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粮价

疯狂的粮价　　

                                杨国英　　

粮食价格这座“活火山”的休眠期显然已经结束，由其引发的粮食价格的疯狂，在两年内频繁喷发，自“2007—2008年”粮食价格的疯狂受到短暂抑制后，再于今年强势反弹，且势头更超以往。　　

2010年物价的高速上涨，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人们留下记忆。虽然在本年度的下半年，为平息民众生活成本过高的怨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抑制、降低物价上升趋势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但全球性的货币宽松以及中国历年来的货币超发，必将使此种调控意愿大打折扣。　　

在本轮的物价涨势中，粮食价格尤其引人注目，亦被列为一系列调控政策的第一关健点。本年度的粮食价格之所以引人关注，其一为粮食价格之于民生保障的紧密关联性，其二为本年度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数倍于物价涨幅）堪称“疯狂”。据统计，本年度主粮价格普涨25%以上，而其中南方人依赖的稻米、北方人日常的小麦，价格涨幅更在35%以上。而就开放背景下的全球市场来说，本轮粮食价格的高企同样令人匪夷所思，涨幅远超国内，亦只有由原苏联引发的、致使全球粮食价格于“1973～1974年”翻番、史称“粮食大劫案”的1972年可供参照。　　

正因为本轮粮食价格的疯狂，其上涨占到整体物价上涨比重的三分之一以上，故而被作为本轮调控的重中之重亦成为必然。仅本年度末的11月份，为了拉住粮食价格上涨的“牛鼻子”，先是4日国家粮食局意在减少粮食收购主体，避免抢粮现象发生，公布了六条整肃粮食收购市场的措施；稍后12日国家粮油交易中心为了打击粮食炒作，发布“关于修改《国家临时存储粮食（移库玉米）竞价销售交易细则》的通知”，明确竞购粮食不得转卖，储备粮食限期拍卖运出；17日由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对民生问题的影响，“关停违规建设的玉米深加工企业”被重点提出；19日国家粮食局再次下发通知，从下周起，加大食用植物油、大豆的市场供给，并要求所竞买食用植物油只能用小包装投放市场。再加上央行罕见地，在半个月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　11月16日　和　11月29日　），本年度对粮食价格的全面打压，在11月达到高潮，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种种调控的组合拳之下，粮食价格势必在2010年末至下一年度的一定期限内，其涨幅小幅回调乃至下滑，但就其影响的时效性而言，能否产生相对较长远的效果，则令人疑惑——2年前的2007—2008年，其时针对物价、粮价上涨的种种调控历历在目，所采取的种种调控手段，亦与今天颇为相似，但其效果仅维持一年时间，即于2010年迎来更为疯狂的反弹。　　

调控效用的相对弱化，是否在说明，支撑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另有一股更为坚实的力量存在。而这股更为坚实的力量，可能就植根于“粮食生产赖以存在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稀缺”、“历年来，为支持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对粮食价格的严重低估”、“全球性粮食危机的显现，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粮食本位主义”……　　

而如果认识不到上述因素，是造成本轮粮食价格持续高涨的根本性原因，而仅仅将之归因于货币流动性过剩、自然灾难频发（俄罗斯的旱灾和我国南方的水灾）、投机资金的炒作等外在因素，则可能会让我们陷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站在今天粮食价格的高位之上，如果我们仍不能洞察粮食价格高涨的内因与外因，不能用更为长远的眼光——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民群体的实际收入；理解基于全球化市场和国家安全双重背景下，粮食价格形成的逻辑。　　

那么，在未来10年内，粮食价格极有可能重复过去10年房价的轨迹，今天看似疯狂的粮价，可能仅为明日更为疯狂的开始。　　

（一）涨价的必然　　

今年粮食价格急速拉升始于8月份初，其时俄罗斯因森林火灾致使粮食大幅减产，其总理普京立即（　8月5日　）宣布包括小麦、混合麦、大麦、黑麦和玉米等农产品在内的“禁运令”（禁止出口）。俄罗斯粮食“禁运令”的出台，国际市场瞬间作出剧烈反应，作为全球粮食价格风向标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其9月份交割的软红冬小麦连续涨停，比6月份上涨80%。且受此拉动，国际稻米、玉米和大豆等主粮品种的价格均迎来一轮疯狂涨势。受国际市场联动影响，我国在继上半年因南方水灾引发稻米价格高位后，迎来几乎所有主粮品种的迅速拉升，直至11月份接二连三的调控举措的出台，才让这股疯狂的涨势受到抑制。　　

