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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除夕

火烧 2008-02-01 00:00:00 中华文化 1025
文章围绕除夕习俗,深入解析桃符、春联、门神等传统元素的文化内涵,探讨其起源与演变,揭示除旧迎新背后的民俗意义。

桃符·春联·门神

(岁时节日·除夕1)

常建华

除    夕

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新年的前一天,大年三十自然十分受人重视.除旧迎新成为除夕的主要内容。

桃符·春联·门神

    王安石脍炙人口的《除日》一诗咏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该诗的广泛流传也使得桃符一词几乎尽人皆知。更换桃符不仅是必做的事,而且春联、门神、年画等也与桃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成为除夕除旧迎新的必需品。

让我们先从桃符说起吧。自古以来,中国人认为桃有辟邪的作用,先秦时代桃茆(1论)即桃木柄笤帚,具有驱鬼除邪的神奇力量。《礼记·檀弓下》说:“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茆执戈,(鬼)恶之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就有这方面的事例。《周礼.夏官》说,诸侯盟会割牛耳取血,要用桃茢为镇物。《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取藏冰时,要用桃木做的弓和用棘制的矢进行除灾仪式。桃符的前身是桃梗和桃枝。桃枝的辟邪作用见于《庄子》:“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艺文类聚》卷八六)将桃枝稍事加工的桃枝也有相同作用。《淮南子·诠言》篇说:“羿死于桃棓。”东汉高诱注:“桔,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如此则自传说时代,古人就有对桃木的特殊信仰。由于桃杖的神奇作用,汉有腊日前一日逐疫毕,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苇戟桃杖”之礼(《后汉书吼仪志》)。将桃刻削成人形也是古人采取的辟邪手段。《战国策·齐策三》说孟尝君打算人秦时,苏秦对他讲了土偶和桃梗的寓言劝止他,其中有土偶人语桃梗:“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可知战国时代已有削桃木为人的桃梗。又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山海经》载在度朔山,立于以大桃树枝为鬼门之上的神荼、郁儡,以苇索执鬼并喂虎。“黄帝法而象之,殴除毕,因立桃梗于门户上”。东汉《风俗通义》也引《黄帝书》讲了这个故事,并说:“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效前事也。”可知汉代腊日的前夜已流行在门旁立桃梗(人)的风俗。《荆楚岁时记》讲元旦拜贺后说:“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可知六朝时代又出现了桃板。(作者按:该书通行本又在讲贴画鸡,悬苇索后说“插桃符其傍”,“桃符”二字有误,不取。)至迟到唐末,出现了“桃符”一词,韩鄂《四时纂要》明确指出:“仙木即今之桃符。”换言之,桃符即古之桃杖、桃梗,“符”字更清楚地表达了其驱邪作用。此后宋代盛行“桃符”的用法,前面所引的王安石《除日》诗就是一个例证。

河南唐河出±“虎吃女魃画像”

    桃本来是作为一种植物而被认为有避邪作用的。《玉烛宝典》引《典术》说桃是“五行之精”,可以厌伏邪气制百鬼,所以作“桃板”著于户(《太平御览》所引《典术》“五行之精”作“五木之精”,“桃板”作“桃人梗”)。从桃枝、桃杖到桃人梗,桃有一个人格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神格化的过程。桃板、桃符的出现正是两种过程合一特别是转变的集中体现之物。虽然资料中无南朝或更早之桃板上有字、画的记载,但是桃板,这种加工平整的东西,桃的避邪作用只是作为属性存在,它一定另有目的,根据后来文献中所记桃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并写二者名字的事实,可以推断,桃板一出现可能就有图或字,或二者兼而有之。所写所画也应当是神荼和郁垒。最初桃枝、桃梗和执鬼神神荼、郁垒是两回事。一旦在桃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写上名字,就使二者合一。桃符既是原来的桃梗,又可以代表画有图形的桃板,二者有区别,也混同,在混同的情况下.桃符也就成了神荼、郁垒的代名词。

    桃木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并标名字的作法,兴盛于宋代。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桃版》讲了度朔山的传说后写到:“故今世画神像于板上犹于其下书‘右郁垒,左神荼’,元日以置门户间也。”反映北宋风俗的《岁时杂记》也说在“桃符”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由此可知,桃板可以称作桃符。图画神荼、郁垒作为避邪的桃符,一直流行到明清时代。明嘉靖《汀州府志》说:“桃符,新画桃符置户两旁,貌荼、垒于上,以厌邪魅。”明清地方志多有各地除夕挂桃符的记载。

    春联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五代末宋初蜀主孟昶桃板题字的著名故事。宋张唐英的《蜀梼(táo)杌(wǜ)》记载,孟昶(chǎng)降宋前一年(乾德三年)的除日,让翰林学士幸寅逊在寝门的桃板上题字不如意,于是亲自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果然新年降宋,吕余庆为成都知府,而长春是宋太祖诞生13的嘉号,应了孟昶所题,成为亡蜀先兆。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还说“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题‘元享利贞’四字”。看来题写一年平安词是恒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除了以往桃板、桃符主要用于辟恶外,可在上面写迎春纳福的吉利祝词,这是桃符性质的重要改变。关于此点,唐末韩鄂的《岁华纪丽》说,门署桃板是为了“纳庆”,可为注脚。

    宋代桃符的迎春纳福性质更加明显,北宋《岁时杂记》说: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为之,除了画图像外,“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在长方形桃板上书写春词和祝福语已是桃符的一种类型。南宋高宗时修《嘉泰会稽志》卷一三也说“桃牌书左神荼、右郁垒,亦或书他语,门左右设之”。南宋时代的《梦粱录》除此记载外,市场上还卖“迎春牌儿”,除夕要“贴春牌”。看来“春牌”是迎春桃牌之意,是一种新型的桃符。桃符也就变成了两种类型。

    这种桃木板所制春牌,到了明代一般成为纸制,且名为“春帖”。制作材料的改变,使春帖脱离了桃符旧制,成为独立于桃符以外的一种饰品。嘉靖福建《汀州府志》记载了桃符后,接着写到:“春帖:大夫之家俱用五色笺书联句,以贴于门或厅堂柱间,虽工贾亦买而贴之,以见除旧布新之意。”春帖又有“春对”、“春联”、“门联”等名称。其中“春联”一词,成为清代的流行用语,一直沿用到今天。

