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信任：农耕文明的当代困局

 

 

    本报记者  许旸  吴越  徐晶卉

 

    这些年,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令人心惊。2008年，一些奶制品企业的产品被查出添加了“三聚氰胺”，丑恶行径大白天下，这个案例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感。
    一夜入冬，冰冻三尺。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信任的重新建立。”专家说。
    崩塌易，重建难。
   

陈玉梅：“父辈对土地有近乎原始的虔诚，我们想让这份信任撒播得更广”

    9月的头一个节气——白露，农园里有一团团绿荫氤氲。仍旧炽烈的阳光，照在这片230亩的土地上。放眼田庄，一畦畦当季蔬菜纵横列队，似婴儿般吸取着大地养分，又如士兵模样，接受天空的检阅。
    “我一开始都怀疑地里能不能种出东西。”石嫣凝望着从无到有的青翠农野。
    当初，她的导师温铁军同样心里没底。虽然他告诉记者，这已是千挑万选的一块宝地。
    “我们找的这块地先前种过8年树，土地相对干净，旁边是京密引水渠，地下是凤凰山的渗水，不曾有工业污染，脱毒比耕种地要快一些，但三年恢复地力这话我当时还不敢说。”
    温铁军的目光穿透漂浮着的数字和概念，像撇开不重要的浮沫。“三年前我在和海淀区签约建立产权基地时就说过，以往的农业方式已经把土地和水都毒化了，现在让我短期内产生效益，对不起，先把成本垫付了，先把地力恢复了，把水恢复了，再来谈健康的农产品在哪生产。”
    “小毛驴”不出三年就名声大噪、态势良好，首先要感谢这230亩土地争气，其次要感谢理想青年们的劳动投入。
    “我们的志愿者、实习生都是好样的。有多少80后、90后能像他们几个这样在这拼命干的？没早没晚的！我说他们代表了一种未来趋势。”温铁军说。

 

    从一所师范大学中文教育专业毕业的黄元元于今年3月加入  “小毛驴”。先是当了1个月志愿者，接着升格为实习生。半年后，黄元元被接纳为“小毛驴”工作团队中的一员。大家都觉得，她简直就是这个农场天造地设的孩子。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就该是“天生地养”的。
    “殷实而贞静”，是黄元元形容农场岁月的词汇。从她恬淡的面部表情，已经很难读出数次工作变迁的动荡痕迹。
    “我们把你从土地上培养出来，你却回到土地。”得知闯荡京城的女儿投身郊外的田地，黄元元的父母有些失望。在父辈传统观念中，离开农村跳龙门才是正道。
    黄元元倒觉得，回到土地是自己的“福气”。“泥土不肮脏，农耕乃雅事。但愿做半农，躬耕三分田。我特别想珍惜此生的这份福气。在别人那里，耕读生活仍是商业时代的传说，而我则已经身在瀛洲。”她用诗一般的语言给“小毛驴”的内刊投稿。
    迎来本命年的陈玉梅生于安徽宿州，父母种植经济作物，拉扯大包括她在内的5个孩子。一年多前，小陈从上海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在网上看到“小毛驴”招聘实习生，便给“小毛驴”写邮件、发简历。经来回沟通，今年腊月收到录用通知的陈玉梅迫不及待抵京，七拐八绕地找到这方魂牵梦绕的土地。
    “刚到时，天地间一片白茫茫，比我先来的人在堆雪人。”冬天，顺应只种当季菜的农事规律，这块地就空着，没啥事干。副总经理黄志友笑着说，“你们先保存体力，忙的日子在后头呢。”捱到4月开春，陈玉梅终于扛起熟悉的铁锹，开荒整地。
    栽种前，需要先整理田面。经过去年一年的耕种，泥土已逐渐硬化，不再适合种植，如果不整地直接下种，种子的萌发速度会明显下降。整地作畦，就是让泥土恢复适合作物生长的状态，具体活计包括翻土、碎土耙田及整畦。

 

    从小耳濡目染务农氛围，陈玉梅对土地并不陌生。父亲在田地流汗的画面，还深深印在陈玉梅脑海中，“每到麦收或秋收时节，老爸不允许我们在打谷场上遗落谷粒。可能在他看来，那不仅仅是几粒谷子的事，更是一种收获的虔诚和劳作习惯。”
    今年，报名要做“小毛驴”实习生和志愿者的近200人中，绝大多数来自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区，京、沪等大城市基本是空白。在所有新生代务农人群中，像黄元元、陈玉梅那样，八成左右来自务农家庭。
    这群重拾农民角色，戴着草帽参与到种植、配送、养殖、宣传等各个环节的年轻人，希冀从土地中寻到答案，他们比一般孩子更敏感于老天的脸色，揪心于一茬地的肥瘦，关注季节的变迁。
    “从这里走出去的实习生都会是一个火种。”石嫣说。
   
