被公安部找去谈话，讯问他和王平的关系，文强的解释是培养的“特情”。

党员干部向上级组织汇报思想、工作，上级党组织找党员谈心交流，是党章对党员组织生活的一个要求。但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处于某一阶层的领导干部，谈话谈心交流成了领导自己一个人的扪心自问，就更别提所谓的监督机制了。2005年，文强的老婆周晓亚已经感觉到了风声很大，文强要出事，开始陆续转移钱财。曾兵不知道，那时的纪委在干什么？与其时下的亡羊补牢式健全制度，还不如把原来的制度要求落到实处。说到底，制度还是依靠人，尤其是靠领导带头坚持落实。当文强被执行死刑，群众拉横幅放鞭炮时，不知道曾经文强的领导们，会有什么想法。

有一个事情令人不解，以文强当年的能力、成绩、荣誉和学历，为什么当了16年的副局长而没能扶正？2000年，文强升任正厅级巡视员，没有了地盘和实力，实为明升暗降，而此后10年又再无升迁。曾兵猜测恐怕有以下原因。一是上级领导们已经从文强与“江湖”中人交往过密中，意识到了什么，所以只用而不提。二是文强与黑社会有染，社会上有影响，不便于提拔使用。三是由于文强逐渐走向强硬，怕是管不住。四是此时的文强没有了“贵人”相助。四个原因说明领导的“目光炯炯”，可也反推出一个问题，就是官员只能上、不能下。现实中科长、局长坐上10年的多得很，很难说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小圈子，如果说不乱用权，能有多少可信度？

五、文强的女人

腐败官员与女人好像是连体一样，官员的背后总能找到女人的身影。文强案发之初，关于明星、大学生、强奸等女人方面的消息就接连不断。后来知道，这是文强制造的烟雾弹，想以此来避开涉黑案件，达到减轻惩罚的目的。有人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那么，失败男人的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女人呢？

文强在在他的为官生涯中，更看重作为一个男人的胜利。包括占有金钱、握有权力、打败对手、部属服从，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女人。据说，不包括现已辞职的重庆市经侦总队长陈光明，文强有三个固定情妇，40多岁的沈某，30多岁的蒲某和“燕子”。如果从女人对文强的影响看，把他推向地狱之门却是另外两个女人。一个文强的老婆周晓亚。周晓亚是个很扣门的女人，在钱财上只进不出，收了钱就给文强吹耳风。另一个女人是文强的弟媳谢才萍，因开赌场等为文强一家人引来祸患。

如果说还有女人，就是最后出现的大学生巫某某，揭发文强强奸她。其实，这仅仅是多了一项罪名，假如文强还在台上，强奸就很可能变成献身、自愿。以时下官员落马的渠道看，女人最多是个引子，最多是块砖，张二江弄了100多个女人，最后才引出后面的他自己这块“玉”。或许是印证了坊间传闻的，官员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没站错队，玩弄几个女人，算不得什么大事，有权有钱，没有摆平不了的事，更何况是小小的女人。

六、文强的朋友

国人对朋友有特别深刻的认识，“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朋友多堵墙”，“朋友如手足，老婆如衣服”，“穷在当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等等。但习惯于酒肉相交的人们，尤其是混迹于官场中官员更容易忘记，真正的朋友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到高位的文强当然也少不了朋友。

除了黑恶势力之外，文强的所谓朋友都他曾经的属下。陈涛，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重庆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袁元，早前有一家物流公司，专做长安汽车物流，最近几年在渝通宾馆开了一个纤哥夜总会，后来改名叫A佳国际。赵利明，重庆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总队原副总队长。从这些朋友后面的官职来看，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而在这些人物接触的后面，就是纯粹的交易。或许说是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更恰当些。

官员们都有自己的小圈子，这已经是不争的现实。进入圈子的都是朋友，都要相互关照。现实中一个科长、局长就能打通诸多关节，甚至直达上层，就是朋友圈子的力量。据说，这种圈子针扎不透、水泼不进，外人更难以打入，有点像地下工作者，更像是潜伏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当然，关于朋友，被囚的贪官们也有另一番解读，有人就用“交友不慎”来开脱自己。可是，当时的朋友一起坐地分脏、共享荣华富贵的事就忘了。要说对朋友最够意思、最讲义气的，还是北京的王宝森、天津的宋平顺等人，以自决于人民的方式，即保护了家庭财产，又挽救了无数的同道中人。

通过上述分析，文强之死，他周围的人和社会是否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狗的头上加顶官帽，狗大概也感觉高同类一等。“我是局长”类的大呼小叫不绝于耳，就说明官帽的重要性、影响力以及应当享受的待遇。文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明白了，他又恢复到了原本的普通人。行之将死的文强警醒了，他对儿子说，不要恨社会，要恨就恨老爸。……。步文强后尘的腐败官员能从文强之死中吸取教训、悬崖勒马吗？因为心存侥幸，因为被打击的几率很小。文强伏法之后，只闻欢呼声一片，却从未见贪官污吏因接受文强的教训而投案自首。所以，曾兵断言，腐败官员宁愿在审判台前哭天抹泪的后悔，也不愿意主动放弃贪腐所得到的一切。

从刘青山、张子善再到如今的文强，杀了多少贪官恶吏，即使文强案发也没有影响到近在身边的“希尔顿”经营，这足以说明，法律的震慑力还远远不足以让贪官恶吏住手止步。最近，又出现了“打错门”事件，再一次暴光了官场复杂而黑腐的另一面。文强之后，将还会有官员致死不休的勇撞南墙？恐怕还会有许多许多。文强之死不仅仅是一个恶人的悲剧，而是一个变态官场的缩影。关于官员腐败问题，李源潮说“干部出问题，多数都是‘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干部管理监督要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理是这个理，在官场一团和气的大好形势之下，谁来补、谁来抓呢？曾兵只是希望，但愿能从文强这个标本身上，认识到什么，警醒些什么，出台些什么，抓出些什么，让怪事发生的少一些，别让百姓太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