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右翼之暴政

该文节选自米雪儿-古德伯格(Michelle Goldberg) 所著<<天国的来临：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崛起>>(Kingdom Coming: The Rise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基督教右翼之暴政

米雪儿-古德伯格

每当我与朋友谈起福音派右翼不断膨胀的实力时，他们总是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呢？通常我是用一个玩笑来作答：收拾好你的行李，随时把护照带在身上。

我并非真的那样想，但我的焦虑是实实在在的。政府蔑视公民自由是一回事，毕竟美国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挺过来了。但出现群众运动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举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群众运动--此运动不惜侵害其同胞的权利。宪法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但这个保护并非绝对的；如果得到多数人足够的同情，或即便是他们的冷漠对待的话，一个组织严密的派别是可以绕过这样的宪法原则的。

我所讲的这个群众运动，其根本目的是要用其所谓的“基督教世界观”来取代启蒙理性。“基督教世界观”这一叙事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仰之上的：真正的基督教必须统治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且政治、科学、历史、文化等范畴都必须按照圣经来理解。不容置疑，圣经对于许多问题都有正确的解读，象同性恋婚姻、收入税率等等，且这些都需要具备正确世界观的人来发现。但群众运动的基督教是一个整全的意识形态--我把它叫做基督教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被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所追捧的意识形态，而其中的某些人还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这即是引起有关宗教、科学、性、多元化等众多争论，并进而造成诸多社区分裂的背后推动力。

我并不是要暗示美国的宗教暴政即将到来。我们的民主正在被腐蚀，许多权利也正在消失，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包括那些极力反对基督教民族主义日程的人，在可预见的将来，生活还是最有可能照常继续。对于那些珍惜世俗社会的人来说，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担忧就显得有些微妙。就像放在锅里的龙虾一样，水的加热是如此之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掉。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政治生活中的分离和恶毒气氛必然会加剧。其中部分原因在于，随着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扩张，世俗主义也会扩张，而温和的基督教则必定衰颓。根据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对宗教身份认同所做的系统调查，自认为基督徒的比例在近年实际上有所下降，从1990年的86%降到了2001年的77%。调查发现最大的增长，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百分比，是那些不认同于任何宗教的群体。

他们的人数翻了一番多，从1990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万(占总人口的8%)增加到了2001年的二千九百四十万(占总人口14%)。“美国的宗教市场上获利最多者为这三类：福音派基督徒，无派别基督徒，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调查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其他小宗教的百分比仍然很低，不到总人口的4%)。

这可是造成两极化的好配方。随着基督教民族主义越来越军事化，世俗主义者和宗教少数派必定会动员起来进行反对，从而加剧双方的敌意。因此我们很有可能看到中间地段的萎缩，而敌对双方则彼此投以困惑和蔑视的目光。

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同性恋群体、妇女和宗教少数派在过去几十年中赢得的权利会逐渐被蚕食。随着布什任命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后，堕胎的权利会受到限制；如果布什再任命第三位大法官的话，那就意味着罗伊-魏德法案的终结。可以预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同性恋者领养孩子，以及试图解雇学校的同性恋教师。福音派的领袖正督促他们的信众对孩子的同性恋倾向保持警惕，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同性恋青少年被强行“改造理疗”以让其回归正常。(“聚焦家庭”号召家长们在男孩仅仅五岁的时候就考虑向他们寻求帮助，如果这些男孩有“易哭的倾向，不爱运动，不喜欢对别的男孩来说都没问题的艰苦的居住条件。”)

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和意识形态会越来越多地占据公共生活。除了教育方面的斗争以外，会有更多的运动要求学校教授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历史。“公立学校圣经课程全国协会”(一个右翼福音派组织)所设计的一门选修课，已经在36个州的300多个学校开设。基督教民族主义对公立学校、大学、法庭、社会服务和医疗诊所的影响，将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生活方式，使其变得扭曲、刻薄和分裂。

当然，这种受损的民主制度和真正的神权政治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除非美国公众仅存的共识再经历几次大的危机，否则宗教法西斯主义不会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世俗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不必歇斯底里，但也不要自鸣得意。

