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守住根本——解读粮食安全形势 谈粮价、农民利益等问题

 陈锡文：守住根本——

     解读粮食安全形势 谈粮价、农民利益等问题　

    2010-09-01　　

导读：夏粮减产，自然灾害频发，2010年的粮食安全形势怎样?今年的粮价会不会大涨?耕地紧缺，建设用地为何屡屡超标?小产权房违法根源究竟在哪里?城市扩张中该怎样保护农民利益?《面对面》柴静独家专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陈锡文。 　　

旁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为2462亿斤比上一年减少了8亿斤，这十六年来我国夏粮的首次减产。七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3.3%创出年内的新高，而其中由农产品上涨拉动的比例占到了2.3%。　　

主持人：今年粮价会不会大涨? 　　

陈锡文：国内粮食的价格，从今年以来就一直在徐徐上涨，大概都在十个百分点上下。那么现在已经夏粮收割都结束了，数据也公布了，和去年相比减少了千分之三，(减少了0.3%)。所以减的量是非常有限的。但小麦和去年相比我们还增了20亿斤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减的这个8亿斤对市场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它为什么会徐徐上涨?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能看到的生产资料价格有所上涨，城市工资水平有所上涨，最低工资标准不都提高了嘛。你总不能说别的都可以涨，我农民的产品就不能涨。因为我农民的劳动成本以及物质成本都有在增加，小麦这个价格和去年相比最低收购价，政府公布的价格也是有所上涨，大概涨3%到5%左右。　　

主持人：您认为目前的这个涨幅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吗? 　　

陈锡文：我觉得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低水平的稳定的徐徐上涨。 　　

主持人：这个情况为什么能维持住呢? 　　

陈锡文：所以回过头来说决定性的还是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就是从国内来看并没有出现粮食短缺这个想象，所以它也不存在暴涨的可能性。 　　

主持人：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去担心中国的粮食安全呢? 　　

陈锡文：那倒并不是这样，第一就是现在秋粮还没收，一般情况下，秋粮要占七成以上。我刚才亿斤以上说了我们夏粮2462亿斤，早稻产了640多亿斤，两者加起来大概3100亿斤。但我们的目标是粮食产量必须保证在1万亿斤以上，那就还要7000亿斤，那么它还长在地里。所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千方百计保持秋粮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收成。从目前大多数地方看，基本态势是稳定的，有些地方甚至更好。你比如说东北：东北吉林遭的灾很重，水灾遭的很重。大部分被淹了，但是黑龙江就没有，黑龙江的长势我刚去看完，无论是水稻还是玉米，这长势都比去年要好。如果我们的当年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的话，应该说供求就不会出太大问题。 　　

主持人：您为什么这么说? 　　

陈锡文：一个因素就是农业自己的生产能力。今年的早春到现在发生的一些洪涝灾害，大家已经都感觉到，我们国家的农业水利设施欠账太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太弱。一旦你缺乏这样的抗灾能力或者来了自然灾害超过你抗灾能力，那你一定会减产。 　　

主持人：您在现场看到过吗? 　　

陈锡文：这个当然看到过。有很多地方河渠都淤结了，没人去清;支渠、斗渠、毛渠都荒废了，没人去修。大的水利设施搞得很好，但你毛细血管没有啊!你不配套，你最后就旱的时候浇不上，涝的时候排不掉。 　　

主持人：我记得两年前我采访您的时候，您就说过：“说以目前的农村的水利设施的情况，旱则三五年，迟则七八年，可能会出现崩溃的局面。” 　　

陈锡文：对!我是讲过这个话。因为它有个比较，就是说我们过去。比如说上世纪，一直到上世纪为止。一年农民出工出力修这个水利要出到什么程度呢?一年大概要120亿个劳动日，到现在一年能出的劳动日修水利的大概20多亿个工。那么就一年要少100亿个劳动日投在水利上。 　　

主持人：这要是这算成钱? 　　

陈锡文：你就算一个工10块钱，这是最起码最起码的。100亿个劳动日，一年就等于少投入1000个亿。实际上10块钱你雇不到工的，所以这个帐就没法算。那么你说持续十年左右，每年要少投入这么多，老天爷不会年年照顾你。真来了灾，你没有这一设施，你就无能为力! 　　