温铁军：“拿农药瓶扔这儿，仍然不能打消市民对这里的信任，因为他是直接参与者”
    在“小毛驴”宣传单上，这样写道：
    “成为小毛驴CSA成员有什么好处：收到新鲜、无污染的有机蔬菜；比超市的有机蔬菜低廉的价格；知道食品从何而来、谁种植了这些蔬菜；有机会参与种植、了解种植知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彼此了解和信任。”
    凭借“小毛驴”的运作来观察“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彼此了解和信任”，是石嫣非常在意的一点。
    “拿我们的农场来说，事实上经历了3个阶段：2009年是初始信任阶段，拥有第一批54户客户；2010年，在之前3年多的累积基础上有了数量上的飞跃，是成熟信任阶段；接下来，就是步入第三阶段，在服务和产品上做文章，获取社会的关注和信任。”
    不少人问石嫣，“小毛驴”有没有“证”——国家有机资质认证？
    “我们不搞有机认证，一来费用高，二来消费者也并不信以为真。”石嫣说。
    这也是温铁军的主张。超市里贴着“有机”、“绿色”、“无公害”等国家认证标签的高价食品中，“几乎所有可注册的标签都可以被伪造。我今年注册了标签，按说应该是有周期的，我跨周期照样用，有人追究过吗？”温铁军向记者微微摇了摇头。
    温铁军说：“要我看，这块地上，没遮没拦，既有市民，又有农民，又有大量实习的志愿者参与其中，谁能骗得了谁？如果你在这打药，使化肥，别人会看不见吗？当然都看得见。有些私商，搞私人农场的，拿农药瓶子扔在你这儿，也仍然不能打消市民对这里的信任，因为他是直接参与者，他很清楚事实。”
    “在这儿，自然天成，大家是参与者，形成了信任和信用。这可能是一种更为长效的信任。客观上说，它起作用是因为降低了交易费用。因为当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的时候，他们没有了交易，自己占有了产品。”温铁军侃侃而谈，“所谓信任、信用关系，不能靠一般的市场关系来建立。我早就讲过，为什么农村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是因为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农村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当你解决不了交易费用的问题，就只能听任市场环境的恶化。”
    一头“黑马”姿态的“小毛驴”当然不可能挽回失信的汪洋大海，十头、百头也未必能。但周立认为它未尝不能叫醒人们的神经。“无论高校还是地方政府，都不可能支持一个模式很久，只有社会支持才能长久。‘小毛驴’这样的替代模式倘能激起社会的涟漪，那么主流农产品市场将面临反思，整个市场环境的改善是可以期许的。”
   

 

    不少人冲着媒体上介绍的“爱种菜的女博士”、“在美国农场洋插队”、“海归博士回国办农场”，来找石嫣——“小毛驴”年轻的管理团队主力之一。这简直是活广告。
    有一次，石嫣和一位名叫黄开蒙的订户聊天，她问：“为什么信任我们的蔬菜？”
    对方很坦率：“就是因为认识你这个人嘛。”
    一位叫王国庆的订户也跟她提起，加入“小毛驴”是因为“学生模样的团队”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尤其信赖石嫣。
    根据调查，石嫣得出两个结论：认识生产者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信任的一个条件；大学生的身份与信赖、可靠有密切联系。
    进一步想下去，她又反思：“小毛驴”原本是要成长为一座搭建信任的桥梁，让农民与城里人“面对面”，不是光让城里人和大学生面对面，更不是拿她个人的信誉作“抵押”。
    欣慰的是，她和“小毛驴”团队毕竟用了两年多时间，带动消费者接受了先付钱、后送菜这种与菜市场买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习惯完全不同的理念。
    先付钱，后送菜，实际上是让消费者和农民共担责任与风险。这种“共担”是一种基于信任的契约关系。若土地减产，农民没有收获，消费者也就拿不到食物；但若是增产，农民和消费者共享收益。事实上，就是甩掉市场流通环节，将消费者与农民直接绑到了一起。
    比“共担”更深一层，与“小毛驴”结成同盟的河南兰考南马庄农民合作联社打出的口号是：“让市民和农民结成亲戚”。
    口号创作者、挂职在县领导岗位上锻炼的学者何慧丽有一个朴实的理论：亲戚会给你下药吗?
    比如消费者“购地包米”，农民将消费者名字或单位写在牌子上，插在田间地头。耕作时会增加责任心和感恩心，将地种好，用不着去投机；另一方面，城里的消费者还可以派出代表，亲身到为自己种大米的农民地里去，观察自己的粮食的长势状况，到农民家里看他们的生活状况。
    “两方走动多了，就熟悉了、亲切了，城里人和农民好比结成亲戚了。你想想，亲戚会给你下药吗？”何慧丽认为，应该摸索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都受益的良性互动机制，信任的链条在哪儿断了，就从哪儿接起来。
    信任是一种有黏性的物质。当挑剔的消费者渐渐相信菜品的单一是时令使然而不是偷懒、菜上有泥其实是为了维护菜质新鲜而不是骗斤两时，石嫣还不满足。
    她“试探”人们可以为农场乃至村庄做得更多，比如出简报，比如参加配送，比如带着孩子来这里劳动，在端午节一起熬一锅五谷粥，打开心防结识老农和新友；为“小毛驴”的明天出谋划策，分享更多环保和有机新知识，关注中国新农村建设……而不只是为了“吃”。