春联所贴之处,前引福建《汀州府志》说是在门或厅堂柱间,不太具体。明《月今广义》的记载更为详细,说除夕更换春帖、柱联、门额,在堂轩楣枋贴宜春、福、祷、寿等字。春联的内容,据《清嘉录》所载,“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咸集《葩经》吉语、唐宋人诗句为楹贴”。

    门神形成于多种途径,最初同古人五祀信仰有关。门户主出入,与人的生活关系密切,在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下,人们祭之以报德。古人也认为门户与阴阳有关,《礼记.月令》有孟春之月祀户,盂秋之月祀门的说法。郑玄解释道:春阳气出,祀之于户,可纳入阳气,秋阴气出,祀之于门,可拒阴气于外。唐代孔颖达疏称,户是人之出入,有神,而门神是阴气之神。这是将门与户区别为外门和内门,无论是阴或阳二者均有神。东汉郑玄为《礼记·丧服大记》“名释菜”一词注:“释菜,礼门神也。”可知汉代已有门神一词。《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表明了民间的门神信仰。

    门神信仰很早就和桃梗辟邪以及神荼、郁垒抓鬼结合起来。门上画上神荼、郁垒,东汉时已见于蔡邕《独断》卷上:“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明确把神荼、郁垒作为门神的记载是《岁时广记》卷五《绘门神》:“《荆楚岁时记》:岁旦,绘披甲持钺二神贴户之左右.谓之门神。”又据宝颜堂秘籍本《荆楚岁时记》:绘二神贴户之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不过以神茶与郁垒为门神在唐以后由将军等像取代,神荼、郁垒的画像以桃符称之。比如宋代,《东京梦华录》载十二月“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以备除夜之用”。《梦粱录》说除夜家家“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门神是与钟馗、桃符等并列的东西。南宋时代门神更为发展,有“诸班大小门神”(《武林旧事》)。其大者为“等身门神”(《西湖老人繁胜录》),竟与成人高低相等。明清时代地方志也是将门神和桃符、春帖并列,而且此时明确记载贴门神,可知门神为纸制。民间还有悬挂钟馗像的风俗。如万历《贵州通志》载:“门挂钟馗以压邪魅”,弘治福建《将乐县志》记载:“挂钟馗于堂屋。”宋以后的上述记载说明门神既有别桃符即神荼、郁垒,也有别于钟馗。

    门神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古代武士守门的神化。l978年夏,发掘湖北随县擂墩鼓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时,在内棺左右侧板上的户牖之旁,绘有手拿双戈的人形怪物。当是户牖之旁的守卫之神,或许与门神有某种关系。《周礼.春官》中有“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门,路寝门也。王日祀朝于路寝,门外画虎焉,以明猛于守,宜也。”可知周天子办公之所路寝门上画虎,以示守卫。因有虎吃鬼的传说,汉代在门上画虎。《风俗通义·祀典》载县官常以腊除日画虎于门。《汉书·广川王传》记载:“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晋灼说成庆是荆轲,唐颜师古也说他是古之勇士。姑且不论成庆是何时人,总之是一位勇士,并将其画于殿门,不能确定是装饰还是门神。唐代佛教盛行,广建寺庙,寺庙门旁除绘塑一对药叉或天王作门神外,寺庙中的厨房、库房、内室等门上皆绘有门画。而手执如意或执天德瓶、口泻诸珍宝的门画.影响了后世门神画中的吉祥题材(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1年版,第60页)。宋代有关门神的记载多起来,袁褧(jiong)《枫窗小牍》说:“靖康以前,汴中门神多翻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这类头戴虎头盔、身披浑金甲的门神,应当是将军的形象。赵与时《宾退录》说:“除夕用镇殿将军二人,甲胄装。门神亦日门丞,道家谓左日门丞,右曰户尉。”可知宋代所贴门神多为将军,又称“门丞”,而且受到道教的影响。《夷坚志》戊卷十“胡画工”条讲浮梁画工胡一受邑人之托,绘门卫二神。可知当时门神是很普及的。明后期冯应京《月令广义·十二月令》记载:“道家谓门神左日门丞,右为户尉。盖司门之神,其义本出桃符,以神荼、郁垒避邪,故树之于门。后世画将军朝官诸式,复加爵鹿蝠喜宝马瓶鞍等状,皆取美名,以迎祥祉。”将军、朝官是民间流行的门神,而所附吉祥图中爵樽,借作爵秩;鹿,借音荣禄;蝙蝠,借音景福;喜鹊,借作喜庆;马,借作驿马;元宝,借作驰报;瓶、鞍借音平安。绘此八事,取爵禄福喜、马报平安八字。

元明清时期流行的门神是唐初武将秦叔宝和尉迟恭。元代刊行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说唐太宗为宫中闹鬼惊扰,这两位将军把守宫门一夜不见邪祟,太宗召画工图二人像贴于门上,夜间也无事。唐人小说的这一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清嘉录》记载:“夜分易门神,俗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彩印于纸,小户贴之。”反映的是普遍现象。又转载《吴县志》说当地贴温峤、岳飞之像。《清嘉录》还说苏州一带“或朱纸画神荼、郁垒,以代门丞。安于左右扉”。

    与门神有关的另一重要风俗是门上悬挂钟馗像。前述宋代《梦粱录》已说到家家“挂钟馗”的情况。明朝也有门上或堂屋挂钟馗的事例。这里说说此俗的起源。据顾炎武《日知录》考证,先秦时谓椎(棒槌)为“终葵”,古人以椎逐鬼,终葵是驱傩用具,于是成了逐鬼的象征。魏有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说明古人以钟葵为避邪之物。从魏晋到隋唐,以钟葵为名者甚多,不过对唐及后世人们挂钟馗风俗起更大影响的则是唐代钟馗捉鬼的故事。宋人沈括《补笔谈》记载唐开元年间,玄宗一次犯疟疾,逾月不愈,一天他梦见二鬼,大鬼吃掉小鬼,玄宗问他是何人,答到“臣乃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进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醒玄宗病好,而且身体更为健壮。于是诏画工吴道子画梦中钟馗之形,并颁发给官府,岁暮以祛邪魅。唐人孙逖、张说文集有《谢赐钟馗画表》,刘禹锡有《代杜相公及李中丞谢赐钟馗历日表》,可见唐朝赐大臣钟馗画和历书是一种礼俗。唐以后,钟馗图进一步流行。《五代史·吴越世家》记载:“岁除画工献钟馗击鬼图。”北宋神宗熙宁五年仿开元事例令画工将钟馗像摹拓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该年除夜,还给赐东西府钟馗之像。皇帝的提倡,必然推动了钟馗像的流行。从宋代开始,民间有在门上挂钟馗像的风俗,挂钟馗于门,目的是驱疫逐鬼,有门神的作用,但又不能等同于画于门两侧的门丞像,他们是真正的守门之神。