主持人：那今年看到这个情况，比你想象的是要严重还是轻微? 　　

陈锡文：我觉得有些地方，显然是比我想象的严重。你像西南地区(云南、广西)旱到这个程度，在历史上很罕见，我也没想到会旱成这样。不要说地，连喝水都是问题，旱到这个程度。那你可见它当地水利设施欠账欠多少。还有一些地方就是涝，涝我也经历过。我在农村种过地，涝往往是这个水来了，上游、下游过来一般来说两三天，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一天、半天。淹一下就过去了，很多庄家倒了，你人工想办法给它扶一扶、培培土，它可以活过来，泡几天、十几天，那庄稼根就烂了、就死了，就补不上了。注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续丰收，人们的思想就麻痹了，就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大问题。越麻痹对设施方面的投入就越少，抵御能力就越弱。 　　

旁白：中国现在有十三亿三千多万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当然是头等大事，而这些年来外贸顺差带来的结余也让人觉得腰杆硬了起来，于是有人认为既然已近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那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放到国际市场上去解决的? 　　

主持人：我们有那么多外汇，直接去国外买不就行了? 　　

陈锡文：第一：你想买的国际市场上有没有，这是一个大问题。原来它出口这么多的粮食，有一个大体的固定的分配格局。你说全球小麦进口埃及是最多的，中东地区、阿拉伯地区进口小麦最多。那现在你中国要要了，那人家没准备出来，必然粮价暴涨。你有钱了，中东人家也有钱，不要紧。那没钱的国家怎么办呢?马上就面临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看到很多舆论，说中国威胁，找他们的说法：中国人如果敞开了吃，他自己不够，要到国际市场上进口，这就是对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威胁，我吃多了你可能就要饿肚子。 　　

主持人：我看过一本书，叫《下世纪谁来养活中国》。 　　

陈锡文：莱斯特&布朗写的这本书，当然他这个计算方法是完全不对但对世界冲击影响非常大。我在出访的过程中印度尼西亚的商务部长也在跟我谈,你们进口了全球一半的大豆的贸易量，于是全球大豆价格就上来了。我印度尼西亚没有办法，我必须到国际市场上进口大豆，你把豆子的价格买贵了。这种抱怨，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挑拨。说我有钱我可以少种，我到国际市场买，你这个模式行不通、走不通。 　　

主持人：还有一种声音说，现在既然我是可以算是全球市场当中的一个大消费者，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来决定和影响这个定价权?这样不也很主动吗? 　　

陈锡文：这个实际上是要经过非常长时间的商业领域的激烈的竞争，你才可能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现在全谷物和植物油，它的贸易量控制的企业大的来说就是这么四家，我们加ABCD四家。A就是ADM公司;B就是邦吉公司;C就是嘉吉公司;D就是路易达孚。这四家公司控制着全球粮食贸易量的70%以上，我们现在掌握不了粮食源。你比如说我买了巴西豆子、我买的阿根廷豆子、买的美国豆子，其实都是去找ABCD这四家。他们去帮我们买。是这样完了他再赚我们的钱，他是个中间商。 　　

主持人：是这样啊! 　　

陈锡文：我想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产量、这么大的消费量，理所当然应该在某些重要产品有定价权。它现在为什么没有呢?就是我们涉水还太浅，进入国际市场还刚刚在初步学，这水大概就淹到肚脐眼那儿。现在还没往里去呢!你一定要到大风大浪里去搏击完了才能在最后形成这么一种力量。 　　

主持人：这么多外汇拿着钱买就行了，我们一去芝加哥市场，大家都说中国人来了，价格波动很大。 　　

陈锡文：人家老早知道，听说中国人要来，他那儿就涨价了。完了等到你订单签完，那价格就跌下来了。因为没有像你这么大的主顾再来了。96年初我去芝加哥，芝加哥的期货市场中，总裁是非常好心的请我们去在那儿吃早点，因为他那个办公室，就在交易大厅的上面，大玻璃是透明的。吃完早饭我们就想过去看，这个老总一把拉住我们说：“你千万不能过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底下一看中国人又来了，今天玉米一定是涨停板。”确实是这种状态。所以中国人一出手，人家就炒你这个概念。 　　

主持人：那我们不是很吃亏吗? 　　