据此，本轮粮食价格高位运行的原因，似乎有了定论——供求关系使然，再佐以全球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使此种解说更趋完美——受粮食减产影响的供求失衡是基本面，而资本的流动性过剩则是放大镜。　　

此种解读固然合乎情理，但如果结合更深层次的体制性因素，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解读仅是引发本轮粮食价格疯狂的导火索，而支撑粮价上涨并可能致使未来10年粮价持续喷发的，则是由自然资源瓶颈、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粮食（之于国家）本位主义等组合力量构筑的活火山。亦即是说，只要此活火山得不到根治，其底层所含的高温、高压得不到合理分流，则粮价疯狂之“岩浆”随时可能喷发，而天气、投机等仅是作为不同时段的地壳脉冲而已。　　

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之于我国粮食生产的严峻，在上一章第一节中已有详述，而“粮食本位主义”亦将在本章第四节细述，故在此均不作过多敖言。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阐述其与粮食价格高涨并可能引发未来10年持续上升趋势的必然性。　　

以南方人、北方人分别赖以为主食的大米和面粉的作物栽培为例，在我的家乡江苏泰州市里下河地区，2010年11月10日的粳稻收购价为2760元/吨，以540公斤/亩的平均产量计算，粳稻的每亩收入约为1490元；投入大概在820元左右（以自营地算，不计土地成本和流转租金），其中：种子费80元，化肥费150元，农药费预计50元，农机作业费180元，人工成本330元，其他30元。这样算来，当地2010年度每亩粳稻的收益约为670元。再添加上半年的一季小麦，收成以500公斤算，去除各种成本，收益大概在500元左右。在此基础上，再计入当地2010年“水稻种植每亩20元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每亩补贴69元，水稻15元/亩、小麦10元/亩的良种补贴”的粮食补贴政策。如此，当地以“小麦—中晚稻”为耕作方式的一亩地全年收益不超过1350元。　　

请记住！这1350元/亩耕地全年收益的取得，是建立在 “当地全年无灾之天时、当地有鱼米之乡称谓之地利、有史以来仅有的无税费（有补贴）之人和、数十年难得之高粮价之市场”的基础之上的。但即此殊为难得的“谷贵富农”的好年景，其一年两季耕作的每亩耕地收益亦不足当地两个月的最低工资之和（2010年，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790元/月），仅为当地乡镇企业熟练工人月工资（以2000元/月计）的70%左右，仅相当于当地一名普通瓦工10天（以130元/天计）左右的收入。　　

据此，我们似可理解，为何在2004年以来的农业税费减免、农业补贴逐年加大的大好形势之下，农民之于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并未有根本提高的原因。如果说改变，也仅仅体现在耕地抛荒的比重有所降低而已。此种情况的出现，根源于粮食价格的持续偏低，虽然自2000年以来的10年，粮食价格平均上涨了近1倍。但同期，作为农业生产资源的钾肥上涨了2倍有余，种子价格则普涨近3倍；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涨幅则更令粮食价格望尘莫及，在这10年内，原油价格上涨了8倍，黄金价格上涨逾7倍，铜价涨幅近4倍，而房价更是上涨了10倍左右。　　

粮食价格之于农业生产资料、之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严重倒挂，是造成农民无心于土地，粮食增产无明显之效果的根本原因。与改革开放第二个10年（1989—1998年）相比，在第三个10年间（1999—2008年），我国粮食生产总量虽然有些微增长，但就人均粮食占有量而言，则不增反降——1989—1998年10年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超390公斤的年份有4个（分别为1990年、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而在1999—2008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超390公斤的年份仅有2个（1999年和2008年）。而由1996年创下的412公斤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仍未能突破。而此“不增反降”局面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我国由粮食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以粮食为主）进出口逆差更呈历年加大之势——200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913亿美元，其中贸易逆差为129亿美元，连续6年呈逆差走势。而即将走完的2010年，我国更有望创下粮食进出口贸易逆差的历史新高。　　