 

照虚耗

(岁时节日·除夕2)

常建华

    首先谈“虚耗”鬼的由来。

    完整记载钟馗捉住虚耗并将其吃掉的故事是《唐逸史》,南宋理宗时人陈元靓编《岁时广记》卷四0“梦钟馗”条引了该书,可知小鬼虚耗擅长盗窃人之物品和破坏人家喜事,与妖孽同类。

    唐末《辇下岁时记·灶灯》说,都人至年夜,祀灶后,“夜于灶里点灯,谓之照虚耗”。此虚耗是灯照的对象,当是鬼名。

虚耗成为鬼名与钟馗信仰密切相关。高国藩考察了唐代的钟馗信仰,他根据初唐至盛唐时王仁煦《切韵》“钟馗,神名”,全唐文所载张说《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中“屏祛群厉,绩神像以无邪”,刘禹锡《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 日表》中“伏以图写神威,驱除群厉”等文献记载,认为“钟馗信仰产生于初唐,并在盛唐、中唐广泛流传”,旨在“驱除鬼邪”。又根据敦煌唐写本斯二零五五《除夕钟馗驱傩文》、伯三五五--<<JL郎伟》提出,“钟馗是在岁末统领大众‘驱傩’之神.这就说明钟馗信仰,是从周代一直流传下来的驱傩风俗演化而来的”(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第331~333页)。在斯二零五五《除夕钟馗驱傩文》中有句:“感称我是钟馗,捉取江游浪鬼。”前引张说、刘禹锡文中钟馗所降之物为“群厉”。关于“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厉之不如。”杜预注:“厉,恶鬼也。”所以“群厉”即为众恶鬼的意思。根据这些记载,盛唐以前的钟馗信仰中,尚未发现虚耗鬼名,或至少不流行,“虚耗”鬼名流行于盛唐以后。

    事实上,虚与厉有着更深的内在联系,虚是产生厉的根源,厉作为被驱除之物,也应当放在傩的礼俗中理解。《尚书·尧典》说:“宵中星虚,以正仲秋。”即北方玄武七宿之一的虚星巡天,时值仲秋。陆思贤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少嗥专事司秋,居住在西方日落之地,立杆测定日落之景。此时太阳在西,晷影在东,先民们谓之“反景”,并引《山海经·两次三经》:“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华按:少吴即少嗥)居之……实惟员神*[石+鬼]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认为“*[石+鬼]字从鬼,‘鬼氏之宫’即‘鬼宫’、‘鬼国’,先民们创作鬼神话,从秋分开始,到冬至结束,占领整个西北天。过了冬至,《礼记·郊特牲》说:‘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大傩驱鬼,鬼统治的节令才算过去”(陆思贤《神话考古》,第221~222,文物出版社l995ff-)扳)。傩与送阴气及虚星也有密切关系。《汉书·律历志》说,秋为西方,属少阴;冬为北方,属大阴。秋冬季正是阴气兴盛之时。《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东汉郑玄注:“此傩,傩阴气也。傩阴始于此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唐孔颖达疏:“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者,熊氏引《石氏星经》云‘司命二星在虚北,司禄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禄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迁云:‘四司,鬼官之长。’又云:‘坟四星在危东南’,是危、虚有坟墓、四司之气。”可知二十八宿北宫的虚宿因北有司命、司禄、司危、司中这作为鬼官之长的四司,若阴气在十二月出来,意味着厉鬼“随强阴出害人”,所以要行大傩以逐除之。因此,虚是厉的根本,厉是虚造成的,虚厉可作为一个词汇看待,是厉鬼的意思。

下面来看耗。耗字与耗字通,所以《康熙字典》说耗“《说文》本作耗,稻属”。又讲耗“《音补》通作耗,减也,败也,虚也”。耗与虚相同。耗又有“恶”义,《后汉书·章德窦皇后纪》:“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注引薛氏《韩诗章句》日“‘耗,恶也’。息耗犹言善恶也”。耗还是恶神,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卷》有“月建煞耗之神”之句,煞为凶神,耗有恶义,可见当时有某月煞耗之神控制的观念。煞耗之神,当是凶神恶煞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有“耗磨日”习俗。前引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史料后接着记载:“《异苑》日;虚耗鬼所至之处,令人损失财物,库藏空竭,名为耗鬼,其形不一,怪物也。”文中所说《异苑》,为南朝彭城人刘敬叔所作志怪小说集,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异苑》,卷八记载了两则有关虚耗鬼的故事:

    余姚县仓封印完全,既而开之,觉大损耗,后伺之,乃是富阳县桓王陵上双石龟所食,即密令毁龟口,于是不复损耗。

    琅琊费县民家,恒患失物,谓是偷者每以扃钥,常周行宅内,后果见篱一穿穴,可容人臂,甚滑泽,有踪迹,乃作绳驱,放穿穴口,夜中忽闻有摆扑声,往掩,得一髻,长三尺许,从此无复所失。

由此可知,《一切经音义》文中的“《异苑》日”,系慧琳总结之语,并非原文。《异苑》的这两则故事系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的故事之后,也应当是记载南朝刘宋时代之事。前一则故事明言龟怪可“损耗”官府仓库之物,后一则故事中的髻怪也能在锁上门的民家偷物,慧琳对《异苑》虚耗鬼故事进行的概括是准确的。《异苑》的上述故事说明,南朝刘宋时人们已有虚耗鬼怪损耗、偷盗财物的观念。而且前一则故事讲的是官府仓库被损耗,它实际上是后世所说“耗磨日”习俗的滥觞。

    唐代已有“耗磨日”记载。唐人张说《张燕公集》四有《耗磨日饮二首》:

其一:

  耗磨传兹日.纵横道未宜。  但今不忌醉.翻是乐无为。

其二:

