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语教育巨大耗费的反思与对策

我国外语教育巨大耗费的反思与对策 

邓曦泽

摘要：我国每年在外语教育上耗费价值几千亿乃至上万亿元之巨的人财物力，但大多数国民不需要使用外语，更不能达到通过学习外语而学习、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水平。针对浪费巨大的外语教育现状，本文提出外语教育改革三原则和一些具体措施。三原则是精英化、专业化与集团化，意即外语教育应该培养适量精通外语和专业的精英人才，以之作为引进“先进文化”的桥梁，避免人人都学外语但大多数国民的外语水平却是无效水平的大众化外语教育方式，从而实现外语教育的效用最大化。

关键词：外语教育  分工  成本  精英化  专业化  集团化

要目：

一、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耗费的基本数据

数据1：外语学习时间与相应劳动力价值

生均外语学习时间

初中以上学生学习外语的总时间

初中以上学生学习外语总时间的劳动力价值

数据2：外语教育消耗的教育经费

数据3：不同学历层次的人学习外语的时间

其他耗费与损失

二、学外语与研究“先进文化”的关系

1、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

2、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能力？

3、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

三、外语教育改革三原则

1、精英化

2、专业化

3、集团化

四、外语教育改革的一些具体措施

五、余论

1、古今中外同类情况提供的借鉴

2、民族复兴中的语言问题

一、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耗费的基本数据

我国每年在外语教育上耗费巨大的人财物力资源，究竟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请看数据。

数据1：外语学习时间与相应劳动力价值

生均外语学习时间

一个学生用于学习外语的时间有多少？据调查，从初中开始，中国学生学外语（主要是英语）的时间是其学习总时间的1/3，这个数据是根据一些调查估计的。《中国青年报》说：“央视‘时空调查’一项还在进行中的调查发现，有29．7％的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将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很显然，四六级这一当初为检测大学生英语水平的考试，已经极大地背离了它的初衷”。[①]

1个学生1年的学习总时间约为10个月（含学习期间的休息日与假期的部分学习时间），若外语学习时间在学习总时间中占的比重（即外语学习时间率）为1/3，则1个学生1年要花3.3个月学外语。

在中学，一些主要学科的正常学习时间是学校总时间的1/7至1/8，但普遍存在着外语大量挤占其他学科的学习时间的现象，致使学外语的时间大大超过正常水平。在大学，可以肯定的是，就单科学习时间看，学外语的时间肯定是最多的。在学分与学习时间的比例上，外语的学分与其学习时间之比大大高于等量学分等量学习时间的比例。

即便完全按照等量学分等量学习时间的比例计算，耗费在学外语上的时间也是恐怖的。

初中以上学生学习外语的总时间

全国每年一共有多少学生在学外语？全国在校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总人数约1.3亿。[②]若此，全国初中以上学生一年用于学外语的时间总共是多少？10个月×1/3×1.3亿人＝4.3亿月/人。

初中以上学生学习外语总时间的劳动力价值

如果把这些学习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则全国初中以上的学生每年耗费在学外语上的金钱将极为惊人，约为12900亿元。

这个数据是如此得出的。如果从劳动力的角度看待学生，学校的专门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劳动力投资。在当今社会，这种专门教育为学生提供终生智力支持、技术支持。一个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基本可以决定他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教育程度几乎决定了他可从事的工作的最大范围，教育程度高，可供选择的工作范围就大，工资也更高。就经验事实看，一个人的教育程度与他实际从事的工作具有密切相关性（古代也如此）。因此，学校教育对一个人具有决定性意义。如何估计一定学习时间的价值呢？若以大学生为例，一个人接受16年教育，却要工作近40年。接受1个月教育获得的知识量的价值应远大于工作1个月创造的价值，所以，学生1个月学习付出的劳动力（包括体力、智力等等）的价值，也应远大于他就业以后1个月所创造的价值。如果学生学习的层次越高，他1个月学习所付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越高。这里把1个月学习所付出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估计为3000元。[③]以2007年的教育数据为基数，全国的学生1年耗费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就是：10个月×1/3×1.3亿人×3000元/月＝12900亿元！这是令人恐怖的数字！这些数据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其实，我们从日常学习中也能感觉到外语教育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