陈锡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跟有钱没钱没关系!如果你真要不够了，你出手之后，第一全球从量上来说就不了你;第二你可以把全球的粮食市场搅得周天寒彻，搞得所有人都吃不起粮食，要闹到这个程度，那你说那是中国被人看成是个什么?你是个搅局者、搅局的人、你是个生事儿的人、你是个威胁、是个压力。所以无论从政治层面、从经济层面还是老百姓过日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必须把粮食的主要的生产能力要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 　　

主持人：还有一种声音是说：“那我们不能到海外去租地、买地来自己种?” 　　

陈锡文：我觉得这是好想法，但是一定要想清楚，这一条是什么呢?因为我也考察过很多这样的情况。第一，我们出去租地、买地少了不解决问题，多了可能就是经济问题。土地，你不管是什么所有制说到底它是国土，它和主权连在一起。所以事情一发展到弄大了，它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第二个，我们还有很多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比如说柴静你是中国人，我们支持你到哪个国家去租地、种地，你种的粮食你得拿回来。 　　

主持人：但他可能会觉得，国际市场的粮价高，那我就要卖到高的地方去。 　　

陈锡文：对，你仔细想，这个事儿就不是这样子。你是中国人出去种的地不假，但种完了卖在哪里你能赚钱，你是要考虑的，对吧!所以弄到最后这个博弈的结果，不管是谁，在什么地方种的地，最后大家都到芝加哥去拿订单。 　　

主持人：那么靠这条路来想补充国内的粮食。 　　

陈锡文：它能一个间接的补充。这就是什么，它刺激了全球总供给的增长，保持粮食市场的稳定和价格的稳定。但是你说你在那儿种就拿回来，没有这个事儿。全世界都不会做这个傻事儿。哪买能赚钱就买哪的，我消费者那买能上算我就买哪儿。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租地，买地不失为一条路。到底这条路能走多宽、事儿能做多大，这个事儿是要认真考虑。其实要更多地从全球的角度出发，只有全球粮食产量增长了、稳定了，其实中国的粮食也就稳定了。 　　

旁白：粮食不能依赖进口所以提高我们自身的农业生产能力才是根本。但是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2008年中国耕地面积是18.26亿亩，这个数字和12年前相比减少了一个河南省的耕地面积还要多，面对我国耕地紧缺和流失严重的情况，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但是也有声音认为这18亿亩耕地的红线推高了房价，而在陈锡文看来这不能成为放宽占地政策的理由。 　　

主持人：为什么? 　　

陈锡文：我想大概是这么几个方面，人们似乎朦朦胧胧听说了第二次土地详查的结果。好像耕地比过去还多了点儿。有这么一个舆论，现在社会上以前有一点儿，于是就产生既然多了，你们开卡得这么紧干什么呢?于是他就有可能要你松动。 　　

主持人：对，而且我们会看到很多专家讲，现在已经讲房价这么高，就是因为您们放土地放太少。 　　

陈锡文：这是第二个。很多专家讲，去年年底为什么房价涨得这么高,顶到天花板了。就是你守了18亿亩耕地守出来的。现在看起来形式没那么严峻，那你能不能多放一点地，让房价降下来。第三个原因，各地比较积极地推进城镇化，城镇化当然就要占地。所以我说有这三大压力在，对2010年保护耕地这个形势会比前几年要更加严峻一点。你甭管二调调出来多少地，跟生产能力没关系。她就是个账面的变化。而且某种程度就说明，你农业生产能力实际还比过去估计的要低点。过去也可能是说一亩地的粮食到660斤，但是如果土地还具有所增加，你可能600斤都不到。那说明你水平还低，对吧?第二个关于房价。房子跟庄稼不一样，能种庄稼的地方肯定能种房子。但是能种房子的地方不一定能种庄稼。也就是说明盖房子不一定要求土壤，它只要土地就行。而土壤是什么呢?土壤是有活性的，它是能栽培生命的、能繁育生命的东西。如果说我们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国土把它这算成市亩的话合144亿亩。而我们的耕地，就国家所要保的才18亿亩，就是耕地在国土面积中所占的比重不过12.5%。为什么一定要盯着能长庄稼这个地来盖房子?那不是自己毁了自己的基础吗?所以你到欧洲，到哪里去看。为什么人家有很多山城?为什么要把房子都建在山丘上、丘陵上?不就是为了保护耕地吗?而我们呢?城市建设又一味地铺大饼，城镇郊区的地使我们耕地中的精华，最好的地，水利设施、排灌设施健全。人们对它是最精心照顾的地，流失的最快是这个地。 　　

主持人：他是因为觉得这个地盖房子效益最高，对吧? 　　