    上月今朝减,流传耗磨辰。    还将不事事,同醉俗中人。

    可知自古流传有耗磨日,亦日耗磨辰,该日官府“不事事”,官员有饮酒之俗。根据《异苑》记载,此俗可上溯南朝刘宋时,它来源于古代的虚耗鬼观念。又据后来记载,耗磨日是正月十六日。如宋代袁文《瓮牖闲评》卷三记载:“《嘉佑杂录》云:‘正月十六日大耗,京师局务如都商税务亦休务一日,其令如此。’然《稿简赘笔》所载耗日,止是耗磨耳。故唐张说诗云:‘耗磨传兹日,纵横道未宜。’又诗云:‘上月今朝减,人传耗磨辰。’如此则止是耗磨,磨茶、磨麦等合忌之.官司局务去处何必休务耶!”则宋代耗磨日又称耗日、大耗,忌磨茶、磨麦及诸业务,官司局务停业。宋代在正月十六耗磨日,掌财物的部门要放假一天。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三“耗磨日”条:“正月十六日谓之耗磨日……此日必饮酒,官司不令开库而已。”明人冯应京辑《月令广义·正月令》也将正月十六日作为耗磨日,并引“《野记》:‘正月十六日谓之耗磨日,官私不开仓库。”’可见耗磨日最忌亏损,仓库等与钱财关系密切之处尤其如此。张说讲此日吃酒“不忌醉”,是指衙门仓库全关起来,不必担心减损了。看来耗是仓库减损的原因,小鬼虚耗善盗基于耗的本义和耗磨民俗,自然耗也被人们视为恶。所以十六日耗磨日之耗,也被作为虚耗,后世有在是日禳除虚耗之俗。《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第十五卷“孟春部”载直隶元氏县志书说:“十六日夜半用杵遍杵宅院,谓之捣虚耗。”

    关于虚与耗相通的关系,前面已经涉及,这里补充一些例证。《史记·天官书》说旗星之“中六星日市楼。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唐张守节正义:“市中星众则岁实;稀则岁虚。”“耗,贫无也”。星稀即虚意味着耗即农业歉收。《天官书》又说:“故候息耗者,人国邑,视封疆田畴之正治,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精华。实息者,吉;虚耗者,凶。”虚耗二字因意思相通而联结为一个词,这里含义是空虚。《抱朴子·内篇·微旨卷》记载:“夫阴阳之术(按:指房中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此处的虚耗也是一个独立的词,指身体的亏损、消耗。上述事例表明,汉代和晋代已有虚耗一词,表示空虚、亏损、消耗。虚耗的这一含义,正是产生《唐逸史》中“望空虚中盗人物如戏”、“耗人家喜事成忧”的小鬼命名“虚耗”的基础。

虚与耗为鬼还表现在文字方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魑,耗神也;从鬼虚声。”此“魑”即虚耗鬼,魑从鬼旁说明属于鬼类,虚声说明从虚而来。根据因声求义的原则,魑鬼当含有虚厉,使空虚、亏损的意思,魑即耗。魑也是夔即鬼,章炳麟先生《小学答问·夔即魑也》说:“古言鬼者,其初非死人神灵之称,鬼宜即夔。《说文》言鬼头为甶,禺头与鬼头同。禺是母猴,何由象鬼,且鬼头何因可见,明鬼即是夔……魑为耗鬼,亦是兽属,非神灵也。韦昭说夔为山缫,后世变作山魈,魈亦兽属,非神灵……故鬼即夔字,引申为死人神灵之称。”沈兼士进一步论证:“魃:扬雄《甘泉赋》,‘捎夔魖而抶獝狂’。张衡《东京赋》,‘残夔魖除与罔象’。《说文》,‘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炙,象有角’。按魖即夔也。”(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l88页"、192页)

    明白了虚耗之鬼“魖”即夔,有助于理解钟馗捉鬼故事的产生。明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三“钟葵·钟馗·终葵”条引《北史》:“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认为“后世画钟葵之门,谓之辟邪,由此附会也”。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二“钟馗”条说:“《金石录》晋、宋人名以终葵为名,其后讹钟馗。”还引陈心敬的观点,指出“钟馗当作终夔”,因“古文夔一作馗”,“夔,山鬼”,“穷治邪鬼,故称终夔耳”。此说实乃真知灼见!根据我们以上分析,终夔之“穷治邪鬼”也就是治夔,即治虚耗之鬼。

    其次,论述禳除“虚耗”习俗。

    钟馗捉鬼的故事产生于唐代,自唐代中后期开始,钟馗信仰迅速传播。北宋时代,禁中旧有吴道子所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题记说唐玄宗奖赏吴道子,批日:“灵祗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知。以祜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悉。”(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钟馗捉鬼的故事经过官府颁发图像,告示天下,而广为流传。唐玄宗时代开始,岁暮向大臣赐钟馗图和历日,并为五代和宋朝继承,这也促进了钟馗信仰的普及。

    虚耗也伴随着钟馗的普及而普及。唐末《辇下岁时记》记载了都城长安的“照虚耗”习俗,至宋代,禳除虚耗的习俗进一步流传。禳除虚耗与逐除疫鬼的驱傩有密切关系。由于驱傩为冬至后特别是腊日的活动,唐代行腊晦傩,即除夕行驱傩。宋以后除了继承除夕驱傩外,祀灶固定在腊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三日),祀灶日也是驱傩的重要时期。所以祀灶日和除夕是禳除虚耗的主要日期。用灯照是禳除虚耗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月十五日是灯节,而十六日为耗磨13,故元宵日也是禳除虚耗的重要日期。加上冬至和填仓节,攘除虚耗主要在从冬至到来年正月的冬季期间进行。

禳除虚耗的形式主要是用灯照、击鼓吓、给食物以及示以钟馗,即照虚耗、打耗、饲耗、除耗等,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照虚耗

    依进行时间不同分别介绍:

    (1)除夕照虚耗。《辇下岁时记》讲唐代“年夜”以“灶灯”照虚耗,唐代祀灶取晦祭说,故此处的“年夜”是大年三十的除夕。此条资料《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收在除夕部,也是一个证明。