数据2：外语教育消耗的教育经费

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为9815.31亿元，2007年，全国教育经费为12148.07亿元，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为14500.74亿元。[④]

无论是教学设施方面的投入还是教师培养、教师工资等方面的投入，所有教育资源都是为了让学生学习，最终都落实到学生身上。如果按照等量学习时间消耗等量教育资源来计算，则各个学科对国家教育经费的消耗大概可以按照各学科的学习时间来分配。以2008年教育经费为基数，除去小学教育经费，若外语学习时间率估为1/3，初中以上的外语教育所消耗的教育经费不低于3000亿元。随着教育经费的增加，这一数字还会增大。

数据3：不同学历层次的人学习外语的时间

（一）1个博士生从初中开始到完成博士学业，按照学制，平均总学习时间是16年（若硕士学制改成2年，博士学制则调整为4年），则他学习外语的时间为5.3年，即64个月，这些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这些时间用来学专业，可以看多少书呢？每年250个工作日，每天8个工作时，5.3就是1万多个工作时。如果1小时精读10页专业书（读8页也好啊），那么，学外语的时间可以读10万多页专业书。就是说，400页厚一本的书，可以读250本。请问：今天的博士有几个在硕士和博士阶段一共精读了250本专业书？许多博士花在专业的总时间根本没有学外语的时间多，这难道正常吗？外语教育耗费了博士的大量学习时间，又如何才能保证其专业水平呢？

再作一个国际比较。如果美国的学生不必修外语，中国的博士生学习专业的时间就要比美国的博士生少5.3年，因此，平均而言，中国博士生的专业学习时间只相当于美国的本科生！

（二）相应地，硕士生学外语的时间是大约是4年，本科生、专科生大约是3年，高中生大约是2年，初中生大约是1年。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学外语，究竟能为学生提供什么帮助？值得吗？如果把学外语的时间用来学习实用技术，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收益呢？比如，如果把某些不必学外语的大学生将学外语的3年时间用于学习技术，足以熟练地掌握一项专门的实用技术，从而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以及其他社会效益。并且，大多数大学生耗费3年时间达到的外语水平却仍然只是无效水平（详见关于精英化的讨论），那为何要每个大学生必修外语呢？

其他耗费与损失

上述耗费还没有计算外语教育的下列消耗以及负面影响：

（a）学生因为学习外语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买书、买收录机、磁带、参加课外培训。据调查，“67．38％的公众表示，自己为了准备四六级考试，所花费用在100元以上。其中18．53％的人更是花费超过千元。有学者最近在《南方周末》上谈起此事，说他相信‘英语四六级考试每年对GDP的贡献是很大的’”。[⑤]

（b）小学生和成教学生学外语的投入。随着许多小学开设外语，外语教育的耗费又将大幅增加。

（c）因不能通过外语考试而被扼杀了的精英。

（d）外语教育和考试给社会和家庭尤其是学生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戕害。

（e）外语教育对历史文化和母语的侵蚀，“和英语的强势相比，汉语显得尤为落寞。人们在不断通过考试‘证明’自己的英语能力时，汉语能力却几乎无人问津”，据调查，“‘现在的大学生中文水平普遍下降，和英语学习相比，中文应该更受重视’的观点得到了88％的公众支持”，[⑥]等等。

加上这些，外语教育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⑦]

二、学外语与研究“先进文化”的关系

如此巨大的外语教育耗费，难道不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作为国家的制度设计，外语教育应在两个前提之下进行：在目的上，我们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而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在方式上，是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借鉴外国“先进文化”。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外语就只是工具。

