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这样一位副总理——节自《陈永贵沉浮中南海》

陈永贵，70年代曾任国家副总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作为一名特殊时代的农民副总理，其朴实作风颇值得我辈追慕。以下数则轶闻节自《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读来一笑。

1.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周总理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

陈永贵就是当年名极一时的大寨村支书，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到中国政治的心脏中南海，当时，他49岁。

2.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大是因林彪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高层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空缺。如何填补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8月28日，大会选出了195位中央委员和124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过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国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

8月31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20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保守派”，四人帮和康生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势力的代表，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它”。对比九大政治局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它”填满了。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

1973年9月12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工农干部。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阵容颇为可观。这种做法本身大概也是毛泽东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

3.

陈永贵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他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到县里开会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汉子如此刻苦，记的又是他的讲话，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40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的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便想起了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

4.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挺发愁。他对昔阳的熟人说：“我能给人家干得了这个？批文件咱也批不了，写还不会写哩。”他回了趟昔阳，在大会上就谈起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件！”陈永贵说，“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陈永贵想出了上个扬长避短的办法。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她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

5.

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

当然也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
6.
陈永贵是个烟鬼。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描写陈永贵抽烟，只见一根火柴，一个烟头，一盒烟就抽完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每天要抽上两三盒。陈永贵不常抽好烟，更不抽带过滤嘴的烟。三毛八一盒的“三七”，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是最常抽的牌子，就这样每天的烟钱也相当可观了。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大会堂每个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人送到政治局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

7.

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这是专门给国家级领导配备的，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不过照样得花钱。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结果厨师拿着整个中国也没多少的特供本，整天摆弄土豆白菜，而陈永贵偏偏就喜欢简单实在的大路货。每天吃饭，他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坐，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饭了。

8.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9.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与陈永贵过从甚密。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一写人家不正高兴？不写，看他们拿你怎么办！”

陈永贵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

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0.

1986年3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11.

文革开始不久，在1968年10月14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们讲了几句话之后突然问道：“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边鸦雀无声，没人答复。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二十多年过去，毛泽东的这番政论很有应验的趋势。几乎与文革共始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显得只是数千年农业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小试验。不过，大寨的大坝还在，昔阳造出来的那六万多亩地还在，全中国学大寨学出来的那1．8亿亩水浇地也基本还在。这些东西是会长久留下来的，就象2500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使300万亩农田得灌溉之利的都江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