陈锡文：是，对农业来说损失也是最大，对未来来说代价也是最大的。 　　

主持人：他会跟你算一笔账：这个地里面种庄稼和种房子差的效益大多了! 　　

陈锡文：是，问题是经济账可以这么算。但是很多从物质上来说，它没法替代。我没有地了，粮食产量减少了，你给我住很好的房子有什么用嘛?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讲，我觉得所谓城市化，我们要有一种新的概念。现在看很多国家，即便是从城市自身的宜居条件去讲它也是到了一定规模之后，一定要形成一个绿色隔离带，或者是树林、或者是沼泽、或者就是稻田、就是庄家。把它隔开，隔开一定距离之后在建一些别的。那边的不毛之地、那边的河滩地或者那边低产的很难改造的地，你把交通线连接上，你在那儿再建。那对农业来说就留下很多，而对居民来说也更加形成一个宜居的环境。 　　

主持人：那我觉得这个道理应该是常识，再加上中央政府每年对建设用地不是有特别严格的指标吗? 　　

陈锡文：对。 　　

主持人：那为什么还拉不住? 　　

陈锡文：有两条。第一是要一定规模的城市，这个规划才由中央政府来批。大部分城市他自己批。第二条就是你指标给他了，他自己做了规划，那么他当然会觉得，我铺大饼这个做法从基础设施方面来说：我代价是最低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他现在是有很大的冲突。 　　

陈锡文：去年公布过，这个国家的土地出让金一起收上来是14000多亿。去年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总收入是68000亿，这68000亿中属于中央政府的收入大概是35000亿，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手术33000亿，非常有意思的一条就是土地是国有的，但实际上中央这级政府和省级政府他是没地的。比如说党中央国务院，我们中央政府在北京，在北京你是在北京市的地上。你中央政府要盖个楼，你得跟北京市申请土地区。你比如说你是山西人，省政府在太原市，省政府想要建个什么东西，你得跟太原市去要地去。所以前两级政府没有土地，没有土地他也不存在土地出让金，于有只有这三级政府有出让金。就是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而乡镇政府说句实话想当可怜，就没多少。所以主要集中在市县这两级，那和他的财政收入相比较起来，有的甚至比他的财政预算收入还要大。 　　

主持人：那您看，主任在我们《刑法》中对违法批地是有这个罪在里头的。是可以判有期徒刑三年的。 　　

陈锡文：对。 　　

主持人：官员也都知道，但是我发现没有人怕这个法律。 　　

陈锡文：它是有一个前缀。 　　

主持人：什么前缀? 　　

陈锡文：这个前缀是什么呢?就是徇私舞弊违法批地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我抓住你是违法批地了，就想你说的了，能抓住我了怎么样?你最多来查我，查半天，你发现查不到我徇私舞弊。我自己没落到口袋里去，于是你就不好办了。简单来说我不管谁是的所有，但是在使用上不需按照规划来做。那么这个规划定完了，这个地他不能用来搞建设、这个地不能用来毁林开荒，弄清楚了。所以北京，为什么没有人想去吧玉渊潭填了去盖房呢、没人想去吧北海填掉、把颐和园填掉，它不允许!所以开发商对于用途管制，都比我们官员要清楚。 　　

陈锡文：小产权房这个问题，有很大的误解。老是说好像有关部门说：“小产权房违法”，主要是因为它是农民、是集体土地。所以有人指责，说小产权房违法这个观点是所有制歧视，欺负农民。实际这个观点，我觉得偏差在哪里呢?偏差在于你了房子这个地方，按规划它是干什么用的。我讲它违法是违反了规划、违反了用途管制。 　　

主持人：很多人都指望这说存在即合理，总有一天你会把我合法化的。而且经济界也有很多人是支持小产权房给它合法化吧。 　　

陈锡文：是，农地农用。这是讲用途，就是说耕地要变成建设用地，要有非常严密的法律程序，修改规划才可以。第二是农地农民用。因为农民相对来说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比较弱的力量。如果你外来人、城里人、有资本的、有技术的大量都下乡。农民被挤出来了之后，他如果没有新的就业怎么办?所以很多国家都遵循这样一个农地农民用。你公司企业到农村去，可以给他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但你不能说把农民地拿过来用了，那这个些农民干什么去? 　　