我们自始至终要牢记：学外语对于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必须是功利性行为，必须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和衡量。外语对于我们只是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应该从掌握工具的成本及其收益来衡量，还应该从社会分工来衡量。如果不分工，人人学外语，造成巨大的学习成本，却不见得能获得预期收益，得不偿失，怎么有利于国家建设呢？怎么有利于民族复兴呢？

据此，我们看看制定外语教育战略需首先明白哪些基本问题：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的能力？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学习、研究“先进文化”？

1、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认识和接受，伴随着的是中国的失败和屈辱。鸦片战争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了这种观念，中国不仅在经济（含科技）层面上落后，在政治和文化上也落后。要改变经济之落后，需要首先改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尤其是要改善落后的文化。

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忘了，学习外语，不是为了学习外语而学习外语，是为了研究西方“先进文化”，是为了富国强兵。我们必须清醒地明白，外语只是工具。我们国家外语教育的政策、制度、措施、方法以及各种舆论宣传导向都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是不是西方的一切文化都是先进的呢？显然不是。由于中国人是从先进科技那里追问出文化的先进与否的，而且学习和研究“先进文化”是为了富国强兵，那么，对于中国人而言，要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需要研究、选择哪些“先进文化”是比较确定的。

我们最需要的是西方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以及西方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等。其次是管理经验、人文社会科学等（流行文化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研究目的和任务）。只有明白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任务是什么，才能明白我们需要什么。只有明白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才有针对性，而不会沦为为研究而研究西方文化，也才不会盲目地学习（甚者沦为模仿）西方文化。

2、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能力？

明白了主要研究对象，那么，该由哪些人（即主体）来研究这些“先进文化”呢？而这又须明白，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具有能力研究“先进文化”呢？

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我们称之为精英。对于我们要研究的那些“先进文化”，即使西方人用母语阅读，即使向每一个西方人提供同样的研究机会，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研究能力。

即使在西方，大众对其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大概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先进文化”）也是一知半解的，这跟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古人）对自己民族的精华并不怎么了解一样，有几个国人读过十三经诸子百家呢？

因此，即使把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文化”准确无误地翻译成为汉语，一般大众也读不懂。即使一般大众熟练地掌握了外语，他也仍然读不懂那些“先进文化”。试想，先进的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学、逻辑学等等，是大众能够掌握的吗？《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小逻辑》、《存在与时间》等等哲学著作，不要说大众，就是哲学博士、哲学教授也不能轻易读懂。

由此，下一个问题接踵而来——

3、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

只有精英才可能研究“先进文化”，因此也只有精英才可能通过学外语研究“先进文化”。有了上面的论述，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试看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世界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史，都是精英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高潮，一是佛学东渐，二是西学东渐。在佛学东渐中，是鸠摩罗什、僧肇、玄奘等等精英研究、翻译、引进了佛学。在西学东渐中，明末时期是徐光启、李之藻、利马窦等等精英，近代是严复、林杼、詹天佑等等精英引进了西方“先进文化”。当年我们研制原子弹，基础理论和技术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如果没有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精英，再多本科生水平的一般人才也是造不出原子弹的（本科生在研制原子弹中就只能归为大众）。至于精英把“先进文化”向大众普及，那是另外的事。

三、外语教育改革三原则

1、精英化

今天我国的外语教育，不仅仅是大众教育，而且是全民教育。在这个教育方式下，尽管国家投入了庞大的教育资源，但人均教育资源仍极为稀薄。而且，在学外语的人中，不仅仅有许多人是被迫学外语的，同时他们也是不必要学外语的。全民学外语，既是对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其中许多人生命的浪费。为什么如此说呢？

第一，外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只是工具，是富国强兵，实现民族复兴的工具，而不是每个国民必须具备的素质。

第二，掌握外语这个工具需要成本，而且需要极高的成本。这个成本中最主要的构成是学生学外语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并因此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构成影响，其次是国家和社会的相关投入。

