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东旭：可能不仅仅是信用危机让中国进入了极端困局

　　历史上每一个政权被颠覆后出现残忍暴力屠戮，都是经历了初始的信用危机，到丧失民意，再到民怨沸腾的三个阶段。

　　古代开明政治家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明君治官不治民”的政治伦理，早已经阐明民意是政权之本！

　　政权的建立和构成虽然存在许多不同形式，但任何“政权的生命延续”一定逃不脱信用的建立和确定以及确保。如果政权的民主属性没有丧失，立法是依托人民民主，那么法律就是民意的综合体现，公权就是共通性的民权让渡，那么民意才是法律之基础，饱含民意的法律、以及维护法律尊严才是政权的牢固基础，而绝不是有些权法不分、逻辑概念颠倒、本末倒置、习惯于权大于法的荒谬的“政权是法律之基础”。毫无疑问，信用是政权的生命力!

　　所谓政权，也即公权。现代政权已经绝大部分属于民众民主权力的共通性权力之让渡，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共通性进入到了更大范围，理论上公权力已经成为“民意的执行”，因此也就更需要公权力的更大信用。

　　所谓政治意义上的法律信用和货币信用，其实就是政权信用的两大标杆性基础信用。除了法律信用和货币信用，政权的信用还包括了其它许多方面。

　　传统上，被民间广泛传颂的宋朝包青天、“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事迹，均可以论证政权信用的最大体现在于法律的尊严，包括法律如何建立、修改、确定和实施。现代政权的信用，还包括货币信用、政府承若、综合民意的诚恳接受和民意执行等。但是，中国公权力在三十多年的改革时期，法律尊严严重让渡于权，即权大于法。而且改开初期过山车般的通货膨胀，计划生育政策口号不能兑现，福利保障的决策性口号，导致政府承若屡屡难以兑现，综合民意不只是很难诚恳接受，更大的问题是有一帮贪得无厌官僚阶层蓄意阻塞民意畅通渠道，所谓公权力是民意的执行几乎贻笑大方。

　　有人说“政权是法的基础”，持这种观点的人物一定饱含封建专制的习惯思维，以至于权法不分，甚至可以说是权大于法的恶习难改，与习政“肯定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提倡建设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遍寻古今优良政术进行归纳总结，我们很容易明白和接受这种逻辑推理：“江山之固”在德治（以德治民）而不在恃险和威武，“政权之牢”在信用而忌讳欺骗。

　　法律的信用不仅在于法律实施，更在于对违宪、违法案例的及时公正审判，但中国一直没有（比如破坏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违宪案例的审判。

　　宪法多次逆民意修改，导致人民四大民主权利彻底性丧失，汉奸卖国罪的删除，97刑法修改造成官员贪腐罪处罚力度轻于老百姓盗窃罪，重婚罪曾经代替通奸罪、官员通奸罪的空白造成家庭、家教、家风的堕落，进而造成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都是法律信用出现危机造成的恶果。

　　1985年政府媒体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现在又推迟退休年龄，等于是适时推迟养老计划!这种做法等于宣布政府承诺无效，等于背信弃义!

　　2008年，国家有关重要领导人公开场合表示中国将在2011年全民实行国家发放养老金，随后央视新闻媒体做了新闻调查各地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额度，这种做法本可以激活国内正常市场，盘活国家经济，但至今2015年了，杳无音讯告终。农村局部地区只存在发放每月五十元甚至还需要在七十岁以上的年龄标准。这不是背信弃义?!

　　十几年的疯狂房地产经济的恶劣攫取，由征地引起的自焚自爆自杀等等导致的奇怪的房吃人现象，全国各地冤假错案数不胜数，世界罕见的天量上访人员，等等现象揭示出“德治”的逐渐丧失，进而到信用丧失，是通过逐步积累达成的最终结果。从上访人员数千万到群体性事件爆发，再到社科院蓝皮书指出官员五大形象危机，完全可以证明中国公权力可能已经到了严重丧失民意的危机程度。

　　与法律信用一样，货币信用也属于政权信用的基础信用之一。“上不封顶”的反腐是货币信用问题造成的逼不得已！

　　历史上，仅仅从民国时期的货币信用政治意义上的危机就可以深刻理解危机的严重性。

　　货币除了“用作交易媒介、储藏价值和记帐单位的一种工具”意义外，其实还有另一种非常重要性的意义，那就是政权信用的意义。因为政权可以通过货币金融，可以牢牢掌控财富再分配权利。

　　仅仅“公务员加薪和银行降准”，就已经表明了中国正在进行货币贬值。

　　依托美元外汇基础的货币增发机制，造成了世界罕见的天量货币发行率，数十年内贬外升的出卖货币主权的扭曲货币政策，盲目的、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导致中国货币制度改革进入进退两难境地，虽然贬值是国际趋势所逼，升值却是外汇缩水而且会遭遇卖国谴责，但单纯的贬值一定会使政权信用基础的货币信用产生政治意义上的危机，或许采取增发老百姓福利的同时进行货币贬值，能保留货币的政权信用意义，才是抗拒世界货币贬值以及趋势掠夺的货币制度改革的正道途径，并且以此温和手段解决社会贫富分化的严重性。

　　这种复合方式的货币贬值，除了上述作用，还可以掌控适度经济通胀，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趋势，但对于流入西方国家三十万亿人民币黑金的返回冲击国内市场，作用微乎其微。可以轻易防范如此强大的黑金冲击，这样的经济学家可能没有出世，或许只剩下彻底反腐一条道的选择了。因此，“上不封顶”的反腐应该不是口号，而是货币的政权信用问题造成的逼不得已!

　　如何处置安邦及其它类似机构，成为新政夺回货币信用政治意义的第二大难题！

　　安邦真相揭底，解读出了中国私有化进程，解密了哪些人想要操控整个国家经济，揭露了哪些人掌握了财富家族数百年不倒的秘诀是形成政经络合体。以侵吞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进行经营，以金融操控掌控未来国家政治和经济，以官僚共谋允纳西方财阀资本进行世界全盘操控进入中美国殖民模式，以血汗工厂奴役模式摧残国民，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何处置包括安邦在内的最高层宦官子弟至少完全控制的中国十几家庞大规模的私营金融公司，成为新政夺回货币信用第二大难题!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被颠覆出现残忍的暴力屠戮，都是经历信用危机之后彻底丧失民意，发展到了民怨沸腾。也就说，信用危机是第一个阶段，丧失民意是第二个阶段，民怨沸腾是第三个阶段，暴力屠戮是第四个阶段。阅历有限，我无法辨别中国现在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即使是初始阶段，也应该足以引起国家决策层的重视，否则趋势无法逆转！

　　万幸的是，对社会主义宪政的肯定，在反腐言行上的积极，已经完全表露了新政的综合民意的诚恳接受和民意执行的积极姿态。这说明新政正在积极挽救政权的(法律信用、货币信用)信用。或许我们有理由等待政权信用的大部分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