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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切忌可能导致人人自危的处理办法

火烧 2015-01-23 00:00:00 网友杂谈 1025
文章探讨踩踏事故后追责应避免人人自危,强调公共安全风险防范与惩前毖后方针,呼吁反腐应贯彻治病救人,避免极端化处理。

  应切忌可能导致人人自危的处理办法

  ——付出代价之后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还差20多分钟就将进入新的一年——2015年,可是几乎在一瞬间,36条鲜活的生命却命丧黄泉,这无论如何也是一场悲剧。血的教训也是一笔宝贵财富,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有事故责任者也应该加以追究。但追究责任的目的绝不应着眼于处理几个人,而应该成为总结经验教训的组成部分。

  一般情况下,追责、处理大致有下列目的:一是以儆效尤;二是平息民愤;最为卑鄙的是借机排除异己。毛主席历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出现问题,如果不是恶意为之,一般不宜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如果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将会收到极为不利的效果。

  窃以为,对有意作恶和以权谋私不可容忍;对疏忽、失误则应该宽容一些。如果由于黄浦区书记区长等人参加了事发当日有违规定的聚餐,属于目无法纪,屡教不改,顶风作案,对他们双双追责完全应该;若主要因为踩踏事故撤他们的职则有失公允,弊大利小,这一点非常有必要讲清楚。

  谁能保证不会失误呢?即使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观愿望,就能保证不会出现失误么?如果都像我这样有自知之明,不敢当官,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呢?“民不聊生”是国之殇;“官不聊生”也是动摇国家根基。

  我这样讲,绝不是认为当前的反腐“过头”,应该刹车,而是希望反腐也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必须警惕有人从极右忽而跳到极“左”;又从极“左”忽而跳到极右。这种善于跳来跳去的人绝不是好人。查查当今的某些改革派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根本就不是改革者,而是弄潮儿,唯恐天下不乱,乘机捞好处。

  这场悲剧发生20天之后,事故调查组拿出了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

  据人民日报报道,1月21日上午,联合调查组终于给出明确“说法”:“对事发当晚外滩风景区特别是陈毅广场人员聚集的情况,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是这起拥挤踩踏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笔者对这个“说法”并不十分认可;对环球时报的“社评”也不十分认可,觉得都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社评”写道:“客观说,出了这样严重的踩踏悲剧,上海市的问责决定出得越快,追责的官员越高,越能受到舆论的欢迎。不能不说,问责总有一部分是为了让公众出气,全世界对事故的问责都多少会有这方面的考虑。中国现阶段恐怕更是这样。”——为什么应该是“这样”呢?

  有一个判案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说什么“追责的官员越高,越能受到舆论的欢迎”,“问责总有一部分是为了让公众出气”,依据的是什么事实?还有没有“准绳”?这能总结出什么教训呢?

  我没见到事故调查报告,仅从那个“说法”来看,我觉得“追责”的方向不甚恰当。曾听到一个说法:发生事故不是素质问题。这就颇有护短之嫌。我却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和安全意识是主要原因。如果没有野蛮行为,人再多也不会把人挤倒,就不会发生踩踏;如果有自我保护意识,也不会到人多的地方扎堆。

  那个事发现场是群众的自发聚集,并非有组织的群众活动。既然没有组织者,当然就没有不在场的主要责任者。诸如“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等说辞比较脱离实际,没有什么可操作性,而是“为了让公众出气”的成分较多。——只有处理人,才能让公众出气。可是,出完气之后,能得到什么教训呢?

  我们都知道,道路堵车是让人非常头痛的问题。我常想:修了那么多路,建了那么多立交桥,却还是堵车,该怎么办呢?车辆太多固然是基本因素,但经过仔细观察,行车和行人的无序却是主要原因。也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堵车的主要原因。抢道、闯红灯现象屡禁不止,交通能不乱么?而一团乱麻很难梳理开。许多司机和行人根本不理睬信号灯,也没有礼让意识,横冲直撞,这难道不都是素质问题吗?说句难听的话:有的司机简直就是土流氓!

  回过头来再分析那个事件。起因是:在那个上观景平台的台阶上,上面的人看见没戏,不免有点泄气,便急于往下走;下面的人并不知情,仍然充满希望,一往无前,于是两股人流就发生了对冲。如果人们不争先恐后,懂得礼让,能形成人疙瘩吗?更有一些捣乱分子推波助澜瞎起哄,体力不支者便成为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力神来也会束手无策。讲什么“麻痹”、“评估”、“失当”之类的话,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恰似事后诸葛亮。绝不应忽视那是无组织的群众活动,又有许多外地人,谁能有那么多先见之明?与失职、渎职似乎没什么关联。

  我绝不是有意为谁开脱,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得靠自律。管理者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应强人所难。所以我断言:素质教育的缺失和意识形态的蜕变是个要害问题;与其增加维稳经费,莫如增加教育经费;只有摆平、摆正才能稳定。

  文明古国看似步入强盛,却存在那么多不文明现象,值得我们每个人进行深刻反思;我们的政府应该在这方面负起责任来。

  余罘 201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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