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中国一锅粥”之五:后发国家的处境与国家主义路线
“苦闷中国一锅粥”系列之五:
后发国家的处境与国家主义路线
前面通过对“国民性”问题的剖析,我们发现,任何概念与原则都要放到历史情境中去理解,这无意间引出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所推崇的那种对待概念的历史性原则。启蒙先贤们的理想,以民主来实现 “公意”,这是需要民众有相当的教育程度和思辩能力的。否则无知的群氓,只能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无形式的“质料。任由善于诡辩的政客来塑造和忽悠,出现民心似水,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的景象,以致民主极易成为民粹,自由反而通向奴役!如果我们具备一定的哲学常识,比如明白所有的概念都要回到历史中才有其意义,那么就会对所有抽象理论、“金字招牌”与口号保持起码的警惕与慎重。只可惜,我们从中学到大学的哲学教育,虽然反复地在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然而一拉出去真枪实战地看问题、想事情,全都丢盔卸甲,被人忽悠进去。
比如,“新自由主义”鼓吹“小政府、大市场”,鼓吹“国退民进”,摆出一些促进自由竟争的道理:政府权力干预市场,就没法自由公平地竟争,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国企拥有很多民企所不具备的资源,所以也与民企不公平竟争。这些道理一般地讲当然都非常对,在一定范围内的确也点出了一些要害问题。但是不要忘了,除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外部强势资本威胁的环境下,除非我们的民企中也有很多能与国际列强相竟争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等优势,否则国企退出,你能指望我们先天发育尚不完全的民企能竟争得过强大的外企?一旦自由放任,弱化政府与国有力量,则国际强势资本必定很快横扫中国。加入WTO之后,外资已控制了我国28个主要行业中的21个,难道教训还不深刻吗?
与此相关,在“新自由主义”描画的全球化图景中,还要求抑制各国的“民族主义”,换而言之,他们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不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前面提到过,现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崛起,天然地采取民族国家的形式,国家政权与民族认同成为资本扩张与竟争的强大后台,欧洲列强彼此争夺甚至引发了两场世界大战。后发国家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免遭侵略奴役,也只能首先以民族主义、民族认同自我组织、动员起来与之抗衡,所以20世纪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无一不是采取民族国家的形式。民族国家的世界格局是资本主义发展与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放眼当前,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还率先要求其“政府采购”优先照顾美国企业,更不用提这两年中美之间此起彼伏的贸易战了。我们的时代还没到高谈全球只有一个政府、人人平等的“世界大同”境界,不要“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只是“灰太狼”刻意说给“喜羊羊”听的伪善宣言而已。
这也牵扯到另一问题,有些人说,要是没有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闭关锁国”就好了,要是那时就改革开放了,今天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先进程度了。更有甚者,顺此逻辑一路上溯,最后“恍然大悟”:其实鸦片战争的爆发也不过是因为人家英国人想和我们做生意嘛,要是那时就改革开放了,“天朝”早就雄霸全球了。这调调听起来多么有道理,但仍然又只是“一根筋”的逻辑,脱离了特殊的历史情境。“开放”、“开放就一定好”,这样的观念如今简直和宗教神话一样,成了我们不加反思的意识形态,成了“政治正确”!且不争论近代以来以及建国前三十年是否我们真的就“闭关锁国”,即使我们承认这点,也要知道,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政治上没有强大的国内组织动员力,经济上没有与之匹敌的生产能力与技术优势,你一开放,必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永无翻身之地,成为人家廉价资源与劳动力的供应场所。在没有解决国家的整合能力之前,从1840到1949,我们的经济是如何依附于列强,人民是怎样被压榨,历届政府又被迫接受了多少城下之盟、不平等条约,我们起初连“铁钉"、“煤油”都需要进口,经济命脉完全掌控在人家手里,难道不是历历在目吗?如果没有人民共和国前30年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方式所完成的积累,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竟争力的技术、完善的工业体系,在后来改开的时候你拿什么去和人家讨价还价?即使在欢呼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强力的国内整合,在例如铁矿石、石油这种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我们不是还仍然丧失定价权,损失巨大?
