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极惨礉少恩”与韩非子（上）

“其极惨礉少恩”与韩非子（上）　　

我们仍然觉得要佩服司马迁的言简意赅和某种超然的语言风度，他评论韩非子很凝炼的一句话是：　　

“其极惨礉(he)少恩。”　　

但我们知道，司马迁这句话是在客观评述了韩非子的学说，给予很充分而恰如其份的理解之后，对其思想特色还有这么一点的一个评论。这一点的这一揭示，进一步昭现着韩非子的尖锐泼辣毫不留情，说明着韩非子有一种如庖丁手中利刃一般所向披靡的思想风格。这种思想风格，也生动表现在韩非子的语言风格上，就是极其明快犀利，毫不吞吞吐吐或有所隐晦曲折，千载而下，快人快语，莫过于此。　　

我们已经知道，在韩非子去世后的第三年，他的国家，“三晋”之一的韩国，就被秦国所灭，这是齐楚燕赵魏韩六国之中的第一个，这提供了我们理解韩非子其人其文最重要的历史现实基础，就是说，韩非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文章，是在这样一个不容等闲视之的现实基础里面产生的，我们对他的领会理解，也就要相应地立足于这样的基础，才能切中肯綮。　　

这一点，司马迁凭着他一颗纯净安宁而博大深邃的心灵，是做到了，他写在“其极惨礉(he)少恩”这句话之前的一大段话，显得那样公正客观而难能可贵：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　　

我们读苏东坡、王船山对韩非子的评论，发觉他们都完全离开了韩非子的历史基础谈韩非子，从而发出了愤慨的讨伐之声，就是说，他们好像都只记住或同意司马迁后面的一句话，而忘记或不顾前面的这么一大段话，并且，他们用的是一种“抽象”的方法，把韩非子抽象为“其极惨礉少恩”的代表可象征，而与儒仁温柔相对立，加以声讨笔伐。韩非子就这样被他们、包括他们以前的许多的人们永远“定格”了似的。其实，打开《韩非子集》，读其原著，却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司马迁上述一大段所说的那么回事。　　

继前面我览阅了《五蠹》、《亡征》之后，随手又翻看《韩非子集》中排列于《亡征》篇前后的文章，比如《和氏》，谈的问题可归为另一类，而《奸劫弑臣》、《三守》、《备内》、《南面》这几篇的内容，在《亡征》篇中多少已有所涉及，而现在则是稍加展开谈一谈，在深度上角度上都有所不同。说实话，读着有时真感到怵目惊心、毛骨耸然，“其极惨礉少恩”，是评论得一点不错的。　　

然而，“其极惨礉少恩”的首先不是韩非子，他只不过是面对他所知道的历史的与当下的事实罢了。他面对那无数残酷无情的事实，决不回避，说出来，并且替“人主”与国家着想，而提出该当如何应对。面对着充满危险而“其极惨礉少恩”的事实，也就不可能抱着任何“温良恭俭让”的态度了。这是一点也马虎不得，不能吞吞吐吐，不能打折扣的。那不是纸上谈兵，不是为了做出论文或著作等身，而是关系到王冠落地、江山易主、亡国亡族这样的最严峻的问题。　　

可以说，人类有史以来的大忧愁，除了宇宙事件有可能毁灭地球，“杞人忧天”所忧之外，另一个最大最可忧的，莫过于亡国亡族这样的事情。从《伊里亚特》、《离骚》，到《瓦尔特保卫塞那热窝》、《地道战》，所关注和表现的不都是这样的问题吗？人类在其中已经折腾和痛苦了千年万载，诗人们不过对这而一痛苦表现了其中万分之一而已，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啊。作为韩国的贵族公子，韩非子的感受与忧心，自有他的深广之处，作为一个有观察能思想并且能写下来的人，他写出那样的文章，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他应当对“人主”尽量说老实话，尽量说真话，尽量说得多而且警醒，尽量贡献出自己的观点，提供出最为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　　