主持人：这不也是个事儿呢? 　　

陈锡文：那就是你解决农业问题，但你没解决农民问题。 　　

主持人：有什么没解决?同时地还是我你的，你是我的雇我可以发一份工资给你。 　　

陈锡文：所以这是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好的美景。但你去看一下所以下乡的企业能顾多少农民?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租了300亩地。300亩地上，过去也许有200个农民在耕种。那我去了之后，这200人我都能雇下来吗?我有新的投入，大量投入进去。我要全雇下来我就破产了，我能雇20人就不错了。 　　

主持人：那也许他会觉得农民也愿意，我拿了这份地租我出去打工。 　　

陈锡文：第一：这个农民出去打工了，他现在有好的项目，修路、建楼。他去了，所以他这头拿了个地租，那头又去务工，这收入很不错。城里一旦有什么变化，外头工作没有了，我回来。这地怎么办呃?第二，我跟你说：公司企业下去租的地，就是我自己所看到的，能种粮的。粮棉油这些大宗作物的几乎没有。 　　

主持人：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呢? 　　

陈锡文：因为效益低啊!它有更好的收益。你比如说在湖北看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湖北的藕非常好，市场供不应求。所以很多企业家下乡租了农民的稻田，让农民把稻田挖成藕的，种莲藕的池塘。种了，一年挺好，两年挺好，第三年就不行了。市场饱和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我一拍屁股就走了。 　　

主持人：农民怎么弄呢? 　　

陈锡文：这个地种藕是已经卖不出去了，我就得恢复成稻田。你说这要负多大的代价，才能再把它恢复成稻田。我到四川去看过，有一段时间国际市场丝绸价格非常好，企业下乡，叫农民在他的耕地上插桑树，给他养蚕，大量的土地都栽种了桑树。好，市场好了两年，第三年不行了，那人家，不要了，我不要你的桑树我就回去了，那农民怎么办?你知道这个桑树都拔出来，桑树筷子那么粗插下去，种的密密麻麻的，你在把它拔出来，这个地破坏成什么样子了?所以为什么中央翻来覆去的强调我们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不是一农问题。 　　

主持人：主任，有人会觉得说，那您还改不改啊，你说现在农业要增加粮食产量，我们搞规模经营，这个就是个路子吗? 　　

陈锡文：是个路子。那么它是有前提的，当大多数农民都已经离开土地，尽管搞啊! 　　

主持人：现在不也有很多地方说，那我取消户籍差别。我给你一个市民户口，那有没有条件? 　　

陈锡文：很多地方不是两换嘛? 　　

主持人：对 　　

陈锡文： 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两换这个事儿你跟城里人跟那个公民敢讲两换?法律规定承包地和宅基地，我的住宅，农民的住宅是我的合法的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应该政府给我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自己的财产来换。 　　

主持人：没有过这种事。 　　

陈锡文：所以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所以为什么很多地方贴了告示让农民两换，我给你城镇户口，人不去呀!没几个人去呀! 　　

主持人：所以我看您说过一句话，地方上在改这个土地的事儿要的是农民的地，不是农民的人。 　　

陈锡文：所以我感觉到就是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他对中国农村之所以会形这样一种经济社会结果缺乏了解，对于土地，国家有这么一整套法律法规政策也缺乏了解。我讲缺乏这两个了解，并不是说这两套东西，好得十全十美。不能改、不能动。但你先得弄懂它现在是怎么回事，你才可以改。 　　

主持人：有一部分农民声音很强烈，他们觉得说，我们不是不愿意种地，是因为很多时候被剥夺了一个资源选择的权利。你的耕地很容易就被征走了，用不着征询我们的意见。由此而生的很多群体事，也有很多。我想您的工作应该也会接触到不少。　　