现在或许更加明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什么放在第一位的是“民族”!历史上我们是后发国家,外有列强环伺,内无自生的、强大的现代经济组织。面对发达国家强势资本集团所拥有的全面优势,只具有劣势资本、落后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培养本民族的先进生产力?进一步地,今天我们如何摆脱永远处于模仿、低价值制造,以至几亿件衬衫换一件大飞机的尴尬处境?看起来,只有首先靠强有力、高度组织化的国家资本力量,以及靠国家政权力量保护性地培育优秀民间企业。所以,后发国家的崛起,必然是起码采取一种国家主义路线,众所周知,连韩国、日本、台湾这些地区的经济腾飞也是在其历史上集权主义、民族主义盛行的时期,脱离开国家政权的强力,后发国家的发展困难重重,非州许多国家都开放了几百年了,到如今还是没有自主的产业与经济体系。
把这样的历史视野进一步扩大,我们也发现,由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后发国家,通过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与民族主义诉求的整合,成功动员发动群众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这样落后的国家建设共产主义,就不得不顺应两方面的必然性:一方面,由于组织动员起来反帝、反封建的需要,这种共产主义实践已经接受了最低的民族主义民主革命纲领,且共产主义才刚刚在一国、在局部发生,而不是按经典设想的那样,在全世界一起实现,它仍然必须以民族国家的形态,面临国际竞争,尤其是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竞争,因此这样的共产主义实践首先还是民族主义的。另一方面,这样的政权首先还得面临和解决本国的“现代化”、“工业化”问题,而正是这一点又似乎造成20世纪共产主义实践的一个著名悖论,即它必定会形成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所展开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开启的仍然是一个全球争霸的战国时代,它借助枪炮与商品倾销将所有后发国家都强行拉入这一历史进程,使得如果不以工业化来强国,就只能永远沦为其资源、劳动力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沦为其奴隶。在借助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实现全民组织动员、民族解放、建立国家政权之后,在内生型经济基础薄弱而外有列强环伺的情况下,要实现工业化,它们就只能实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路线。“苏联模式”于是成为那个时代最初比较成功的一种范式:高度集中,统一调配资源,实行经济发展规划等等。本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初衷是要反对现代性过程中“人的异化”,而现在它自己或多或少也首先在推动着这样一个现代性过程,建立形形色色的现代生产体系,尽管从原则上来说它应该有另一种管理与组织方式,但是探索中的共产主义道路尚不能完全提供一种完善的方式,以至它以国家力量强力推行的这一这过程有时更加残酷。它一定是一种严格的“理性设计”的现代化进程,这种“理性设计” 造成的弊端,我们已在诸如阿伦特、萨特等哲人那里看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他们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归到了“现代性方案”的范畴里去。
自由主义者们会指责我们以上是在为国家集权主义辩护,然而历史情境如此,后发国家的困境如此,我们不得不理解这种必然性。但是这种辩护并不否认集权主义的消极后果,例如官僚体系的过度膨胀、民间活力减小、个人权益与思想自由受到约束等等问题——这也是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 “大民主”实践一直所要尝试解决的问题。只是理解了历史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不会泛泛地去主张什么“‘市场体制’就是比‘计划体制’好”这类空论,同时也能理解,为什么以实现真正的个人自由为主旨的共产主义理想,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会走向了压抑个人自由的那一面,毕竟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都是在后发国家搞的社会主义,它必须采取国家主义路线首先解决工业化问题,而它的失败,也是这样一种不成熟模式中的消极后果不断积累却又得不到纠正的结果,并不能归结为共产主义“原则”本身的失败。
具体到今天,我们搞万恶的房地产大跃进,以致拆迁征地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悲剧与闹剧,招致民怨沸腾,其历史大前提仍然是体现 “现代化”、“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在这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主动结合,当初也是基于对这一历史宿命的洞察,尽管如前所述这种结合后来“恶贯满盈”,招致沸腾民怨。当然,中国的情况更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已经不仅是共产主义政权自身推动现代化过程中造成某些消极后果,而是变“修”了的政治路线与资本联合起来,强力推行这一过程。所以,让我们对此不得不强烈质疑的是,是否还有另一种城市化的道路、另一种国家主义路线,不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是权力与民众的结合,实行社会主义的房屋生产与分配制度,以避免权力与资本、官老爷与财主老爷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种种压制、腐败与消极后果。
本来,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完善,来不断消弥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路线的消极后果,但是恰恰在应对这种消极后果时,修正主义乘机采取了一种投降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路线。例如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成了国营然后又是国有企业,改变了公有共享、联合劳动的社会主义企业本质,使其与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其资本所有者是抽象的国家或者说政府而已。如此,这样的企业仍然是以资本增殖为生产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当它处于垄断地位时,配合着政权力量的护航,就更加可恶了。
后发国家的处境要求起码实行一种国家主义路线,但是国家主义路线当然也要区分资产阶级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两种类型。既是后发国家,又要搞社会主义,搞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路线,遇到问题马上又改成了修正主义,然后出了问题又栽赃给社会主义。如此多的线索交织在一块儿,难怪,中国的问题让人很难看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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