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隐忧及反思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隐忧及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都快速增长。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排在第一位的国家，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资的大量涌入，使中国迅速成为跨国公司世界性生产基地，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美名。然而，在国外媒体大肆吹捧中国经济的同时，我们也要反思中国面临的发展隐忧。特别是外资已经从最初的合资合作演变到了越来越多的收购、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直接威胁到相关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
    一、中国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的发展隐忧
    1、中国已开放产业有被外资控制和垄断的危险，危及中国经济主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境外的金融与商业顾问公司——Grant Thormton Corporate Finance的报告显示，从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一年时间就有价值140亿美元的中国内地公司为境外企业所并购。外资在并购中国企业时往往表现出强势地位与强悍的作风。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方式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总结出三个“必须”——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个“必须”是一些跨国公司目前在华并购战略的基本要求。在跨国公司的这种“狼性”并购战略下，我国已逐渐失去对许多行业的主导权和市场发言权。如中国的感光材料市场已全部被外资占据；国内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军覆没。
    随着我国准予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放开，我国的装备制造业等战略产业也面临着被外资控制的危险。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近年来，跨国公司已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中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在地方政府“靓女先嫁”原则的主导下，很多地方国有骨干企业落入了“合资—亏损—外防控股—最后完全吞并”的圈套。如大连电机厂、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合肥变压器厂等。
    外资的并购还逐渐深入到我国的能源、矿藏开采业。我国的有色金属、金矿、煤炭业纷纷引进外资参与开采，甚至出现把矿藏卖与外商独资开采的情况。为了预防能源危机，我国花了大量的钱在全球寻找能源和资源，但对于国内的资源、能源却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
    外资在零售业上的拓展速度亦相当惊人。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新型流通产业—物流业，正在成为经济的命脉行业。现代流通控制着市场、决定着生产、影响着金融。谁掌握了一国的流通主渠道，就相当于掌握了经济命脉。到目前为止，全球50家最大零售企业大部分已进入中国，占领了我国高端零售业80％以上的份额。
    如果继续放任外资并购而不加限制，终有一天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一直实行严格管制，包括制定完善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审查程序，实行积极有效的行政和法律干预等。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或并购往往以失败告终。俄罗斯也对外资进入实行严格控制。2006年，普京签署了一个命令，一千个国有大中型制造企业不许卖。
    2．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有被逐渐消融的危险
    首先，中国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正陷入低技术陷阱，引进来的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且中国企业在引进国外技术之后，消化创新不足，陷入引进——过时——再引进——再过时的低水平循环过程。由于引进技术没有实现共享，各地重复引进现象严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乔治•吉尔博伊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柴海涛认为：“从贸易形势上看，传统贸易的主导地位正逐渐被加工贸易所取代，中国逐步被逼迫到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技术产业边缘。”
    其次，外资的涌入几乎不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许多行业的本土技术进步不明显。有些地方为了把外资引进来，甚至已经放弃对技术转让的要求。在引进外资的形式中，外商独资的比例越来越高。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即使是合资企业，从已经被外资控股企业的生产经营来看，外商对关键技术的保密十分严格，中方雇员想得到技术很难。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实践表明：跨国公司通过采取技术内部转移策略、强化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对技术标准迸行控制策略、实施研发分工策略等在先进技术领域实行对华封锁，以合资获得高新尖端技术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以支柱产业汽车行业为例，我们与外国合资生产汽车二十多年，至今就只有一个装配技术。汽车的核心技术一底盘、发动机、整体制动等，半个都没有引进，合资厂没有设计过一个整车。
    再次，跨国公司企业及其研发机构利用高薪和灵活的用人机制，挖走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优秀人才，使本来就困难重重的企业技术研发陷入困境。
    3．中国面临贸易摩擦加剧、贸易条件恶化但出口贸易获利少的两难局面
    2007年，从贸易争端、贸易差额之争到“中国输出通胀论”，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其实，对中国的贸易指责不应该由中国独自承担责任，因为我国进出口的一半以上产品都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我国的贸易结构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一端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另一端拥有销售渠道，只将中间一段低增值的加工环节转移至中国进行。以东南亚的贸易结构为例。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四小龙之间的三角贸易关系表现为：在产业分工上，先日本、后四小龙，再中国。日本主要生产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中间产品，东南亚四小龙作为次级生产基地，进行相对高级的制造生产，而中国则提供组装加工车间，并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和日本市场。在这种结构下，中国成为日本、东南亚的出口中转站，直面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制裁风险。事实上，我国已连续十三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由于我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底端，加上近年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影响，我国面临的贸易条件越来越艰难。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从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数，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意味着我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由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外资大量投入的结果是巨额利润的汇出。据统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5年，外国投资者就从中国汇出利润近580亿元。有人这样概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只能拿30％利润。而对OEM这种贴牌生产，有专家估计，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