基督教民族主义仍然受到宪法、法院和温和的民主反对派(偶尔正好是民主党)的遏制。它也受到资本主义的限制。很多企业集团乐见其政治盟友利用基督教右翼走卒的愤怒和激情，但文化产业反感政府的审查制度。同性恋恐惧症对生意也不利，因为许多公司需要雇用同性恋员工，也要争取同性恋客户。生物技术公司不会录用对进化论不甚了解的毕业生，所以经济压力会多少抵消公立学校中创世论的侵蚀。

夺得江山

正如福音派的派翠克-亨利学院院长迈克-法瑞斯所说的那样，只有在国家经历若干次灾难以后，所有这些防护堡垒才可能都倒塌掉，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也才可能真正“夺得江山”。历史上来看，极权运动只有在当权者无法应付灾难--象经济崩溃、国家安全不保、军事失败等--而且老百姓也对现存体制的合法性失去信心时，才可能夺得国家政权。

这样的灾难在美国当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卡特琳娜飓风的后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社会秩序瞬间崩溃以后的可怕景象。如果恐怖主义份子再次成功袭击的话，我们将可能会看到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自由受到严重侵蚀，同时右翼(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的好战情绪也将陡然上升。

体制本身的解体也将更加微妙。许多专家已经警告，美国的债务无法再维持下去，经济危机可能即将来临。如果出现硬着陆的话--由于油价的飙升，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元的大幅贬值，或者其他的危机--利率就会瞬间窜升，使得许多人无法偿付浮动利率的分期房款和信用卡账单。资产重组和破产随之而来。造成的怨怒将点燃或左倾或右倾的极端群众运动--更有可能是右倾的，因为它在美国大部分地区拥有更强的意识形态基础。

军事灾难也有可能加剧类似的情绪。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看起来将以不体面的结局收场。真正的受害者将是伊拉克，但是很多美国人会觉得愤怒和羞辱，并同情右派为解释布什失败的冒险而散播的“背后捅刀子”的说辞。毕竟，正是因为一战的失败，才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也许美国会很幸运，并不知不觉地度过目前的危机。如果那样的话，基督教民族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仍将会持续增长，虽然其扩张可能会相对温和，相对循序渐进。

全国的人口变化趋势有出现运动的苗头。超级教堂文化正迅速扩张。宗教保守主义兴旺的远郊区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地区；在2004年，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100个县中，有97个投了共和党的票。远郊区之间的互不相连使得传播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虚拟现实变成可能，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与它发生矛盾。

如果一个运动是其成员的社会生活世界的全部，那么它的控制就很难松动。汉娜-阿伦特在其<<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是这样说的，“社会原子化和极端个人化随之而来的就是群众运动。比之于传统党派中社会化的、非个人主义的成员，这种运动更容易也更早吸引那些彻底无组织者和典型的‘不参预者’，这些人由于个人主义的原因总是拒绝承认社会纽带或义务。”

美国的深刻裂痕

那些想与基督教民族主义斗争的人得要有一个长期的多样化的策略。我认为应由三个部分组成--选举改革，使城市中心区在联邦政府中享有合理的代表；草根组织，帮助人们在基层与基督教民族主义作斗争；媒体动员，以提高公众对右翼运动的真正企图的意识。

我无意于寻求妥协或调停。如果某位领袖能体察双方的不满，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停战，并愈合美国的裂痕，那再好不过了。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风靡之下所隐藏的焦虑--对社会崩溃、婚姻不稳和文化衰退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着手处理。但只要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破坏世俗社会，并将其神学用政治手段强制执行，我们就应该战斗，而不是安抚和取悦。

虽然我支持自由阵营为经济正义所作的斗争--更高的工资，全民医疗保险，可负担的教育，和退休养老金--但我并不认为经济民粹主义能有效遏制宗教右翼。文化利益是真正的利益，而且有些驱动力比物质的驱动力更强。正如阿伦特所指出，极权运动往往使那些试图用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的观察者感到困惑。