其实，本轮粮食价格的上涨是一种必然，在抛开种种外因的触发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对粮食价格长期严重低估的补涨。而如果我们此番对之调控过猛，则极可能在解近忧的同时，再度磋伤农民本已受伤的积极性，给未来粮食安全埋下远患，更为未来粮食价格的强烈反弹创下条件。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只要“粮食价格每上涨1个百分点，农业资料上涨2个百分点，能源矿产平均上涨4个百分点”的局面得不到改观，只要制约粮食生产的种种体制性因素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粮食价格必然会疯狂，且这种疯狂会在未来持续10年之久。　　

（二）利益的倒挂　　

2010年对广大农民来说，显然是一个格外值得庆贺的一年——年初，他们迎来了历年之最的8000多亿元支农资金；年末，盘点全年虽未“多收三、五斗”，但高涨的粮食却实实在在为他们的每亩耕地“多赚了三、五百”。　　

但此种之于农民的大幅增收显然不能持续，一方面系列调控政策瞬间加大了力度，今年末至下一年度的一定期限内，粮食价格的小幅回落已成定势；另一方面以钾肥为龙头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涨幅后来居上，与上半年相比，平均上涨近40% 。　　

粮食价格居高回落，生产成本追涨上升，寄望于粮价以持续增收已然不易，另图于蔬菜水果等其他农作物亦为困难——虽然，“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等网络热词已入人心，但其同样难以经受政策调控和农资价格追涨的压力。　　

事实上，不仅持续增收之于农民难以持续，就广大农民倍感幸运的2010年来说，城乡收入剪刀差反而可能不减反增。据国家统计局预测，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将扩大至3．35：1，超过2009年3．33：1两个百分点。　　

这显然令人吊诡！一方面农产品（含粮食）价格高涨，给农民所带来的增收效应明显；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并未因此缩小，反而扩大。此种颇为难解之境况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在全面通胀背景下，农产品价格上涨并未有统计局所言的“占CPI涨幅的1/3强权重”；亦或在货币超发的大环境下，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货币收益，与其实际购买力相比，本身就饱含“水份”。　　

实际上，我国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现实，亦是“谷贵不富农”的原因之一——“一流建通道，二流做加工，三流忙生产”，早已是我国农业整体产业链的真实图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在农业产业链组成中的弱势。虽然，“贸易—加工—生产”利益分配的主次顺序，各国皆然。但“7：2：1”的分配权重，却昭示着生产环节在我国农业产业链中的严重弱化。　　

    除此之外，“谷贵不富民”现象的显现，更与我国部分大宗农产品定价权的旁落有关——2007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有一半来自于外部输入型上涨。亦是说，我国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体现在生产环节上的收益，有一半为国际超大型农业集团所收获，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细心的话，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诸如大豆、生猪等大宗农产品对国外的依赖日益增强。以大豆为例，2009年我国进口大豆4255万吨，同期国产大豆产量仅为1600万吨左右，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在我国可谓“攻城略地”。对于生猪而言，虽然我国猪肉进出口差额可以忽略不计，但我国生猪供应的60%为外三元，而外三元商品猪的种源均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及丹麦等。　　

我们当然期盼农产品的高幅上涨，能够如刀刃之两面，有“塞翁失马”之效——在拉高CPI给宏观调控防通胀带来压力的同时，为广大农民的“增收”带来福音，为更多资本进入“农业这个朝阳产业”提供论证。　　

但事实并非如此，农产品的大幅涨价，并未能给农产品的生产者（农民）带来相应的收益，亦未能缓解农业发展现状的日趋严重。事实上，如果我们跳出事物因果的点线思维，在一个相对长远的时间里，来考量“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农产品涨价”与“农民增收”两者并不够成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并不明显。在农产品高幅上涨的2006-2010年这五年，我国农产品价格累计涨幅30%左右，但同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却由2006年3．28：1上升到2009年的3．33：1，2010年差距更将扩大至3．35：1。　　

