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后看是为了更好的向前走

最近与一朋友聊天，谈到改革开放30年的评价，朋友认为，问题太多，甚至还不如改开之前。听了这话我颇为诧异。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正是经历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改开的成就体会最深，对存在的问题也都有亲身经历，应该不难做出一个客观和相对公正的评价，不知这位仁兄理从何来？

无独有偶，这几天连续看到了几篇文章，都是为改开前的时代“正名”的。如中华论坛上的“旱涝反思：中央要有勇气重评毛主席，不能妖魔化那个时代”、无有之乡网站上的“毛泽东盖世功勋不容资改派否定——兼驳资改派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论”。还有一篇也在无有之乡上的评论叫“三宽部长朱厚泽可以休矣——读徐庆全《三宽部长走了》有感。”该文主要是批评三宽政策的，但也表达出对以往的岁月留恋，并认为，当今的很多丑恶现象都源于当时的“拨正返乱”。暂不评价这些文章的观点是否正确，最起码有一个现实现象就是，当下怀念改开前岁月的人绝不止我朋友一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是总有人在怀念以往的岁月，并认为现在不如当初。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对当下社会的不满可以引发对以往岁月的留恋大约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心里状态。然而，这也是一种病态的心里状态，它的问题不仅在于不思进取、盼望回归，而且往往会对当下和过往做出不客观的判断。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使得民族一次一次出现危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救亡一直是时代主题。从林则徐、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到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再到后来维新派要求改革制度，其首要目的都是挽救国家危亡。李泽厚在他的“救亡与启蒙的变奏”中之处，因为救亡始终是时代主题，中国的现代启蒙始终没有完成。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他一生为共和奔走呼号，但是共和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骨头和血液里的东西。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成果，于是，护国、护法、反复辟成了革命党人的首要任务，启蒙还是没有时间去做。再后来，统一民国的军事斗争使得国民党逐步建立起了独裁政治，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使得党内民主只能暂时退居其次，国民党建立了以党训政的党国，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是也。这里需要说的是，国民党特别是改组后的国民党体制上学的是苏联而不是西方，也就是孙中山说的“以俄为师”，党是唯一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是绝对统治一切的，这是苏联的模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也是因为救亡的原因，迅速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很多早期党的领导人都是从自由主义者转化为共产主义者，这种转化多是因为艰难和危亡的时局。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开始斗争，在斗争的前提下，启蒙再次退后。日本的入侵，虽然促成了国共的再次合作，但是反侵略的救亡形势使得中国再次丧失了启蒙教育的机遇。常年的军事斗争，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政治生活原则。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是通过农民革命的方式完成。作为封建主义影响深刻的农民阶级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下逐步进行公民的现代化启蒙教育，培育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但苏联的影响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遭受封锁的国际环境，使得维护国家的安全成为新政权的首要任务，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再一次让位，而后来反右和文革对我们的思想上的扭曲就更无需多言。

启蒙的缺失，使我们内心中不知民主法制为何物，启蒙的缺失是我们深受禁锢却自以为幸福，启蒙的缺失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精神去面对我们的世界。

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做事后诸葛亮，但是，启蒙的缺失却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国民性的一个弱点。老百姓缺乏民主、法制的观念，没有思想自由的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知半解甚至断章取义，马克思主义被看做信仰却淡化了他的科学的地位。革命者中的基层主体是淳朴的农民革命者，而这些人又成为了新国家的执政者和建设者，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坐上江山之后就要弥补多年奋斗的损失，进城了自然要把生活过好，把权力攥好。高尚一点的要为民做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庸俗一点的，自然就做起革命功臣，享受革命的成果。党内高层领袖不只一次的发布各种文章，反对党八股，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确确实实的对这支执政队伍充满忧虑。缺乏启蒙的民众的劣根性，很快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露出来，干部的特权地位、民众的盲从意识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在一个现代共和国中广泛存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剥夺了党内民主的可能。但是，一个打拼多年获得民族独立国家，那种兴奋感幸福感淹没了这些隐患，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国家的建设中。尽管畸形的国民经济体制是经济结构极其不合理，但是辉煌的建设成就造成的高度的民族自豪感足以抹去人们生活上的困苦带来的不快。人被忽略了，人民成了一个虚幻的代词。

由于人为盲动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部分的刺激了人民的神经。人们忽然发现，这个国家存在很多问题。一些人开始思考，但是，保卫政权的敏感，反修正的思维很快将这种反思打击下去。文革则进一步僵化和禁锢了人民的思维。

文革结束，当人们再次放眼他所处的时代的时候，他们这才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被远远的抛在了后面。即便是香港，这个保留的对外的小小窗口给内地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冲击都足以刺痛人们脆弱的心里。改革开放终于逐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中国开始从僵化的体制中走出来，后面的历史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无需我赘述。

如此痛陈家史，只是想说，我们走的弯路太多，绝不能再走回头路。而且，遗忘历史则更要付出沉痛的代价。借着一两个亮点就着力美化那段艰难年代的人，不是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和个人感受，就是别有用心，哗众取宠。因为，那段历史还没有走远，不至于模糊或者被遗忘，更不能被涂抹，被篡改，他的荒唐和痛苦应该深深镌刻在我们的民族的内心。了解这段历史，不用去搞什么统计数字、档案资料，最简单的办法，当今世面上有很多回忆录，不难得到，一页一页翻开去看看，有多少美好的回忆？家里老人还健在的，和他们聊聊，听听他们最真实的想法，那就是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改开出现的问题，不是改开本身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我们改开不够不足的后果。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没有跟上，所以，因为启蒙缺失造成的病态的国民性再次在经济发展的环境下显露出来：特权思想和特权现实的存在，这不是改革的问题，恰恰是骨子里的封建官本位在作怪；吏治腐败，不是因为经济发展了，为腐败提供了条件，恰恰是因为政治制度改革没有跟进造成的权力监督的真空，加上丑恶的封建官僚文化产生的恶果；法制不彰，言论不自由，更不是改革的后果，而是改革不足的后果。我们绝不能在新路上回顾一段不真实的老路，而否定我们的方向。

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搞清楚过去，昭示我们的未来，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我们既已走出黑暗，绝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健忘和无知，使我们的心灵再次游走到黑暗当中。（2010年11月16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