    宋代除夕照虚耗的记载颇多。宋阙名《异闻总录》四:“京师风俗,每除夜必明灯于厨、厕等处,谓之照虚耗。”吕原明《岁时杂记》记北宋习俗:“交年之夜,门及床下以至圊溷(q-n9 htm),皆燃灯,除夜亦然,谓之照虚耗。”(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九“照虚耗”)周密《武林旧事》专记南宋临安风俗,其卷三《岁晚节物》说除夕“又明灯床下,谓之照虚耗”。宋代照虚耗的场所是厨、厕、门及床下。前三个场所是唐代文献中未记载的,其中厨与灶相联系。明代照虚耗习俗,见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0《熙朝乐事》,说除夕夜杭州人“燃灯床下,谓之照虚耗”。明代地方志存世不少,但在笔者经眼的数百部方志中,尚未发现照虚耗的记载,拙见这或许是方志风俗志记载习惯造成的,并不说明明代各地无此俗。清代地方志除夕照虚耗的记载明显增加。

    照虚耗是通过燃灯实现的,地方志也记载有些地区除夕燃灯,但名之日“照岁”、“照年”等。例如在明代,万历浙江《黄岩县志》卷二《舆地上·风俗》说当地“燃灯照岁”。崇祯福建《龙溪县志》卷四《风俗》记载岁除:“家家燃灯焚旧灯,檠以迎新,谓之照年。”在清代,康熙福建《寿宁县志》载除夕:“人家遍屋张灯,谓之照年。”道光福建《罗源县志》说腊月二十九:“燃灯满室,日照岁。”光绪浙江《永嘉县志》:“至夕,燃烛遍室,谓之照岁。”在名为“照岁”或“照年”的习俗中,一般在室内“燃灯”或“燃烛”,这一习俗尤以福建地区流行.那么“照岁”是否就相当于“照虚耗”呢?先看清同治修两部湖南方志记载。《安仁县志》说:除夕“迎灶神,多设香烛以照邪祟”。《临武县志》讲除夕“每房及闲屋舍皆具灯”。我想后者具灯的意义同前者一样是“照邪祟”,与“照虚耗”的目的是一致的。再看同治修江西《新城县志》:除夕“燃灯于各室及楼上,鸡埘、豕芰皆遍,谓之照岁耗”。照岁耗,可视为“照岁”与“照虚耗”的合一。因此,“照岁”、“照年”是驱除邪祟行为,主旨同照虚耗一致。

    (2)祀灶日照虚耗。《辇下岁时记·灶灯》所记载的照虚耗因系“灶里点灯”。与祀灶关系密切。宋代照虚耗分别在腊月二十四祀灶日和除夕进行,而以腊月二十四日为盛。除前引《岁时杂记》、《武林旧事》外,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白牧《梦粱录》均记载于“交年”的腊月二十四日祀灶照虚耗,前者日:“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后者云:“其夜家家以灯照于卧床下,谓之照虚耗。”

    清代的情形,祀灶日照虚耗场所除了与除夕相同者外,强调灶里、灶上以及釜中.河北永平府特殊,是在田间燃烛。

    (3)元宵节照虚耗。前面提到的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照虚耗是在“孟春望夕”.即正月十五日灯节。清代江西方志中多有元宵照虚耗的记载,例如同治《安义县志》说元宵“点灯灶上”,“其即照虚耗之意欤”。同治《东平县志》:“十五夜,闲房别室皆燃灯烛,谓照虚耗。”同治《萍乡县志》:“至元宵,暗室皆燃灯,谓之照虚耗。”同治《分宜县志》:元宵“又于窗户暗室均点蜡烛,名日照虚耗”。同治《都昌县志》:元宵“又或点灯釜中,谓照虚耗”。此外,顺治浙江《颖上县志》:上元“夜则张灯于门,谓之耗灯”。耗灯,即照虚耗之灯。浙江也有元宵照虚耗的习俗。

    (4)天仓节照虚耗。天仓又写作填仓、添仓,正月二十日、二十五日是其节期。清光绪山西《左云县志稿》记载:“二十日俗谓小天仓。是夜各户仓房燃灯,日照虚耗。二十五日谓老天仓,各家燃灯如前。”同治山西《阳城县志》卷五《风俗》也记载:“新正念日前夕,各家以梁黍为屑作饼,虔祀仓官,名日补天穿,俗日添仓。咸于室隅邃处燃灯,名日照鼠嫁。”天仓节的主要习俗是作仓存粮,由作仓引申出添加贮藏、忌讳出财的观念。照虚耗即在于防止仓储亏损、消耗,此日照鼠嫁,意在防止老鼠盗窃,照鼠嫁当由照虚耗而来。

    综上所述,照虚耗是旧岁结束、新年开始之际的习俗,下面对这一习俗略作说明。灯火在古代被认为可以驱鬼。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正月末日夜,芦苣火照井厕中,则百鬼走。”即在正月第一个末日晚上,点燃用芦苇捆扎的火把,照亮井厕里,那么众鬼就会逃跑。旧题东汉郭宪撰,实为六朝人托名之作的《汉武洞冥记》也说:“有明茎草,夜如金灯,折枝为炬,照见鬼物之形。”进一步证明灯火驱鬼的观念在六朝十分流行。唐以来的照虚耗习俗承继了这种观念。

    照虚耗的场所,唐代是灶里,在宋代扩大为厨、厕、门及床下,清代的范围更广及浴室、井以及楼上、鸡埘、豕莶等阴暗、潮湿之处。另外,如记载中出现的“区陬”、“闇陬”、“宅中隐处”、“房下”所示.屋里的角落和暗处也是照虚耗的场所。换言之,上述地方是虚耗易于藏身和出没的所在。

照虚耗亦被理解为照老鼠。在天仓节照鼠耗中已经涉及这一问题,此处再作补证。《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收录的一些资料,显示出人们把虚耗之耗作为耗子理解。如卷九一“季冬部”引《琐碎录》:“二十四日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也。二十四日取鼠一头烧在于子地上埋之,永无鼠耗。”为了“永无鼠耗”的巫术于腊月祀灶日照虚耗时进行。是把鼠耗作为虚耗理解的缘故。卷九十五“除夕部”引江南地区武进县志书说:“喂鼠饭一盂.益以鱼肉,置之奥窔处而祝之日:鼠食此毋耗吾家。”视鼠害为耗,也是鼠耗由虚耗而来的一个证明。卷十五“孟春部”引直隶永平府志书。记载正月“二十四日以鼠会亲,是宵燃灯,一岁作耗,故禁火”。同样把鼠害视为耗。还有一些地方把照虚耗的除夕作为鼠嫁日,例如同治《钟祥县志》除夕“每室置灯,日照虚耗。以花簪饼饵饲鼠,为嫁鼠,免鼠耗”。民间把照虚耗的日子视为老鼠嫁女的时间,鼠耗之耗混合了照虚耗的耗和耗子的耗。更直接的证据是樊彬《津门小令》所说天津“灯夕照鼠耗”,所谓“灯照元宵无鼠耗”。另外上面提到照虚耗的场所,实际上也是适宜老鼠生存的地方。照虚耗中含有照老鼠的成分。明代《正字通·鼠》说:“俗称鼠为耗虫。”更可见将老鼠称为耗子,很可能是从虚耗之耗引申出来的。

