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至正：左右之争的社会价值——“经济”与“道德”互为基础

    一、“理想”与左右之争　　

    人、组织、国家都面临生存和发展问题。而如何满意的生存和发展就构成人、组织、国家的理想——希望奋斗达成的目标和境界。由于自然界的原本是“差异化”、“多元化”，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是“组织化”，因此就有了“共同愿景”的问题——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并延伸出四个问题：　　

1.不同的人源于不同的立场、理念、利益等考量，对“共同愿景”会有不同的观点和评价——有的人或组织期盼成为世上最富有者，有的人或组织希望成为最有权威者……有的人希望国家强盛，有的人希望国家自由民主，有的人希望国家公平和平……于是会形成“目标分歧”，就会有“理想之争”。　　

2.不同的人源于不同的立场、利益、理念和目标等考量，对实现“共同愿景”的途径和举措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会形成“路线之争”、“策略之争”……如中国古有“德治”与“法治”之争，佛家有“神秀”与“慧能”之别……国际则有人希望“消灭资产阶级”以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等级差别、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对抗和战争的和谐社会”，有人则希望通过“消灭无产阶级”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现代国内有人希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有人希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3.观点、信仰、路线和举措的“主张”相似者会形成“利益群体”和“任务群体”——党或派——现代人根据其“主张”惯称之为“右派”、“左派”、“极右派”、“极左派”，或“激进派”、“保守派”、“稳健派”，或“走资派”、“革命派”，或“改革派”、“资改派”……　　

4.不同派别的人均有“自以为是”的心理特点，于是会“道不同，不相为谋”，分歧严重时，就往往会引发残酷的“阶级斗争”甚至战争，会采用“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式来达成“认同”。　　

“理想之争”、“路线之争”、“策略之争”可概括为“左右之争”，古今中外皆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难以避免、排除，只能规范、修正。即规范“争”的规则、形式，修正“争”的内容。　　

“左右之争”的关键有二：一是以“争”为手段，以“正”为目标。自古“以正治国，以奇出兵”。所以毛泽东主席既搞“路线斗争”，也搞“阶级斗争”。二是“大中至正”。所谓“中”即“不偏不倚”。所以毛泽东主席既反“右”，也反“左”，即是执正。纵观中共历史，毛泽东既反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又反李立三、瞿秋白的左倾冒险机会主义，也反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罗章农右倾分裂主义、张国焘分裂主义、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全面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历史证明，尽管毛泽东主席已逝世多年，他的理论、观点和影响力依然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灵魂”。　　

二、“改革开放”与左右之争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事实证明，“路线之争”或“左右之争”并没有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而是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有人希望“宪政”，有人希望“训政”或“军政”；有人希望强国，有人希望富民；有人希望集体富裕，有人希望个人享乐；有人希望满足精神需要，有人希望满足物质需要……有人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人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主张计划经济，有人主张市场经济；有人希望公有制，有人希望私有制；有人主张通过“科学规划”实现发展，有人主张“摸着石头过河”；有人希望“快速、非均衡发展”，有人希望“科学、均衡发展”；有人希望急功近利，有人希望持续发展；有人主张自力更生为主，有人主张用市场换技术……有人希望集体主义，有人希望自由主义；有人主张勤劳致富，有人主张剥削致富、贪腐致富；有人希望互助互爱，有人希望自私自利……有人希望“德治”，有人希望“法治”；有人希望“集权”，有人希望“分权”；有人希望“物质鼓励”，有人希望“精神激励”……　　

综上左右之争，核心是基于人性、人伦、政治的“信仰之争”——实质是围绕“经济（物质利益）”与“道德”之争。左派是社会进步的理想主义者，主张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为了社会进步可以牺牲个人的和眼前利益；重视精神的平等和高尚超过物质享受；主张公平竞争。其极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右派是实用主义者，追求能获得的物质利益，主张自由高于公平，个人利益至上，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其极端是“穷不是社会主义，有钱好办事”。　　