《三守》篇，说“人主”当有三守，一是心里要藏得住事，不随便漏给“近习能人”，以至为其所用，造成“忠直日疏”；二是不可以毁誉决定爱憎，这就容易被人利用，而发展到“无威，重在左右”。三是不可以不愿辛劳治国，事情都让下面去做，结果只能是大权旁落。“三守不完，劫杀之征也”。　　

而“劫”也有三种，一是明劫，大臣操国柄，群臣“持禄养交”，人主无能为力。二为事劫，骗得人主信托谋事，事成是他的功，事败人主有份，力能让下面都说他的好话，人主没有办法。三为刑劫，就是“守司囹圄，禁制刑罚”要害部门，被人臣操纵。　　

这样看来，当个“人主”，一点也松懈马虎不得，挺累的。　　

韩非子把这些关系给人主捅破，在有关人臣看来，韩非子“其极惨礉少恩”，为何不劝人君宽容以行“仁义”呢？　　

然而，面对“三劫”，能无“三守”吗？　　

《备内》篇，说是就是如何“备内”，是有备，而不是不备。为何对内也要有防备？说来真是可怕得很。这种对君臣与骨肉有挑拨离间之嫌的话，自古以来，也未见得只有韩非子才第一次说，但随着《韩非子集》的流传并产生极大影响，就归结到韩非子身上了。　　

先说君与臣，韩非子说：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　　

这样的一句话，就把君与臣分开了，既把君对臣的盲目信任打破，也把臣对君的复杂关系点破。然后说，　　

“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　　

试想，哪个做人臣的愿意听到韩非子这样说？　　

韩非子进而分析并举例说明人臣是怎么做的，　　

“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　　

“主父”是赫赫有名“胡服骑射”以图强，灭了中山国的赵武灵王，传位给庶子，自称“主父”，引起内乱，大臣李兑投机其间，终将其围困饿死而操赵国之政。（见史记《赵世家》）　　

“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做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　　

韩非子这是叫国君连王后也不要过于信任。举的例子是晋献公信任后妻丽姬，致使原配姜氏之子申生自杀，重耳与夷吾出逃，丽姬立自己的儿子登位，阴谋得逞。　　

申生自杀，《春秋左传》僖公五年《经》记载为“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这是罪归晋献公。儒家的《谷梁传》却分析说，《春秋》虽有责献公之意，却也揭示了申生是考虑父亲年老，不能再失去后妻，遂自杀不自辩，于是真相隐去，让丽姬得逞，从而维护了忠孝仁义以及国家安宁的大局，这是显恶（丽姬）不如扬善（申生）。于是，丽姬之“恶”就隐去，申生之善就扬了出来。（注，此处《谷梁传》之说，参见了网上张红星先生之文）　　

看来，儒家的方法正好与韩非子相反，韩非子决不“隐恶”，而是说真话，以总结历史教训，《谷梁传》却说出这么一番礼治的大道理来，似乎只是叫人事后如何文过饰非说假话罢了。如果照着儒家这样说下去，后人就不知道历史的真相了，大有谎言的重复就成了事实与真理之势。也许，对于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儒家这一套确实能派些用场，就是用在如何文过饰非说假话，而内里，却又不能须臾离开韩非子的治国学说，所以形成了外儒（圣）内法（王）的表里两手并用。　　

因此，苏东坡王船山大骂韩非子，所骂正是君主与国家最需要的东西。但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指向的是酷吏酷法之类，也许还可以加上要求君主于王霸二道上能掌握好分寸平衡，不要太苛刻霸道了，这些，却也不能算错，只是不当归恶于韩非子而大加挞伐。或者，他们批韩，只是托辞而已。以他们的学问，怎会对韩非子不了解呢？　　

反正韩非子在思想史上的风格印象就这样“定型”了似的，就连鲁迅先生也曾幽默地说，　　

“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很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写在〈坟〉后面》）　　

细品鲁迅的话，他仍是深刻而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