从终极意义上讲，与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斗争就是与内在于民主制度结构中的对城市偏见的斗争。因为每个州有两名参议员，所以生活在地广人稀的17个州、只占全国7%的人口竟控制着国会上院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保守的州在选举人团中也占有了过多的代表席位。

根据“选举和民主中心”的斯帝文-希尔的统计，蒙大拿、怀俄明、内华达、北达科他、南达科他、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荷马、亚利桑那和阿肯色诸州的总人口等于纽约和麻萨诸塞州的人口，但前面那些州在选举人团中却多了九张选票(在参议院中更拥有五倍以上的席位)。美国的保守主义者的的确确更作数。

自由主义者应该力争废除选举人团，并平衡参议院的组成，也许得通过分解大州的方式。(倡议给予纽约市以联邦州的地位可能是一个好的开端。)这将是一个艰苦卓绝的任务。鉴于保守派已经沉浸于他们是东北部精英分子的牺牲品的幻想之中，需要有一场历史性的运动来削弱他们的权力。只有在蓝州有足够的人制止右翼嘲笑他们与“真正美国人”隔绝，并对孤陋的反动派统治他们而感到愤怒的时候，这样的运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毕竟，美国的中心地区并不具备道德权威。那些选民最执迷于“道德价值”的州实际上拥有最高的离婚率和青少年怀孕率。拥有最佳公立学校的五个州--麻萨诸塞，康涅狄格，佛蒙特，新泽西，和威斯康星--全都是进步阵营的堡垒。拥有最差公立学校的五个州--新墨西哥，内华达，亚利桑那，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全都投了布什的票。

有关文化战争是“精英分子”和“普通美国人”之间的斗争的谎言掩盖了不同群体的普通美国人之间的裂痕，每一个群体都觉得受到了别的群体的异类价值的威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自由主义者受了右翼的蛊惑，真的开始了脱离人民的思考。他们不是思考什么样的政治能让生活更美好，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想要代表什么样的老百姓--以及怎样赢得别人的支持--而是试图用他们的理念和象征符号去赢得想象中的中部地区的支持。这是自贬身份。

关注地方

自由阵营要掀起一场运动的同时与基督教民族主义斗争，办法之一就是把精力集中在地方政治上。为了借鉴，他们只需向“基督教联盟”看齐就行了：直到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并把福音派右翼从华盛顿的权力中心驱逐出来，“基督教联盟”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选举组织。

基督教右翼非常善于在州法律和修正案上动心思，联合其铁杆支持者，并迫使对方防卫看起来很极端的立场。例如，要求青少年堕胎得有家长同意的倡议获得了压倒性的公共支持，迫使“支持选择”派运动节节败退，而给予“支持生命”派宝贵的政治经验。自由派也可运用这个战略。他们可以借助一些议题以打击对方的极端主义，赢得几个政治胜利，并且在全民面前边缘化基督教民族主义者。进步阵营可以通过选票策略订立地方和州法律，禁止给予有宗教歧视的组织任何公共基金。因为很多以信仰为基础的基金都通过州一级来拨发，这样的法律可以部份终止用纳税人的钱支撑的救世军和其他宗教慈善机构的偏见。托布什的福，现在很少人知道，以信仰为基础的机构可以一方面拿纳税人的钱，而另一方面却明确拒绝雇用犹太人、印度教徒、佛教徒或穆斯林。这个问题需要公众的注意，并得有一场或数场政治斗争才能得到解决。 更好的话，这个运动能帮助创立草根组织--一个有政治经验和矢志于多元化的人群网络。

进步阵营也可以力争通过法律，要求药剂师提供处方避孕药。(这样的法律已经在加州，新泽西，内华达，和西弗吉尼亚成为现实。)市场自己可能实际上会起草这样的法律。只消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对夫妻与其医生谈话以后决定不能再要孩子，医生给他们开了一张避孕处方，妻子拿着处方去找药剂师，而药剂师在给她一番宗教说教以后把她打发走了。这个运动可以采用堕胎支持者所创设的最成功的口号之一：“谁来决定--你还是他们？”