谁是谁非，有必要“争论”。在法治和民主政治下，左右之争的“价值”是寻求一条中道的治国之路：既避免社会太平均、太福利化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可能走向民粹主义；又避免贫富悬殊可能导致社会不公正、不公平、不平等，最终也会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经济（物质利益）”与“道德”的关系，以“修正”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共同愿景分裂、共同利益破碎、共同道德文化基础瓦解及引发的秩序混乱、官僚腐败、强权滥用、剥削掠夺、贫富悬殊、阶级分化、族群分裂及诱发的“13跳”、“连环屠童案”、“罢工潮”、“一亿精神病”……走出“左右摇摆”的社会震荡式发展困局，实现稳健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的“效用”与“道德缺失”　　

人、组织、国家都面临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问题。创造理想社会，也需要强大的物质经济作基础和支撑。因此，个人追求“发家致富”，企业追求利润，国家追求宏观经济效益。依此，穷怕的人们和追求享乐的人们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认为追求“物质丰裕”是“天经地义”。　　

理性的人都认同“发展经济”是人、组织、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必须。但发展经济是条件和手段，不能迷失社会发展的真正目的是“社会繁荣”，不能从忽视经济的“极左”走到“有钱就有一切”的“极右”，不能以物质、金钱衡量一切，不顾一切地为钱而赚钱，不能形成以物质扩张为中心的社会形态，不能使人沦为“物质的奴隶”。　　

其实，物质丰裕不是繁荣，个人的丰裕也不是繁荣。只看重物质的丰裕，结果有三：　　

一是易诱发人们贪图享受和自私自利，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例如，我们在1950～1980年代曾经严重缺乏物资，造成困难的生活。为此，人们认为只要改革和拼命制造，就能消除贫困的痛苦。结果，1980年代以后，食品及其他生活物资渐丰，价格日益便宜，生活逐步富裕。但却伴生了另一些现象：为了提高生活水准拼命地发展经济，却致使现代化面临严重的公害问题，发展工业破坏了自然的价值，砍伐森林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产品质量公害、污染公害、交通公害、生态公害等，频发“自然灾害”——由于提前支出后代的福报，导致“自然灾难”提前到来，最终又危害国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　　

二是促使人们从过去的无情“阶级斗争”演变成残酷的“经济竞争”，又发展成目前的残酷“经济竞争”加无情的“阶级斗争”。在物质社会中，人们往往“以利为本”，往往不择手段地苦苦追求社会地位、名誉、财产和享乐，为此人与人之间无休无止的恶性争斗，无谓的对立，既耗尽了人和社会的有限资源，又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让人身心憔悴和精疲力竭，以至于使人扭曲了自己的天分或天性，而不能自拔和堕落。　　

三是诱发欺诈抢夺、贪赃枉法等各种犯罪行为不断发生，造成社会混乱。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社会风气却越来越坏，恶性案件不断。人们好不容易有了钱，却又怕被偷被抢、怕被“仇富”。人们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下降。个人的丰裕反而带来不安和恐惧，形成心的贫困，不能真正快乐……　　

上述情景就是物资丰富却缺乏繁荣的景象。一般的社会变革难以消除这种不景气。　　

在中国，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伴生的“副作用”在迅速扩大、深化：由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功利主义及机会主义引导，加之“穷怕了”的心理支持，形成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文化认同，致使人们“有钱就干，无钱不干，钱少少干”，并恶化成造假文化、腐败文化、“仇视文化（族群割裂，仇视社会、仇视政府、仇视警察）”……最终“拜金主义”导致了信用危机，徒增了人、组织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成本，致使“经济发展”失去了“道德基础”和“道德支持”。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质疑1980年代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缅怀毛泽东时代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并开始蔓延。因为1980年以前的时代，人们尽管穷，但一有共同目标——“奔社会主义美好明天”；二有共同利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三有共同文化基础——讲“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讲“社会主义道德”、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更关键的是那个时代讲“德治”、“公平”、“正义”。这符合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将“物质为中心的发展目标”转换为“人类精神思想升华为中心的目标”，使“人类精神复苏”，不做“物质的奴隶”。

四、道德的“效用”与“经济缺失”

在社会的均衡发展中，必须用“道德”的规定来指导和约束。不论中国封建帝王的“内圣外王”治国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宪政”国家“主权在民”的治国之道——民主与法制，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民至上”、“共同富裕”……都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伦理观。

