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藏枪百姓大和谐”

“藏枪百姓大和谐”　　

——痴叟读孙大圣A《七律回忆 毛泽东旗帜网 » 大众文艺 »发布: 2010-11-09 16:33》　　

人民共产剥夺者，　　

专政敌人少佞邪。　　

致富国家齐踊跃，　　

藏枪百姓大和谐。　　

工农“四大”当家长，　　

党政“三同”反老爷。　　

号令一声天下应，　　

升平世界最团结！　　

20101109 12:50　　

致富国家齐踊跃，　　

藏枪百姓大和谐。　　

——在毛泽东时代，“备战备荒为人民”“万里江山万里营”，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车间都有枪支弹药，全民皆兵——人民是兵。人民是党和毛主席的依靠，是上帝，是万岁，是活菩萨。党和毛主席依靠人民打江山，依靠人民管江山，和人民心连心，同甘共苦。全国实行薪金制时最高薪金649.60元，毛主席610元。在国家困难时期，毛主席和周总理们都自觉减去三分之一，只剩下404.80元，周总理400.80元（他们直到逝世，都没有自己为自己增加过一分钱工资）。政治局（毛刘周朱陈林邓）等领导口粮也带头减掉三分之一以上，以支援灾区人民……毛主席周总理们的煤气，取暖，请客，都是自己掏腰包，家具全部出租金；毛主席烟瘾大（毛主席接待客人时，他的面前总是放着两包烟，客人抽公家的烟，他抽自己的），吃茶也多，从不用公费。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已经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教育，而工人从来就是住的公房，农村的五保户困难户由集体负担。全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共产剥夺者”——剥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剥夺者非法剥夺了的人民的一切权利回归全体人民，又依靠全体人民管理国家，专政“剥夺者”和一切反对，破坏，妄图复辟的敌人。有人想挑拨，隔离，破坏党和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鱼水情，办得到吗？　　

现在50岁以上的人，谁不会唱几十首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歌……那歌声中有眼泪有真情有誓言有信仰有方向……　　

党和毛主席藏枪藏富藏情藏粮于民呀……　　

工农“四大”当家长，　　

党政“三同”反老爷。　　

——党和毛主席最爱护保护也最信任信用干部，但是并不溺爱宠幸纵容干部，而是严格要求他们恭恭敬敬干干净净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为人民服务，先忧后乐，吃苦在前，牺牲在前，接受人民的监督。干部，甚至如陈毅元帅都说“人民是我亲父母，我是人民好儿郎”。作为父母的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常常“三娘教子”——从本质上说，人民就是干部的家长，而“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证明了：……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大鸣大放，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事实证明：不敢实行大鸣大放，怕出乱子，不相信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相信群众的智能和力量，这种右倾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已经为事实所驳倒了。”（　1957年9月23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是教育挽救干部，斗私批修，人民内部实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最先进最民主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也是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起，已经载入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人民这些“三娘”也确实是视干部如“子”的，《沙家浜》中的那位沙奶奶对郭建光，《红灯记》中的李奶奶对李玉和，《铁道游击队》中的人民群众对子弟兵，《刘介梅》中的乡亲对待乡村干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数具体事实更实在不胜枚举……有党和毛主席教导，在“三娘”教育下，出现了无数的李顺达，史来贺，王杰，门合，王进喜，焦裕禄，张钦礼，雷锋，吴桂贤，陈永贵……干部在人民亲娘的言传身教，耳闻目濡的熏陶感染下，既当学生又当先生，他们怎会好意思又怎能怎敢忘本变修脱离“亲娘”，成为“亲娘”的对立面，剥夺者？！　　

他们深入身入心入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集体奋斗中，他们和人民群众学习马列毛在一起，心想在一起，话说在一起，血汗流在一起，他们的言行举止照耀在阳光下，透明地展示在人民面前，也成为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爱戴拥护的带头人，学习的榜样，生动地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密切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响彻那个时代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歌曲，就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的历史！也是那个时代党和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由无数“三娘”教育出来的“子”即干部体现——的真实的历史！　　

谁说那是崩溃的“劫难”时代？　　

我的一位同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　　

“记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元朝刘 因《读史》)我非词臣，不想任何人受屈，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目击者，只想留一些自以为是的文字给自己的后代，所以只就所见所闻所感，略以陈述。　　

文化大革命是“劫难”吗？是，但不只是！如果认真翻阅当年的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红旗》和新华社电讯，调查亲历过那场运动的普通的工人，农民，干部，那么，结论也许就会与如今书报上包括当年也曾情真意切言之凿凿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后来又指控文化大革命只是“劫难”的革命家的调头根本不同！　　

对“劫难”须作具体分析，正如为婴儿洗浴，倒掉的只能是污水而不能是婴儿，更不能把婴儿倒掉后，却把污水满天泼洒，来丑化，鬼化，毒化“婴儿”、社会以至谋图浇灭革命烈火，亵渎绝大多数人民跟着党和毛主席为了国家主权完整，民族独立自由，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纯洁的信念和感情！　　

对于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事件，可以有无数的标准——“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刘禹锡：《何卜赋》）。但是，我们似乎必须以尊重事实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辩证地探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主体，方向、目标，即它发生的必然性，它主要是由哪个阶级发起，哪些阶级参加，反对什么，为了什么——即主要地是为了卖国求荣，使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还是为了国家主权完整，民族独立自由，即为了哪些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一部分人，还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准，就永远只能“有人人之是非”，而不会“有天下之是非”了。　　

你说国家，军民，党群，干群，在党和毛主席领导的28年“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人民群众与党和毛主席怎能不和谐？　　

那时不和谐的因素也有，事实上时时有，事事有，处处有。这些不和谐的因素一来自帝修反，但是有枪实弹的“万里江山万里营”，二来自地富反坏，但是有人民群众这些活菩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指导人民战天斗地管内外敌人！人民永远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管几个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帝修反和地富反坏怎能翻得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天？即使不用菜刀水果刀，他们也不敢不老实呀……　　

总之，“藏枪百姓大和谐”！　　

年轻的同志们，你们懂了吧？在毛泽东时代，有人想搞不和谐也办不到呀——人民关心、保卫的是自己的根本利益呀。而党和毛主席就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群众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又听谁的？　　

……　　

但是，如果相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