打    耗

    鸣鼓是腊祭的重要手段。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说:“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隋杜公瞻注引“《吕氏春秋·季冬纪》注云:‘今人腊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这些记载反映出古人有腊月击鼓驱疫之俗。对腊月击鼓的性质也有不同看法,宋朝高承《事物纪原》卷八《驱傩》引《轩辕本纪》:“子游岛问于雄黄日:‘今人逐疫出魁,击鼓呼噪何也?’雄黄日:‘黔首多疫,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鸣鼓振铎,以动心劳形,发阴阳之气,击鼓呼噪,遂以出魁。黔首不知以为祟魅也。’或记以为驱傩之事。”把“鸣鼓”解释为“发阴阳之气”。从“腊鼓鸣,春草生”的谚语看,鸣鼓有催春的含义,《周礼·春官·篇章》:“中(仲)春.昼击土鼓。”亦当是此意。

    宋以后,击鼓驱除鬼祟,时间为岁暮至来年的元宵节,主要流行于浙江湖州。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六:

    湖州土风,岁十二月,人家多设鼓而乱挝之,昼夜不停,至来年正月半乃止。问其所本,无能知者,但相传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警去鬼祟也。《世说》祢衡作渔阳,蹀躞而前,正是正月十五。案时而言,此说近之矣。然其挝击不待正月,又似不相应也。

文中祢衡事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袍为渔阳掺檛(按:鼓曲名),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的确这是接近打耗习俗的一个故事。乾隆四年修《湖州府志》作者在岁时风俗“除夕”条下有一按语:“郭畀《郭天锡日记》云:湖州乡俗,从冬至至元宵各家击鼓,谓之催年鼓。是此风元时尚有之,据《菰城文献》压蜃之说,盖始于晋也。今则但有钲鼓并击,无复徒击鼓者。”所谓《菰城文献》压蜃之说,又见于同书“正月十五”条下:“元宵前后,家家鼓声不绝,谓之压蜃。相传江子汇有蜃蛰焉,颇为民患,葛仙翁令民间鸣鼓以压之,其声若日‘葛公在,葛公在’。”(《菰城文献》。按:今多杂以钲鼓,谓之元宵锣鼓)同治《湖州府志》在所引《菰城文献》“葛公在”句后,接着有“后有见一老人行市中,形貌甚怪,闻元宵鼓,谓人日‘吾听鼓声辄头疼不能堪,奈何奈何!’忽不见,人以为蜃精”。葛公即葛洪,丹阳句容人,号葛仙公。《晋书》卷七十二有传。记载“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吴兴即湖州,葛洪令民间鸣鼓压蜃蛰或在此时。“江子汇有蜃蛰”,是说大蛤潜伏于江子汇。因葛洪会神仙术,故百姓呼喊“葛公在”来恫吓蜃蛰。从民间传说蜃精形貌怪、会变老人、闻鼓头疼来看,当属于妖孽之类。人们在正月十五 E1击鼓打耗上溯葛洪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稍早于葛洪的祢衡试鼓选在正月十五日,也许正是因为此时为打耗日。乾隆《湖州府志》的作者还告诉我们,元代岁时击鼓活动的时间上限是冬至。

乾隆《湖州府志》记载清代该府仍有击鼓“压蜃”之俗,实际上是在春天来临时压住潜伏的虫害之意,这一“压蜃”民俗,又称之为“打耗”。湖州府的其他几部方志也记载了“打耗”习俗,击鼓时间有所变化,如嘉庆《长兴县志》是在腊月二十四祀灶日,民国《乌青镇志》是在除夕。我想这可能是打耗与腊鼓的某种渊源关系吧。

    饲    耗

冬至日在门扉和器物上粘糯米丸给耗,谓之“饲耗”、“饷耗”,此俗流行于明清时代福建漳州府及其邻近地区。我们在冬至部分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除    耗

    即祀灶日以钟馗驱除虚耗。明天启浙江《平湖县志》卷一o《风俗志·岁时》记载腊月二十四:“逐除,人并戴胡头及作钟馗以逐疾除耗。”这是钟馗信仰同傩礼的混合。清康熙山西《汾阳县志》说腊月二十四日:“图钟馗像悬门,以除虚耗。”钟馗起到门神的作用。  ,

上述除耗习俗实际上是随着钟馗信仰出现的,是承袭了唐宋以来的传统。吕原明《岁时杂记》说:“旧传唐明皇不豫,禁鬼物,其名日钟馗,既寝,遂安。令家家图其形象于门壁,禁中每岁则赐二府各一帧,又或作钟馗小妹之形,皆为捕魑魅之状,或役使鬼物,又云钟馗、门神,桃符板诸物,皆俟家祭毕设之.恐惊祖先也。”可见唐代民间就在门上挂钟馗像驱鬼。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六说进入十二月,驱傩活动中就有人装扮钟馗。由于岁旦在即,“纸马铺印钟馗、财马、田头马等,馈与主顾”。至除夜人们要“挂钟馗”。

宋代门挂钟馗像和扮钟馗驱傩两种形式在明清时代仍流行,尤以前者为最。明代方志中除夕门挂钟馗的记载不少,如万历《贵州通志》卷三《贵阳府·风俗》:“门挂钟馗以压邪魅”;嘉靖河南《通许县志》卷上《人物·风俗附》:“置桃符、钟馗于门”;万历浙江《新昌县志》卷四《风俗志·岁时》:“设钟馗、桃符于门。”后者则被称为“跳钟馗”,如清顾禄《清嘉录》卷一二该条说:“丐者衣怀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这些记载虽然未直接说是驱除虚耗,根据我们所引天启《平湖县志》和康熙《汾阳县志》记载来看,实际上是在除耗。

驱邪风俗种种

(岁时节日·除夕3)