陈锡文：是啊!我自己下去也见过。就是说镇里来征地，县里发了个告示，农民确实他没有办法获得了解。你告示贴了，但是你的征地这个权力是经过哪一级的批准的?我就无从知道，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大量的，我说违法用地的现象，但是没有人去纠正、没有人去处理。 　　

主持人：对，很多时候。比如说农民向新闻媒体来反映这些实情的时候，他们所提供的材料你可以看得到，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警力来强制性地征土地。 　　

陈锡文：对。从强制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它会把一些矛盾更加激化起来。第一讲理我跟你很讲得了;第二我从保护自己的能力来说，你盖了公章，你说这个东西发下来了，所以大部分不得不忍气吞声，就走了。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祖祖辈辈生养的这块地方。不得不是这样，它积累下这种社会矛盾是非常之多。所以第一，你不管是什么方式去征地也好、拆房子也好、拆村庄也好，一定要遵守国家给你多少建设用地，你就是多少建设用地，不能随便乱超。 　　

第二如果是村并居，把指标拿过来了那么你可以跟农民讲清楚。我拿你的指标我在哪儿卖，上市卖了多少钱，是100万就得还人家100万，是1000万你就得还人家1000万。你不能说，你看我给你开了一个好房子，你就行了。其实你连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钱都没有。大头还是你转走了，这个大概也不行。 　　

主持人：那么他会说：农民愿意的呀! 　　

陈锡文：农民愿意，你告诉他，我拿你的地卖了多少钱了吗?你只要敢跟他讲，农民说：行，你把我地卖的100万，我只要20万就行了，这事儿你就随便。你不能再对不起农民，老是让农民吃亏。 　　

主持人：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也有人说，这个口子是不是开得太小了? 　　

陈锡文：是不大。但是这件事情的意义大在哪他就是朝着缩小征地规模走的。对吧? 　　

主持人：那这个口子的方向是不是政府以后要逐步的退出非公益性的征地呢?可以这么理解吗? 　　

陈锡文：我觉得是这样的。 　　

主持人：问题是大家既然都看到了这个方向，可是您比如说什么是公益、什么是非公益?这个目录听说是编了好几年，但是还没有编出来。 　　

陈锡文：就我的了解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什么公益性的项目能够把它穷尽地说完。 　　

主持人：那么是靠什么来界定? 　　

陈锡文：没有，这件事情是不是确确实实对社会有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有好处，我想这个是最根本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片面的理解，似乎我一说公益性，你这个当事人你就得吃亏，这个事儿怎么讲也讲不过理去。我把这个地址让出来，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凭什么叫我在经济上还要吃亏，那就讲不过去了对吧。 　　

主持人：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陈锡文：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要转过来。 　　

主持人：那么政府会讲难道公益性征地我也按市场价格给你吗? 　　

陈锡文：你不按市场价格，这个是说不过去的。你比如说北京，我已经从市中心，繁华区，最便利的地区，你叫我搬到三环，四环，五环以外去了。我做的牺牲还不够吗?但是我的住宅，你是不是应该让我有所改善了，面积略大一点呢，条件略好一点。 　　

主持人：各地都在讲城乡统筹，都在做各种实验。但是我听您说过一句话：千万不要认为城乡统筹就是继续从农村那儿拿资源过来。 　　

陈锡文：这个话我是在调查过程中，有一个老农跟我讲的。他讲到统筹统筹我们都很欢迎，但是你们多帮我们筹点。他说的这个筹是从各个方面筹点钱来支持我们农村，不要只想着统我们的地。所以我说真正的城乡统筹，房子大小，房子的形式，都是次要的。

陈锡文 简介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50年7月生，祖籍江苏丹阳，出生于上海市。 　　

1966年夏在上海初中毕业，恰逢“文革”爆发。1968年9月，由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生产连队当农工、文书，后任营部书记、团政治处、师政治部理论教育和新闻干事。1978年恢复高考后，从黑龙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就读。在校期间，开始参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关于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活动。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 　　

1985年7月，随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建制划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0年7月，随机构调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任农村发展研究部副部长、部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1994年6月，被抽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仍保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2000年11月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源自：神农网http://www.shennong.com/n/1/16/752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