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太史评《红楼梦》

潘太史评《红楼梦》

虽然《红楼梦》被列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首，但潘太史始终不以为然。从中学时代起，虽然很想通读一遍，但读了几个章回后就无法继续，其冗长的情节和繁琐的人物令潘太史眼花缭乱，远不如阅读《儒林外史》有意思。潘太史说来也算是个读书人了，而且是文科出身，也经常舞文弄墨，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认为很平常的作品却受到了许多人的推崇，虽然其中的某些诗词和对联很见功底，但比起李杜等大家的名篇佳句恐怕还是多少有些差距的。近年来，虽然潘太史完成了对《资治通鉴》的系统研究，按理说阅读水平应该大有提高，但对《红楼梦》竟然还是读不下去，这就引起了对《红楼梦》之所以会成为显学的反思。

《红楼梦》从鲜为人知到成为显学的转折，好象发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后。当时的学界深受西方的影响，不但在科学上彻底臣服，就连文学上也以宗法西学为时尚。在打倒孔家店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诗词歌赋、古文骈文等纷纷遭到了质疑，来自西方的小说和戏剧却风光无限。虽然我国历史上也不乏优秀的小说，但是纯粹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线的长篇著作的确不多，而《红楼梦》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由于蔡元培先生毕竟是进士出身，清朝盛行一时的考据学对他影响极大，所以他以考据学的视野审读《红楼梦》，自然会向索隐方面发展；而胡适等人的西化程度明显要更深一些，脱离了考据的桎梏，借鉴西方文学理论重新审视《红楼梦》，因而产生了所谓的新红学。当时以学习西方文学为时髦，钱钟书大师在《围城》中塑造的那个中文系教授李梅婷在课堂上大肆讲授《先秦小说史》的行为，不应该纯粹看作是讽刺，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其实就内容而言，《红楼梦》明显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按照所谓的红学家们的说法，首先是作者生前未能最终定稿，由外人补续，势必难免存在前后不一之处。其次，就史料价值而言，恐怕不及《儒林外史》或《金瓶梅》对市井风情的详细刻画。虽然作者在处理众多人物上还是比较有章法的，但归根结底不过是讲述了一个大家族的兴衰故事而已。因此，潘太史认为对《红楼梦》不应该过分吹捧。

《红楼梦》之所以会在建国以后继续走红，恐怕还要归功于俞平伯和批判他的李希凡同志。俞平伯当时不务正业，靠写有关《红楼梦》的文章骗取几个稿费也是很好理解的，他不惜花费十七页的篇幅去考证什么宴会的座次就是铁证。毛主席当年看到了李希凡同志的文章以后，借题发挥，开展了一场批判运动，其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教育新老知识分子，主要矛头是针对蒋中正的御用文人胡适。因此俞平伯本人丝毫也没有受到什么不利影响，反而顺利地晋升为一级研究员。而《红楼梦》在客观上则大大提高了身价，至于“红学研究所”究竟是哪一年设置的，潘太史根本无意再去做什么考证，反正又是一帮文人骗取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借机为自己谋到了一个饭碗。所以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我国在许多领域相继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中包括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及陈景润同志对哥德巴赫猜想的重大突破等等，但是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却显得相形见拙。虽然总共就那么些个字，但研究却越来越没有边际，为了无限期地延长自己的使命，避免被裁减的命运，靠《红楼梦》起家的那些无耻文人们便不断地制造由头，有关曹雪芹的出生地等等的“学术会议”就不知开了多少次，据说有关曹氏家谱的研究已经上溯了了千年以前，这正说明了所谓红学是个骗取国家经费的伪学。那个靠红学骗了一辈子的周汝昌老先生见近年来国学渐兴，也赶忙开始与时俱进，竟然声称：“红学乃中华文化之学，是新国学”。把一部小说拔高到了国学的地步，简直是史无前例的新创举，好象中国文化就是从他们研究出来的那个曹学芹才开始似的。而这样胡说八道的全部目的，也许就是为了顺利地领取养老金而已。

因此，潘太史强烈建议中央，不要再把注意力全部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应该在思想文化方面有所作为，千万不要再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当！如果确有必要，完全应该发动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化革命，彻底清算文化骗子、文化汉奸们严重罪行。既然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失业，而靠红学起家的无耻文人迄今仍在招摇撞骗，逍遥自在！潘太史相信，党中央在胡总书记的正确领导下，会不断拨乱反正，扶正祛邪，精兵简政，取缔一切行骗机构。而《红楼梦》也应该走下神坛，回归其本来的地位。

2006年12月12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