 

 

 

   对于消费者来说，怎样得到质优价廉的有机蔬菜，以及如何监督农户的生产过程是他们最关心的。
    四川郫县安德镇的安龙村位于走马河旁，是成都市府南河的上游。2006年1月至2009年3月，从安龙村定购有机蔬菜的消费者已由最初的几户发展到100多户，固定消费者60多户。由于消费者群体不断扩大，安龙村参与的农户开始增加，至2009年4月份，安龙村已有9个农户采取CSA这一模式进行生产。高家是9个农户的带头人。高清蓉5月来京参加消费者合作社大会时接受媒体采访，自述安龙村农民和城里人打交道的经历——
   

 

   我们在成都开过一次品尝会，和消费者交流，他们如果觉得蔬菜有什么问题或意见，我们会进行解释。他们对农业不了解，也不太相信，觉得菜吃起来不行，就有疑问；还有人说，你们的地太小了，别人撒的药也会到你们地里，还卖这么贵。
    确实，村子里也有一部分菜农是大量用农药的，为了批发。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在用化肥、农药、大棚，一两天就喷次激素，大棚里的植物抵抗力弱，容易生病，所以要大量用药。比如茄子，前期不容易长虫子，但是容易生病，后期要长虫。用药成本不高，药很便宜，农民也不知道药是什么东西，只是去农资店说我地里有什么虫子，人家就配药，他拿回去用。很多人其实连自己吃的菜也用农药，因为省事。三口之家，父母打工，孩子由老人带着，两口子也就是偶尔回来打理一下，没法不用药和化肥。
    我们都是家庭作坊，品种也比较少，刚开始就遇到虫害。甘蓝啊萝卜啊等十字花科植物都很招虫子，我们就把生虫的全部拔掉。我估计    我们都是家庭作坊，品种也比较少，刚开始就遇到虫害。甘蓝啊萝卜啊等十字花科植物都很招虫子，我们就把生虫的全部拔掉。我估计周围都是农药地，虫子都跑到我们这里了。现在没这个问题了，土壤好了，我们也会避开虫害高发期，不在那一段时间播种。河流研究会帮我们找资料，我们自己也上网查找，发现一些植物相生相克的原理，就种一些香茅、罗勒等香草，用来做调料的同时可以驱虫。
   

 

 

    我们没有认证，只能依靠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来维系信任。
    不做认证，一方面因为认证很花钱，另一方面，我们那边有个农村是有认证的，是政府主导的，我们和消费者去参观，结果发现1000多亩的地连堆肥都没有，大家就明白了，其实他们只是进行含量上的监测，其实仍然没有彻底有机化。一些消费者也不怎么信任随处可见的有机认证。
    我们的消费者也没有要求我们做认证，完全靠彼此信任。周六、日都是用来和消费者交流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是农耕时间。配送时，我们用袋子装好，谁家的、谁种的都写好。他们也不会太讲究分量什么的，从来不问。我们本来要求预支3个月费用，现在提前到一年了。消费者有普通工薪阶层，也有富人。
    我们靠自我监督，但这也不容易。各家农户自律程度不一样，确实也有不太上心的，我哥哥亲眼看到过有人上农药，就停了他一段时间。
    用化肥农药从上世纪70年就开始了——那时候还要凭票，包产到户后更是大规模开始用。传统的农耕文化渐渐消退了。我记得看到书上说，科学家发明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也制造了很多没用的人。很多农民就被“惯”坏了，传统耕作方法没有了。
    现在，不少农业专家过来，都会告诉我们怎么样用药，针对什么病用什么药，对如何用药倒背如流，但对我们这种有机方法他们一窍不通，很有意思。
    诚实获得了理解
    有一个消费者非常关心农民生计，提了很多问题，问我们收取这种价格有没有利润。我说严格地讲没有，因为农民没有把地租和人力算进去。他就说要支持我们，否则哪一天我们没有信心做下去了，菜也就吃不到了。他号召大家计算成本，加钱。算来算去，就硬是把配送价从3元提到了4元。
    现在是5元的配送价。有志愿者说你们突然加了1元，有消费者会退出的。我们也觉得很难，但还是试着加价了，谁知消费者还是越来越多了。
    有时，我们的耕种经验不足，菜供应不上了，就和消费者沟通，告诉他们过1个月菜量才会恢复正常，商量配送减量，只送3斤。不少消费者反而都很高兴，觉得农民没有欺骗他们，没有去外面买来充数。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何宇飞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