常建华

    燔柴、烧火盆。韩鄂《四时纂要》十二月“庭燎”说:岁除夜,在院子里堆柴烧火,“辟灾而助阳气”。岁终烧柴的习俗在宋以后广为流行,各地间有所不同。

    江南苏州地区是十二月二十五日烧火盆。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说二十五日“人家各又于门首燃薪满盆,无贫富皆尔,谓之相暖热”。他的《烧火盆行》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春前五日初更后,排门燃火如晴昼。

大家薪干胜豆秸。小家带叶烧生柴。

青烟满城天半白,栖鸟惊啼飞格磔(zhé)。

儿孙围坐鸡犬忙。邻曲欢笑遥相望。

黄宫气应才两月。岁阴犹骄风栗烈。

将迎阳艳作好春.正要火盆生暖热。

清代苏山称“烧火盆”为“烧松盆”,仍在二十五日进行。《清嘉录》说:“是夜,乡农人家,各于门首架松柴成井字形齐屋,举火焚之,烟焰烛天,烂如霞布,谓之烧松盆。”关于“松盆”的名称,正德《江宁县志》说:“各燃火炉正门外,古谓之机盆(今唯用松柴,讹呼为松盆)。”

    南方浙江等地区将火盆称为机盆或生(笙)盆,多在除夕燃烧。《武林旧事·岁晚节物》讲杭州除夕“至夜贲烛籶(shěn)盆,红映霄汉”。南宋戴复大《除夜》诗将火盆称为“生盆”(《石屏诗集》卷六)。《绍兴府志》说:“向暮,聚杂柴燕(m6)于庭,古谓之火山,今日笙盆,火焰烛天。”烧帆盆一般在门外进行,以烧松枝为多。

北方等地区往往在院里或门外燔柴。一些地方烧硬木,如万历《安丘县志》说当地“烧柑干出(aǔ duò)”。或烧草,乾隆《祁州志》说“薄暮,焚草于门”。    燃放爆竹。大致上说,中国古代燃放爆竹,宋以前是在元旦,宋以后既有元旦也有除夕,而以后者普遍。《太平御览》卷二九引汉代文献《易通卦验》已有元旦在庭中爆竹的记载,这是最早的事例。旧题汉东方朔撰、晋张华注的志怪小说集《神异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方山中有一种怪人,高一尺过。一只脚,生性不惧怕人。若触犯了它就叫你发冷发热,生起病来,这种怪人叫做山臊。如果用竹筒子放在火中烧着,发出蝌烨的声响,山臊就吃惊害怕。这里的烧竹作响,就是所谓爆竹,目的是驱鬼,颇似傩的行为。南朝梁《荆楚岁时记》就是如此解释的:“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烧竹子的风俗一直流传到后世。南宋《淳熙三山志·火爆》记载福州风俗:“今州人除夕以竹著火,烧爆于庭中,儿童当街烧爆,相望戏呼达旦。”明嘉靖《惠安县志》说:除夕,“取牡蛎壳杂樟木,竹节焚之,声震尤激烈”。除竹子外加上容易响的东西。

    从南宋起,“爆仗”成了除夕新的燃放物。南宋宁宗修《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记载:“除夕,爆竹相闻,亦或以硫黄作爆药,声尤震厉,谓之爆仗。”装了炸药的爆仗声音更响。《梦粱录》、《武林旧事》均有贩买爆仗的记载,南宋末爆仗已相当地普及。明代不少地方志记载,燃放“纸炮”以代爆竹。方志中说到爆竹、爆仗的功能,有避邪、避疫、避山臊、惊鬼、却厄、辞岁等。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较详,说:“爆竹俗谓逐鬼,用火药为爆,到处燃放,俾诸邪不犯,一年不沾恶疾。”这里的爆仗仍古称爆竹。

    明清时代爆仗种类很多,总称烟火。明《宛署杂记》卷一七记载:“用生铁粉杂硝、磺、灰等为玩具,其名不一,有声者,日响炮;高起者,日起火。起火中带炮连声者,日三级浪。不响不起,旋绕地上者,日地老鼠。筑打有虚实,分两有多寡,因而有花草人物等形者,日花儿。名几百种,其别以泥函者,日砂锅儿。以纸函者,日花筒。以筐函者,日花盆。总之日烟火云。”另据清《燕京岁时记》说,除夕所放还有“鞭炮”。现在流行的普通烟火,明清时代基本具备了。

    烧苍术及避瘟丹。孟浩然《岁除夜有怀》中说:

五更钟鼓欲相催.四气推迁往复回。帐里残灯犹有焰。炉中香气尽成灰。

所谓“炉中香气”指的是唐代除夕守岁至五更时烧药的风俗。所烧之药为避瘟丹。据孙思邈《千金方》记载该药为把皂角、苍术、降真香作成末.加水制成龙眼大小的圆球。以朱砂为衣。元旦五更当门焚烧。禳灭瘟气。

    避瘟丹的主要成分是苍术.所以烧药既

可烧避瘟丹,也可更便利地直接烧苍术、皂角等。宋代烧药风俗转盛。《岁时杂记》记载当时有三种不同的烧药风俗,一是元日京城人烧苍术避瘟疬之气:二是除日集中家里不用的废药于中庭焚烧避瘟疫之气;三是除夜在空房中燃皂角生烟,也是避疫气。南宋时代范成大《分岁词》“地炉火软苍术香”的诗句.刻画了除夕之夜室内炉中烧药的情景。明清时代的大量地方志均记载了当地有除夕室中烧苍术或避瘟丹以避瘟疫的活动。

 

    打灰堆与画灰射祟。《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初一有一个风俗,把串起来的钱绑在竹竿的末端,拿在手里围绕粪土转几圈,然后投打在粪土堆上,说令人如愿以偿。隋朝杜公瞻按语引《录异记》讲了“如愿”的故事,传说商人区明得到彭泽湖青洪君女佣人如愿,如区明有所求,如愿去做,就可得到满足。正月初一早晨,如愿起迟了一点,区明打了她一顿,如愿逃到秽土堆里,这时区明就用钱杖打秽土堆,口里呼唤着如愿,如愿始终不回来。看来乞如愿打土堆的风俗出自这个传说。按语还说现在北方人在正月十五日夜晚站在秽土边,叫人拿起竹杖敲打灰堆,料想也是如愿的故事。可知南朝荆楚一带元旦有打粪土堆乞求遇事如愿的活动,隋代北方正月十五日亦有此俗。

