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计划会不会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收入倍增计划会不会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近几年来，中国的GDP增速基本保持了两位数增长，但劳动者的报酬却一直在裹步不前。现在，中国在经历30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贫富差距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成为了社会抱怨的一个焦点。随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准备出台，国民收入的倍增计划也逐渐浮出了水面，而提振着全国各地的民心。　　

据7月18日的《法制日报》披露，“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日前表示，我国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平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　　

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日本神户大学的　石原　教授建议道：“中国现在考虑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似乎是以增加个人所得或者提高工资为目标的，这个构想本身比至今为止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观目标近了一步。但是，仅凭经济增长是实现不了的，这里也还须配套一些收入分配上的必要改革。”（同上）　　

目前，中国为什么要这么急促地推出这种以劳动工资正常增长为导向的收入倍增计划呢？其初衷有三：一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缩小贫富差距；二是通过扩大中产阶层，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三是通过化解社会民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按理说从1981年开始，经过近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早就倍增了好几次。然而，这种偏重于总量上的倍增，却忽略了不少结构上的东西，比如贫富的差距、环境的污染、经济的泡沫等。正是这些结构性东西的拖累，而使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都难以与自己的社会发展、环境承载相匹配、相协调。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上，中国出台了一个近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拯救自己下滑的经济。这种计划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用政府主导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从计划的执行情况上看，经济增长的“保8”目标是实现了，但依靠居民消费拉动的主导作用来推动内需的扩大，却依旧遥遥无期起来。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增长上的困境呢？经过一番痛定思痛式的调研，中共逐渐找到了它的一个症结所在——“收入的错位分配与贫富差距的鸿沟。”较大份额的国民收入都被代表国家的政府和管理企业的资本攫为己有了，收入微薄的社会大众又何以把拉动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重任担当起来呢！　　

正因为如此，这也才催生出了这样一种导向的改革，即“提高居民所得在国民收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种改革的实质，说穿了就是给劳工阶层加薪涨工资、提高劳动报酬。　　

中国的一些改革精英在愚弄自己的民众上，的确都不乏这种文字修饰、混淆黑白的能耐。它们给这种实质的改革罩上了一种收入倍增计划的光环，并神神秘秘地透露到社会上的中低收入阶层将在这种倍增计划中受益最大，而富人阶层，也即那些有着高额薪资的企业家和雇员，却没有多大的收益。　　

中国的改革已经搞了近三十多年，国民收入的蛋糕也已倍增了好几次，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调子一次也没有少喊过；但实际的分配情形呢？却是富人阶层一直在独享着这种发展成果，而我们的劳工阶层却只能在这种低报酬的劳动中煎熬着。　　

穷则思变。在这种痛苦煎熬的催生中，社会民怨可谓是蜂拥而起，维稳压力更是与日俱增。如不通过收入分配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发展成果共享，执政的中共就极可能在这种民怨的流变和沸腾中翻盘丧权。基于这种严峻形势的研判，中共认识到这种以提高劳动报酬为中心指向的收入分配改革已经不能再拖延了，迟则生变。　　

正因为如此，胡锦涛也才通过今年的“五一”讲话，第一次地传达出了这样的一种旨在替劳动者维权的明确讯息，必须让工人体面劳动、一线劳动报酬必须提高。发展成果的共享在这种讲话的指引下，终于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向，第一次地倾斜向了低酬的劳动。这样，以提高劳动工资为中心指向的收入倍增计划也就因之而催生出来。　　

目前，中共实施这一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办法有二：一是通过立法的调整，提高各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二是通过工人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建立企业劳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这种大背景下，苏海南认为，中产阶层的发展势头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人的“翻薪”也是指日可待的。但这种货币上的收入倍增，又能转化成多少居民生活上的实际收益呢？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两大部类的生产图式，假若社会财富的实物形态及其用途的分布、供给的总量，都没有发生什么结构性的变化；换句话说，也就是社会上的消费资料总量也还是那些，工人收入的倍增或者劳动的翻薪，从这种社会购买手段的量变和重新分配中，当然可以比以前分享到更多实物形态上的物质财富或消费品。但这却须满足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富人阶层货币形式上的收入存量必须保持在这种零增长的状态之中。如果贫富两个阶层的货币收入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倍增着，那么这种实物形态上的财富分配格局就也会是从前的老样子。工人的劳动报酬是倍增了，加薪的要求也满足了，可实际的福利水平和分配格局却还是原地不动。这时，整个社会所能明显感觉到了只能是那种冲劲十足的通胀和物价水平的“翻涨”以及货币购买力的狂跌。　　

假若社会财富的实物形态总量也在这种经济的增长中增加了不少，比如更多的钢铁、水泥、铁轨、飞机场，以及专门供给富人阶层消费和独享的豪宅别墅、高尔夫球场、宝马汽车，而面向社会大众的消费资料总量却没有与这个阶层货币收入上的倍增同步地倍增起来，那么它们这种倍增起来的货币收入，要么被迫转化为更多的储蓄，要么被这种通胀后的生活消费花销掉。对于一个家庭的日常消费而言，它们的劳动报酬在这种收入的倍增计划中可能也确实翻番了，这些收入在高涨的物价中也确实都投入到了这种日常性的生活消费之中了。可它们所能真实享用到的那些实物形态上的消费量，可能也还是原来那么多的米、那么多的肉。

这样看来，这种劳动报酬的倍增，其实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货币幻觉。收入是倍增了而实际的生活福利却还是原来的那个水平，到头来这个用以提振民心的收入倍增计划就只能沦为这种美丽的谎言了。　　

怎么办呢？通过这种收入倍增计划和最低工资水平的立法调整给劳动增加报酬，这当然都是必须的。但与之同时，也还必须按照马社会再生产理论和两大部类的生产图式，通过自己的真实投资增加社会大众消费资料的生产供给。这一点很重要，它是增加社会大众生活福利的一个最深刻的基础。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认识到了却不这样去做，而只是开动自己的印钞机，拼命地用发票子的办法给自己的劳工阶层“翻薪、涨工资，”这种没有消费资料增量供给来支撑的收入倍增计划，只能沦为一种美丽的谎言而已。　　

　2010年7月27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