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论盖马厩、蒙鸠编巢与小壁虎借尾巴　　

（一）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他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孔子赞叹说：“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诸葛亮在隆中也“每自比于管仲”。管仲善于设喻向齐桓公进谏。一次，齐桓公问盖马厩干什么事最难，管仲回答：编扎马栅栏。当然，管仲是借机说治理国家治天下的大事。在管仲看来，这治天下就如同这盖马厩一样，编扎马栅栏就是选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编扎马栅栏要用直木，治国用人要用君子，现在我们提倡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而事实上，管仲就是一君子，不仅仅是才干，齐桓公不因一箭之仇而废弃管仲。齐桓公因君子管仲辅佐而强大，最后却死于一味谄媚的小人手里，曾经高大富丽堂皇的马厩一时间轰然倒塌，不免令人唏嘘扼腕。　　

中国共产党用了28年的时间盖了一座大大的“马厩”，又用了60多年的时间修缮，前后已是90年。当初之所以成功，是有“直木”支撑：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当年以“怕死不当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惊天地、泣鬼神，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巍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共产党的今天怎么样？在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的《人间正道》中写道：“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中国遭遇的发展难局与困境,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失落,更深刻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的、战斗的中国共产党。”　　

90年前，13个年轻人在一只小船上做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日后谁都没有预料到其重大意义的大事。如今，小船已长成了航母，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13位代表也走上了迥异的人生，有的流血牺牲，有的叛党投敌，有的走了一段曲曲折折之路。最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位了。　　

一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按总人口13亿计算，平均16个人中就有一个党员。又，0---14岁人口为2亿多人，占15%，也就是说，14岁以上人口总数在11亿左右。这样算来，大约每14个人中就有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比例不可谓不大。　　

问题是，这里面会有多少个夏明翰、刘胡兰呢？会有谁记得“为人民服务”这5个大字呢？但见贪腐分子前仆后继越反越贪越反越腐，满耳是“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叫嚣，对毛主席疯狂地恶毒地谩骂丑化！　　

“直木”不直，曲木增多，这正是“马厩”危机之所在。　　

（二）　　

“蒙鸠编巢”的寓言出自荀子。“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就是说，蒙鸠这种南方鸟，用羽毛做巢穴，用毛发来编，却把它系在苇苕上面。风一吹，苇苕折断了，蒙鸠蛋也就破了子也就死了。接下来，荀子还有两句：“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指出了要害，并不是巢穴不完美，而是它系错了地方。苇苕那么软弱，能靠得住吗？　　

我国宪法第一条就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系在什么上了呢？我们的基础“工农联盟”还巩固不巩固呢？　　

早在6月24日，中组部副部长王秦丰面对记者关于工人党员不到700万会不会影响到党的性质的质疑，回答称：从统计上说，我们的工人人数在8000多万党员中有700万，这个工人人数是指一线的工人人数。同时，我们还有2400多万名农民党员，他们也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而且，知识分子本身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综合起来说，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是牢固的，坚不可摧的。　　

有网友问：知识分子中的党员有多少呢？依据一线工人党员约为700万人推测，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应该不会超过700万人。那么，可称为“党的阶级基础”的党员应该是700万+2400万+700万=3800万。用党员总数8026.9万减去3800万，得4200万。这4200万名党员又都是些干什么的呢？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主席早就指出，知识分子有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今天的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他们早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拿人家的钱，吃人家的饭，替人家说话。还大言不惭，替穷人办事。他办的事呢？是辱毛骂毛，做了资产阶级的马前卒。　　

如同蒙鸠把巢系在软弱的苇苕上，我们工农联盟并不像王秦丰副部长说的那么让人乐观。　　

（三）　　

“小壁虎借尾巴”的故事是小学课本上学到的。它在墙角捉蚊子，被一条蛇咬住了尾巴。小壁虎一挣，尾巴断了。于是小壁虎就想去借一条尾巴。向小鱼借，向老黄牛借，向燕子借，都不成。啥事都得靠自己，回到家，经妈妈指点，转身一看，高兴地叫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　　

生物学上讲这是动物一种自我保护本能，有了这种本领，何愁不尾巴？　　

中国共产党也应有这自我更新的能力。　　

60多年前，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在回答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直言提问，53岁的毛泽东坦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当年的延安整风，“整”出一个更加成熟的党，当前也亟须一场。肃清“曲木”，更换“苇苕”，走向新生。　　

管仲也曾有社鼠之喻，直接告诉齐桓公治国所最应的担心。管仲两难在于，不除老鼠，它要破坏神灵之所；若要除它，用火熏怕毁木头，用水灌怕毁泥灰。晏子也向齐景公发表过类似的见解。看来还是要向毛主席学学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