当然，此种“利益倒挂”现象的产生，我们完全可以解释为：改革开放32年来，国家财政对于城市大规模基础建设以及城市居民福利的更多倾斜；以及近10年来，大规模城市化运动给城市居民资产（机会）所带来的增值效应。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这两个过程中所获甚微。　　

如何打破“谷贵不富农”的利益怪圈？这需要我们从务实的微观角度着手，加大对“农超对接”的支持力度，减少流通环节溢价，增加农业生产环节的收益；亦需要推动“产学研”农业项目的深度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我们在农业生物种源开发的话语权；更需要我们加大金融创新，优化金融在农业生产环节的资金融通、资源整合和价值增值的功能。　　

除此之外，我们更需要改变既往之经济发展模式，从发展理念上给予农民更多公平之地位，且在适当程度上加大其政策性倾斜——这种倾斜，不但与以往支农政策作纵向比，更要与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和现行政策作横向比。　　

（三）调控之劫　　

城乡之间、居民与农民之间总似有一种天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这从明清现代商业萌芽有所谓现代城市起即已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亦是如此。此种观感，并非全无实据。以粮食价格上涨为例，其于居民来说是生活成本的增加，其于农民来说却是收入的提高；再以概念更为宽泛的整体社会发展而论，经济发展似乎必以农民利益受损为支撑，而社会稳定则又以反哺三农（农民占低收入群体的绝大多数）为基础。　　

事实上，对于从百余年积贫积弱历史中走出的新中国而言，在其发展初期，通过对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相对低估、对农村利益向城市的输送，以便在尽短期限内，集中力量实现工业、科技和国防的跨越发展，实并无可非之处。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城市化扩容的实现，给更为农民提供就业转移的通道，分流我国明显过剩的务农人口，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纵观世界，“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过程，不仅之于我国，之于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任何一国而言，在其发展初期几乎均是如此——18世纪60年代的欧洲工业革命， 19世纪初美国现代工业的快速推进，19世纪的日本明治维新，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在讨论调控之于粮食价格、之于国民收入分配等问题上，陷入种种情绪化纷争之中。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调控，亦是遵循此种逻辑展开的。以改革开放至今的七次重大调控为例，无论是1984—1985年、1988—1989、1993—1994、2005年、2007—2008年、2010年六次反通胀，还是1998—2002年一次反通缩；无论其措施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两者并举；在给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缓冲、持续的同时，均加大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差距。而在这种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在经过去1989拉高短暂回调后，基本呈持续扩大趋势。　　

但在我们在肯定调控“反通胀、反通缩”之于经济健康发展作用时，必须正确认识到——“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应是满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手段”，而非“长期性目的”。　　

但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手段”，却逐渐上升成一种“理念”而存在。这种“手段和目的”哲学式的混淆，即使在改革开放32后，在整体经济水平获得大规模跃升时，依然如此。虽然在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中央一改既往的政策导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被普遍提出，且自2004年起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农业税费减免、并在其后逐年大幅增加了支农资金，但桎梏于地方本位主义及GDP政绩观的惯性，其结果却收益甚微——各地通过“新圈地运动”（对农民宅基地、耕地的低价占有后，再高价改变其用途），对农村金融单向支取的加大等等，不但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性难题，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有逐年加大之趋势。　　

这种“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在本轮粮食价格调控潮中，亦可见端倪：11月20日，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中深切感受。在全部16项调控措施中，有10项与农产品（粮食）价格直接相关。而其中第10项“规范农产品经营和深加工秩序”和第11项“加强农产品期货和电子交易市场监管”，虽本着“规范”和“监管”之精神，但实质却有强制之嫌疑——第10项暗含减少收购主体、淡化市场竞争之意；第11项则明示为打击游资炒作，将通过调整期货（远期）交易的保证金、涨跌停比例等手段，直接干预农产品（粮食）的价格（其实，在全球主粮品种之间、期货交易所之间联动性极强的今天，“炒作”粮食市场起码需要千亿美元以上的能量，游资根本无力为之，故此“炒作”之名实难成立）。　　