新媒体战略

与地方战略相配套，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反对者需要有一个新的媒体战略。许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负责“前进”(MoveOn, 一个支持民主党的组织)组织公关的“范顿媒介”(Fenton Communications)最近发起了“保卫宪法运动”，一个“前进”风格的、旨在提高对宗教右翼的意识的草根组织。“前进”，拥有近三百五十万随时可以捐款、并为了进步事业向政治家写信或游说的会员，是自由阵营最接近于“基督教联盟”的组织，但其主要集中在经济正义、外交政策和环境保护上，而不是颇具争议的社会问题。“保卫宪法运动”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的网络以尽力抵制基督教民族主义。

媒体战略家们需要做的主要还是在公共教育方面。美国人需要知道“基督教重建主义”是什么意思，以决定他们是否应该支持与神权主义者共舞的国会议员。他们需要知道，共和党已经变成了那些极端反对公共教育者的堡垒，因为他们认为家庭妇女应该教育孩子。(在他的<<只有家庭能做到>>(It Takes a Family)一书中，瑞克-桑托鲁把公共教育叫做“脱离常轨”，并且预测家庭学校必将繁荣--作为许多人的上佳选择，它将去除乡村长老们对公共教育的牢牢控制，并使家长辛勤哺育的花朵灿然绽放。)

当涉及到与基督教民族主义作斗争的公关活动时，最棘手的是公共场合的宗教象征符号问题。关于公共广场的耶稣画像或学校乐团唱圣诞赞美诗的争吵，真正关系到第一修正案的哪一方面应被遵循--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还是对建立国教的禁止。总的来说，我认为最好在言论自由方面出错。就像大部分有关第一修正案的争议一样，回应使宗教少数派感到被排除或被异化的言论(此指宗教象征符号)的答案就是更多的言论--七叉烛台，佛像，(印度教)帝瓦力灯，和多语种灵修主义的象征符号。

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如果不彻底将其击败就不能挤出其毒素。但自由主义者该走的第一步，就是在福音派的言论自由权利受到不公正遏制的时候，站出来大声捍卫。虽然远比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所声称的要少，但在某些场合，有些官员在捍卫政教分离原则时做过了头，压制受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宗教言论。(在2005年，有一个被右翼媒体吵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就是，田纳西州的一个校长不允许一个十岁大的学生在课间组织圣经学习。)我们既要从原则上反对这种侵权行为，因为基督徒跟其他每个人一样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又要从政治角度加以反对，因为这些侵权行为会产生反作用，最终会伤害政教分离的原则。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已经在做这些了，但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因为世俗主义者缺乏右翼那样的宣传机器。自由主义者应该创建他们自己的机构以回绝别人的歪曲，同时又支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坚定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是很难回心转意的，但是可以使他们的一些潜在同情者明白进步阵营并非试图根除其信仰，从而使右派把任何政治争议都归结为对耶稣的战争的企图难以得逞。

最终的挑战，是要让事实说话。如果进步阵营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也许就能得救。

反原教旨从国内做起

911之后不久，萨尔曼-拉什迪就撰文驳斥了左派人士把恐怖袭击理性化为第三世界愤怒的总爆发：“原教旨主义者想要摧毁的远不只是建筑”，他写到。“简单说来，这些人所反对的是言论自由，多党执政，普选权，政府透明度，犹太人，同性恋者，妇女权利，多元化，世俗主义，短裙，舞蹈，刮须，进化论，和性。”

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对刮须没有问题，但除此以外，拉什迪所说的也可以适用于他们。

如果在海外打击宗教独裁主义，却让其在国内得势，那则是荒谬的。现代价值与中世纪价值之间痛苦而残酷的斗争给这个星球带来了混乱、恐惧和苦难。比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冲突更糟糕的是不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战争。美国必须站在自由和启蒙的一方，站在从僵死教条解放出来的一方。它必将是理性高于圣书指令、人间大爱高于宗教至上主义的一方。否则，上帝将帮助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