南宋时代江苏苏州一带有“打灰堆”风俗。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诗序说:“除夜将晓,鸡且鸣,婢获持杖击粪壤致词,以祈利市,谓之‘打灰堆’。此本彭蠡青洪君庙中如愿故事,惟吴下至今不废。”看来吴地承继了南朝荆楚的风俗。这里将打粪壤称为打灰堆,实际上是一回事,因农民院中堆放的炉灰、秽物之堆是作为农家肥积攒的,所以灰堆也就是粪堆。范成大《打灰堆诗》为我们描述了具体的情形:

除夜将阑晓星烂,粪扫堆头打如愿。

杖敲灰起飞扑篱,不嫌灰涴(wò)新节衣。

老媪当前再三祝.只要我家长富足。

明代江苏盛行以灰画弓矢于道,像弓矢以射祟,其祝词为打灰堆。并引范成大《打灰堆词》。看来当地人认为这种画灰于地的风俗出自“打灰堆”。除画弓矢外,还有将灰绕屋而撒之俗。嘉靖《太仓州志》说:“以布囊盛石灰绕屋外印之,像弓矢、戈戟以逐祟。”有的地方还画写祝词,嘉靖《江阴县志》记载:“画灰于地,像弓矢,云以辟邪,画内书其祝词,日堆金积玉,日万斛千箱。”同前代相比,除了乞求如愿外,打灰堆有祛邪祟的作用。江苏而外,正德《琼台志》记载当地也有类似风俗。

驱傩也是除夕的一个活动。在“腊日与腊八”中我们已指出,汉代腊日进行的傩,经南北朝至唐,移向十二月晦日。宋以后傩更多地固定在祀灶13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不过宋以后还有一些地区有除夕傩的风俗.但如同整个傩的活动在明清衰落一样,除夕傩更为少见。

宿岁·馈岁·分岁·守岁

(岁时节日·除夕4)

常建华

    宿岁饭,又叫隔年陈,就是除夕期间多做一些饭,够吃很多天。此俗在南朝已经出现。《荆楚岁时记》说,岁暮,家家具肴蔌(sfi),“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宿岁饭既为了除夕吃也为了新年后取吉利。明清时代的风俗有所不同。宿岁饭延长到元旦期间食用。万历《贵州通志》记载除夕“岁晚家家具馔为宿岁之储,以迎新年。又留饭以为节内之食,过五、七日犹有食则甚喜,年有收望,谓隔年饭”。嘉靖浙江《定海县志》记载:“先期预备品物,为新岁之用,罢市数日,蒸米为桴(fǔ),新岁复炊而饭之。”吃隔年陈的原因大致是这样三方面:一是元旦期间有三、五日的闭市,买东西不方便;二是以便元旦期间有更多时间拜年、娱乐;三是表示家庭富足和希望来年丰收。

    馈岁一词,北宋时已见于苏东坡《岁暮思归寄子由弟诗序》谓之:“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即年终互相馈送年礼。明清大量地方记载了馈岁风俗。当时馈岁又叫送节、馈节、送年、分年。一般是除夕前三五日亲戚、乡邻、朋友之间互送食物。如嘉靖福建《兴化县志》说:“数日前各以牲羞棵饵馈送亲友,谓之馈岁。”也有的地区是在除夕当天进行,如万历湖南《慈利县志》记载:“岁除之日,为男女者则又持酒备物,各于亲党宗族之家,交相为礼,以终一岁之事焉。”

分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风土记》:“除夕,长幼聚饮祝颂,谓之分岁。”(《韵府群玉.霁韵》引)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诗序说:“除夜祭其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而《分岁词》“饮福之余即分岁”之句说明分岁是祭祖之后的全家分食俊(jùn)余,亦有新旧岁由此而分之意。此俗沿袭后世。嘉靖浙江《武康县志》说:“是夕具牲醴祀群神社祖祢,合日分岁。”嘉靖四川《洪雅县志》记载:“除日盛馔祀先毕,则家口无大小贵贱,均给肉一器,饭一盂.谓之分年饭。”这典型地说明“分年饭”是分祭祖盛馔,每人一份,“分岁”之“分”就是祭祖分悛余。正德《琼台志》更直接地把“除夕午后祀先,谓之分岁”。这令人联想到,分岁之俗源于古代腊祭祖先。《史记·天官书》说:“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日初岁。”此腊祭会饮之俗以后移至除夕。前面提到《荆楚岁时记》说岁暮“相聚酣饮”就是此俗。明清时代分岁作为祭祀后分馂的意义已经不大,主要表明的是合家欢聚。除夕聚餐一是要饮酒.叫做“分岁酒”。嘉靖江苏《六合县志》记载:“除夕合家属共饮或卑幼奉尊长.谓之分岁。”饮分岁酒流行于南方,以江浙为盛,地方志常载有范成大的《分岁词》,可见受到了他的影响。分岁也有其他叫法,因分岁有新旧岁之分的理解,分与别同义,故也叫“别岁”。苏东坡《岁暮思归寄子由弟诗序》中把除夕“酒相邀食呼为别岁”。明嘉靖湖北《归州志》记载,“随设酒肴于堂,长幼以礼交错,谓之别岁”。四川地区一般把分岁活动叫做“团年”,明代河北霸州志称之为“暖岁酒”。

 

    守岁之称始见于南朝,徐君蓓有《守岁》诗,“烛尽炭成灰”(《玉台新咏》卷八),是其写照。唐朝题“守岁”之词甚多,如太宗有《于太原召侍臣晚宴守岁》诗。中村乔指出,唐代广泛出现的“守岁”名称,是因为傩移到晦日而产生的风习。守岁就是从除夕到元旦天亮,彻夜不眠。但是在傩于腊日进行的南朝,《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一日“鸡鸣而起”。看不到通宵达旦的痕迹。这是因为,彻夜不眠是基于鬼神在人入睡时出人身体的观念。傩移至晦日,有驱逐疫鬼之举,为了不在睡觉时被疫鬼侵入身体中,才通宵达旦不眠。宋代《岁时杂记》记载俗语“守岁的爷长命,守岁的娘长命”,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不过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守岁中辞岁宴饮、家庭团圆、孩子们游戏的欢乐气氛浓厚,避鬼侵入观念已很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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