“逢物价高涨先拿粮价说事，遇发展之困必让农民让利”，这已成为历次调控的惯性思维（虽高层原意并非如此，但地方落实结果往往如是）。但是，在我们打压粮食价格以解民生之困时，可曾想到，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绝大多数是由农民所组成。　　

从这个角度看，对粮食价格过分调控，非但难以起到解民生之难的效果，反而更易拉大本已悬殊的贫富差距。　　

（四）粮价的逻辑　　

粮食从来都不是单纯作为商品而存在的。就人类早期商品贸易形态的萌芽阶段而言，被充当早期“货币”职能的往往是粮食，可见“黄金中的黄金”并非虚言；就其与空气、水等同为人类赖以延续的最基本条件而言，是个体生存权的最低保障，故而粮食具有“人权”之释义；而就其如不能保证一国国民的基本需求时，往往就意味着政权的独立自主受到挑战，继而引发政权的动荡、更迭，以此而论，粮食往往又与“政权”密切关联。　　

由此观之，粮食价格的生成，并非简单的供求法则就能解决。当其与“人权”（生存权）挂钩时，粮食往往寓意其无价。小时读一西方寓言，印象颇深：大灾之年，一富人携黄金避灾，一穷人带粮食逃命，最终，富人无粮充饥而死，穷人有粮裹腹而生，且最后拿走了富人的黄金。　　

粮食之无价，其实并非仅存于西方寓言之中，在我国历史中亦已留存。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明史的研究资料显示：早在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在大批人饿死的同时，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　　

而当粮食危机出现时，不仅一般意义的粮食价格完全失衡，且会对一国政权产生冲击和动荡。以2008年为例，该年粮荒普遍存在，全球粮食价格持续高涨，全球各国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菲律宾大米的发放要在军警的监控下才能进行，每人每天限购3公斤；孟加拉国大约1000名纺织工人在首都达卡集会，抗议米价上涨，要求增加工资；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举行大罢工以抗议食物价格上涨；美洲地区最穷的国家海地，其首相更因无法收拾粮食危机的残局，而黯然下台。　　

粮食之于一国政权的紧密关联，于粮食匮乏之国而言为求自保，于粮食丰产之国而言则可谓图霸。实际上，自1960年代起，粮食就成为美国维持其经济霸权的关键手段，由其主导的伊拉克战争，本身就隐含着“粮食换石油”（虽以拯救伊民众生存所需为说辞）的战略图谋。　　

而以“自由市场”为名，先低价进入、再高价控制，亦是美国的拿手好戏。以粮食危机最为严重的海地为例，20多年前，该国粮食自给率尚能达到95%，但此格局在1995年向美国开放粮食市场后，发生急速改变——其时，美国以海地粮食价格的一半，向其大量出口粮食，“低价粮”攻略使海地农民纷纷放弃粮食种植，选择进城打工。但好梦不长久，全球粮食市场稍有波动，美国就大幅提高粮食价格，而海地每年所需粮食的3/4来自美国，致使其常常饿脬遍野，政权更迭更是频繁。而此霸权之术，在我国1000多年前的《战国策》里亦有记述：春秋时期，鲁国和梁国的老百姓平常织绨（绨是一种丝线做“经”，棉线做“纬”的纺织品），齐王命令臣民须穿绨制的衣服，本国只准种粮食，不准种桑树。齐国由此对丝的需求日增，越价格高速上涨，邻近之鲁国、梁国见有利可图，均不思粮食生产，改种桑树。几年后，齐王更改命令，只准臣民穿布衣，且实行本国粮食禁运。结果，鲁、梁等国因为饥荒内乱，不战而亡，不得不归顺齐国。　　

对粮食价格的理解，必须基于“自由市场”和“国家安全”双重背景进行思考。当全球粮食生产远超全球人口需求时（或个别国家少量短缺），其遵循的是“自由市场”之逻辑，其价格往往很低廉；而当全球粮食生产不能（或基本）满足全球人口需求时，供需失衡（有时是人为制造），其遵循的是“国家安全”之逻辑——或以本国安全为由，严禁粮食出口；或欺别国缺粮，售以高价（甚至捆绑附加协议，致其主权受侵）。　　

         本文为作者新书《2020年，我们吃什么？——粮食危机会在中国发生吗？》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