第三，掌握外语必须达到相当的程度才是有效的工具。这与第二是相关联的。博士生花了许多时间学习外语，但仍有许多博士生不能有效掌握外语，胜任学习、研究、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任务，而博士生以下层次的学生能够有效掌握外语的就更少了。

由此导致，在目前，虽然我国全民都学过外语，但绝大多数国民的外语水平乃是无效水平，他们根本不能利用外语研究“先进文化”。

就目前对英语水平的衡量标准看，大学英语教育主要以四、六级考试检测学生的英语水平。姑且不说学生为了通过四、六级要付出巨大成本，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即便学生通过了四、六级，这种英语水平又有什么效用呢？难道四、六级英语水平能够去学习、研究西方“先进文化”吗？——不能。除了某些学生在此基础上继续学习，并且这些学生本身的专业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否则根本不可能具备研究西方“先进文化”的能力。实际上，专业水平没有达到相当于博士的水平，根本谈不上研究“先进文化”。全国每年招收数以万计的博士生，真正具有研究“先进文化”能力的人并不多，具有学术独创能力的人就更少了。学习、研究“先进文化”，是一种研究性的、创造性的学术工作，需要研究者具有非常优秀的个人条件，并且需要社会为他提供好的研究环境，所以，真正的学术都是精英化的。

因此，对于研究“先进文化”而言，四、六级英语水平仍然只是大众水平，只是无效水平。这里可以毫不客气地称之为“废品水平”。投入在四、六级英语教育上的成本基本上是无效成本——血本无归。需要指出，不仅在外语水平上，并且在专业水平上，大学生也无法研究“先进文化”。

那么，四、六级英语水平是否完全没有用呢？有人说，可以和外国人作一些日常的简单交流呀。问题是：第一，为了和外国人作一点点交流，值得国家以及学生个人投入如此巨大的教育成本吗？国家有这个必要和义务付出这个成本吗？第二，即便能够与外国人作一些交流，也远离了我们研究“先进文化”的宗旨。用四、六级水平与外国人作一些交流，能够学到什么“先进文化”吗？——几乎完全不能。第三，外国人到中国，应该是他说汉语，而不是中国人说外语去屈就他。外国人到中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凭什么要一味迁就呢（特殊的对外部门除外）？就交往双方对交往成本的分担来看，目前由中国人学外语来实现中外交往，中国人承担绝大部分交往成本的方式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在目前的中西交往中，西方本来就占有许多优势，却让中国承担绝大部分的交往成本，就增加了中国的成本，拉大了中西交往起点的差距。当然，有人会认为，目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有求于西方，西方不愿意平均分担交往成本，则中国不得不承担绝大部分交往成本。但是，这个说法只有针对中国缺乏的某些“先进文化”才是成立的。只有当中国急需西方某些“先进文化”时，中国才有必要承担绝大部分乃至全部交往成本。而一旦把目的确立为向西方学习、研究“先进文化”，则大众化外语教育根本不能实现这个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支付此类成本呢？另一方面，西方人到中国投资、旅游等，完全是互利互惠的交往行为，则中国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让外国人在中国行动更方便而学外语，承担绝大部分交往成本。我们中国人去外国从事旅游、投资等一般性事务，他们会为交流方便而让他们的大多数国人学习中文吗？

因此，我国外语教育的对象应该从大众化（实际上是全民化）向精英化转变，并使教育资源的配置有利于精英化。

精英化包括德和才的精英化。德的精英化是需要学生明白，他们担当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且他们应该比大众担当更多的责任。才的精英化包括外语水平的精英化和专业水平的精英化，至少精通一门外语和一门专业。这些精英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通过外语进行中外沟通。只有做到外语水平的精英化和专业水平的精英化，才可能通过学习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只有兼具德才，才能成为促进民族复兴的精英人才、志士仁人。

我国初中生以上的在校人数有1亿多，国家应该选拔其中的部分优秀人才，进行精英化的外语教育和专业教育。因此，外语教育的精英化具有两层含义：一是选拔素质优良的人才进行专门培养；二是在培养目标上，应该把这些人才培养成精英人才。