在市场经济中，“道德伦理”更具有重要性，多表现在使交易双方在降低合同成本时具有可信性和互相信赖。而交易双方相互信赖，可以很快达成一致的合同意见并很少要求监督，从道德上自愿履行和遵守规则，可以降低经济交易的费用及由此产生的整体经济费用，而不会减少合同双方的经济利益。所以，既提高了市场的能力，也减少了市场失灵的概率，减少了国家行为的费用和“国家失灵”的概率。　　

如果没有“道德伦理”的约束，制度约束的效用会大幅度衰减，社会管理的成本也会大幅度提高。所以美国等法制化国家的社会制度设计是：市场经济＋法制＋民主。即采用“法制”约束“市场经济秩序”及其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采用“民主”进行道德制衡。

但是，1980年以前的过度重视“精神”作用、忽视和不能满足人的低级但必须的物质需要的“贫穷时代”不能再现。因为，人类追求精神生活的基础是提高物质生活素质，最通俗的说法是：“道德不能当饭吃”。当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繁荣的时候，才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精神思想升华”。“越穷越革命”既缺乏“经济基础”，也不能解释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和马克思“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诞生社会主义”的预言。“越穷越革命”与“有钱就有一切”一样，均不能构成文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五、大中至正：“经济”与“道德”互为基础

社会经济中明确的道德行为论据，说服不了私有经济界和右派，也不能使那些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和追求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信服。只对那种关注公共利益、整体利益或道德的人有说服力。尤其是按照曼德维尔的理论：直接行善的意图在经济上是不值得追求的，因为追求好的东西，总要产生坏的副作用。另一方面，追求恶的东西总也能产生好的副作用。每一种行为对一种人产生好的副作用，对另外一种人就产生坏的副作用。例如，按照这种观点，四川地震给许多救灾的人和参加重建的人带来了食品和工作；富裕阶层的消费节约促成了下层人的失业；长江决堤产生了“抗洪救灾英雄”……曼德维尔的论断是，在市场社会没有牢靠的道德，更没有无矛盾的伦理学。

但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既是契约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经济”仍然需要用“道德”来拯救。　2000年11月16日　《经济日报》第9版报道：焦裕禄的儿子——河南杞县县长焦跃亲自带队进北京推销大蒜，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朝内菜市场的贾女士说：“就凭他是焦裕禄的儿子，我们就得多订他的货。”焦县长在北京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北京市民对他如此关注，没想到人民对他父亲的爱戴几十年来没变化，没想到销售和订货情况特好。“没想到”看似在预料之外，其实是在情理之中。个中真谛就是道德的力量。当年焦裕禄的道德力量感染着亿万干部群众和几代人，如今又“王者归来”并依附在他儿子身上重现。

但是，道德也需要经济的支持。在市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如果一个企业家单独地采取一种特殊的道德行为方式和道德措施，如对环保或有残疾、有困难的职工采取特殊的、非一般的友善措施，其将在短期内陷入“赤字”。道德不敏感但积极的竞争者就会很快超过他，并排挤他出市场。只有当所有人都按道德行事时，道德才是可行的。

因此，我们既需要拯救道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道德的经济基础；还需要发展和拯救经济，以“道德再造为目标”夯实经济的道德基础；更重要的是“以法制与民主为手段”再造“信仰和理想”，以拯救我们的“心灵”，将“自由市场经济”改造和优化成“道德市场经济”，物质与精神并进，实现生产与消费的调和、“物心一如”的平衡，使知识、思想、艺术等精神活动获得发展，道德获得提升，形成安和乐利的社会，实现真正的社会繁荣——均衡发展，公平和谐，民主法制，快乐工作，幸福生活。既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也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

《论语·泰伯篇》中对“国家秩序”、“富贵”和“贫贱”与“道德”的关系有精辟的开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所以说，中国人民并不仇富，仇的是“邦无道”之下的“贪污腐败”、“剥削掠夺”。对此，我们必须综合运用“道治”、“德治”和“法治”，以构建保护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秩序——民主、公平、正义，使“经济”和“富贵”符合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

在民主与法治下，兼顾经济的“道德基础”与道德的“经济基础”，实现人类精神思想升华，使人从“物质的奴隶”进步成“精神的主人”，是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