2、专业化

专业化有两层含义。第一，从事学习、研究“先进文化”的精英人才不但必须精通一门外语，还必须精通一门专业。第二，让这部分精英人才心无旁骛地学习外语和专业，从事研究、引进“先进文化”的工作。他们应该成为沟通中外的专门桥梁。通过这些精英，外国“先进文化”被翻译成汉语，其余的人就通过汉译文本来阅读、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化，择善而从，择恶而拒，并根据情况适当普及“先进文化”。[⑧]所以，根本不需要每个人都学习外语，然后低水平地重复阅读外国文献。

精英化与专业化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由于知识剧增，一个人已经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识和能力，一个人要成为精英，他必须选择一定的专业。当然，如果一个人什么都学一点而不追求成为精英，则无专业化之必要。另一方面，专业化有助于精英化。

3、集团化

集团化是说，国家应该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对精英人才统筹安排，发挥集团优势。例如，佛经的翻译、马列原著的翻译，都是在国家力量的统筹下完成的。没有国家的统筹，仅仅具备精英化和专业化的个人，很难完成如此规模的艰巨的、高质量的翻译工作。因此，对于重大任务采取集团化合作方式，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发挥个体精英的效力，人尽其才。

上述三个原则，精英化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专业化和集团化都是在精英化的基础上派生的。只有在精英化的基础上，专业化才可能构成专业强势，否则即便专业从事，仍然徒劳无功。只有在精英化的基础上，集团化才可能构成集团强势，否则就只能是乌合之众、徒劳无功。

当然，这三个原则并没有排斥民间和私人学习外语，研究外国“先进文化”。此三原则是以国家为主体，针对国家教育资源、学生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针对的是国家如何实现各项具体而重大的任务（这里主要是研究外国“先进文化”的任务）。概括起来，这三个原则，是国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宏观调控的策略。至于国家是否有义务并在多大程度上为民间和私人的学习提供教育资源，又当别论。

还需指出，三个原则背后的根据是分工理论。对于三个原则和分工理论，都可以采用非常简单的成本和效用这一对概念来分析。所有分析和在分析基础上提出的原则或策略，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即最有效而且最节约地实现民族复兴。

四、外语教育改革的一些具体措施

关于外语教育改革，这里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1）在中学就将外语作为选修课，鼓励优秀的学生选修外语。

为了保证部分优秀的中学生选修外语，可以进行两方面的限制：（a）报考重点大学的学生，高考须考外语。而报考非重点大学的学生，则可以不考外语。（b）报考某些专业，高考须考外语。

（2）在大学，将外语作为选修课。

为了保证部分优秀的大学生选修外语，可以进行两方面的限制：（a）报考某些大学的研究生，考研须考外语。（b）报考某些专业，考研须考外语。（c）从事某些专业或行业的工作，必须掌握某种程度的外语。

以上两条措施，就可以改变全民外语教育的现状，并保证有些优秀学生选修外语。在以上两条的基础上，还有一些措施。

（3）对于那些因对自己的学习目标估计不当而造成在正常学习阶段没有选修外语，后来又需要外语的人，应随时提供补习机会。对补习者，可以分具体情况让他们适当承担比正常阶段的学习高一些的补习费用，而在校生的补习费用应低于非在校生。

（4）在大学，取消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或者将四、六级考试作为选修生的考试。从前述三个原则可以知道，对于博士生以下层次的学生，培养目标是应用型而不是研究型的，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研究“先进文化”。他们只需要能够阅读汉译专业文献，就可以成为合格或优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就可以成为专业精英。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要求他们都必须学外语。

（5）取消硕士、博士招生必考外语的考试方式，改为根据专业和培养人才的具体目标来确定是否需要考外语，是否需要在攻读硕士阶段、博士阶段继续学外语。如果有些专业需要直接跟踪外国“先进文化”，则应该学外语。针对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延长学制，为学外语提供专门的时间。这样，虽然单个精英的培养成本会增大，但国家的总投入会大大减少，并且单个人才更优秀。

（6）外语教育受众大大减少后，原来耗在外语教育上的许多资源就会节约出来。对于节约下来的资源，可以投一部分在外语教育上，大幅提高外语选修生的生均外语教育资源，从而提高单个人才的水平。

（7）对于没有选修外语的学生，节约下来的时间应该如此分配：加强专业理论和实用技术的教育，加强历史文化的教育。

五、余论

1、古今中外同类情况提供的借鉴

（1）以史为鉴。最为经典的例证是佛教传入中国和佛经的翻译，以及玄奘的取经。

从佛教开始传人中国，自始至终都只有极少数精英在从事佛教文化从印度到中国的中转工作。中转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翻译，[⑨]所以，佛经翻译史彻彻底底是一部精英活动史，这在佛经翻译史上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并且，佛经翻译的专业化、集团化也实现得非常早。东晋时期鸠摩罗什掌管的译场就是四百多人，唐代玄奘的译场有六百多人。不过，相对于学习佛教的大众，懂梵语的翻译者是极为稀少的。同时，留学（取经）也是极其精英化的。正是采取精英化、专业化和集团化的方式，使佛教成功地传入了中国，同时又没有让大众学习梵语，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本文提出的外语教育改革三原则就是从佛教东渐的历史经验中提取出来的。

（2）现实佐证。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引进，就采取了精英化到大众化的方式，先由精英中转，然后大众接受。这种方式既快速，又有效率，而且成本低廉。Win98、Win2000、XP操作系统的引进，都是这样做的。难道需要每个中国人都学英语，然后用英语使用计算机？

（3）国外参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实行了象中国这样强制性大规模的外语教育，并且对外语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母语。同时，也没有哪个国家通过大众化外语教育实现了学习、研究外国“先进文化”的目的，继而实现了富国强兵、国家兴盛的目的。我们通常把日本看作向西方学习、研究的成功典范，但是，日本决不是通过大众化外语教育来实现振兴的，甚至主要不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振兴的，而是研究、参考西方，把自力更生、自我创新作为根本。韩国也不是。沙俄的崛起、苏联的称霸，也不是主要借助于向外国学习、研究的。

与中国相对照，法国为了抗拒英语和英语文化对母语和民族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加强母语与民族文化的教育，净化母语和民族文化的环境。而中国呢，反而要建立什么中英双语环境，似乎学好了英语，中国就强大了，万事就大吉了。殊不知，这恰恰丧失了民族自信，忘记了反求诸己、自力更生这一自立自强精神。

（4）海纳百川。虽然学外语是为了研究所谓的“先进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太急功近利，更不能势利。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盯着西方世界，还应该密切关注世界上其他文化和社会样态，全世界的文化都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因此，我们应该培养精通各种语言的精英人才，研究各种文化，考察在各种文化浸润之下的社会样态，稽其成败得失，借他山之石，反求诸己。

2、民族复兴中的语言问题

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而文化复兴是蕴含在民族复兴中的重大使命。文化复兴为民族复兴提供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实现思想资源的自力更生。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学习、研究外国“先进文化”，否则就会丧失根基。因此，民族复兴不仅仅指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健康，还必须促进本土文化的昌盛，实现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一个民族复兴的真正标志。要实现文化复兴，就需要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寻求思想资源，就需要让一般国民（尤其是学者）熟悉自己的历史文化。因此，就需要加强母语教育。通过加强对母语的教育，加深国民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和推动力。

加强母语教育，应该注意两方面。首先是强化对母语的感情，强化母语的超工具性。母语虽然也是工具，但母语首先不是工具，而是使人成为人的基础。这是正面的教育。其次，强化外语是工具的观念。不少民族的兴盛过程中，都有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最明显的例子是西方的崛起，竭力强调自己的强盛渊源于希腊和希伯来文化，并淡化非西方尤其是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