    4 过度依赖外资，挤压了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
    外资对国内企业的挤压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给予外资企业大量优惠政策，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较国内企业更加优惠的待遇：如税收优惠、价格优惠、贷款优惠和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优惠等。某些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为了寻求政绩盲目争相引进外资，过度超前开放。如以极低的土地出让价吸引外资，有时甚至是零地价。以大量优惠政策为代价吸引外资，加重了本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难以与外资相抗衡。第二，外国品牌轻易占领国内市场，冲击国产民族品牌。世界知名跨国公司迅速扩大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和占领中国市场，通过占领中国市场来控制和占领世界市场。中国企业不出国门，就同时面临了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双重竞争。在外资企业收购和竞争的双重打击下，20世纪90年代以前深受消费者信赖的国产品牌现已所剩无几了。我国现有20多万家“三资”企业，有90％使用外方商标。
    5．外资大量消耗我国的资源、能源，对我国环境造成破坏之余，加剧我国与他国的能源摩擦
    考察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在三大产业中以第二产业的工业为高，在工业中又以制造业为高。而中国工业及其制造业正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可以这样说，随着大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等于是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据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7年会上提供的数据：2006年中国净出口煤炭2500多万吨、焦炭1450万吨；同时，中国还净出口粗钢3434万吨，未锻轧铝70万吨，彩电及整套散件1．04亿台，机电产品1217亿美元，这里面都包含着大量能源消耗。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能源消耗的“替代”，加剧了中国能源供应的紧张状况。近些年，中国进口资源和能源大幅增加。对国外资源和能源的严重依赖，加剧了我国与他国的能源摩擦，一些资源出口国在价格上不断要挟我们。
    现在各级地方政府、贸易主管部门、出口导向企业为了维持出口的高速增长，盲目引资，没有过多考虑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大量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引进，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据有关部门初步测算，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所造成的生产力以及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大约170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中国贸易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每年因外贸造成的环境与资源代价大致是1190亿美元。中国大量引进低附加值、污染严重的生产线，其实是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透支了未来的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资源、能源问题还将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主权。当中国消耗完自己的资源、能源，今后将在外交谈判中丧失大量利益。
    6．以压低中国工人工资的方式获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利于国家经济长远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实行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并以出口导向为主导的战略。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对“低工资模式”的深度依赖上的。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20多倍，比泰国要低一倍，甚至比印度都低。沿海地区企业工人工资的增长大大低于GDP的增长，更不用说内地企业工人工资。世界银行的报道指出：“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在牺牲了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的基础上的，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得益者。而这些弱势群体，如果政府不能够在公共福利方面为他们提供保障，他们将成为这个社会赤贫的人。”随着CPI在不断上涨，工资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生活压力不断增大，人们对政府与社会的抱怨日渐增多。
    这种一味依赖外部市场的低工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也与中国的“以内需为主”的政策导向相悖。近年来，由于与他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而带来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风险，以及国内面临的众多突出问题都证明，以往过分注重出口、注重GDP增长而忽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难以维系，必须将大力发展国内需求作为我国的长期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低工资模式很难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凯恩斯主义认为，低工资无助于就业，反而因为消费者购买力不高，阻碍了工业品需求的提升。
    二、合理利用外资的战略反思
    1．以促进我国的科技进步为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目标，全面调整盲目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
    对外经济交往，应以满足国内的经济发展为大前提。鉴于我国总体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对外经济交往应以促进我国的科技进步为主要目标。一方面我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严格考核其提升本国技术水平的能力，另一方面要从国外大力引进先进技术。由于技术先进的国家会在出售其技术时设置重重障碍，不但要价很高而且只卖过时的第二手技术，我们必须在引进国外技术后注重消化、吸收并进一步创新。对进口的国外产品也要加强研究其技术因素，力求在借鉴的过程中掌握并创新技术。要坚决纠正已经出现的对外国技术、产品严重依赖，忽略改进和创新其技术的倾向。从世界发展的历程看，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就是知识与技术的追赶过程。一味追求廉价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长而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能使中国经济在对外交往中沦为打工经济，当外资大举撤离后，留给我们的也许只有土地和劳动力。
    2．建立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严格界定外资准入的领域及规模
    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准入壁垒，指东道国在投资准入环节通过设置安全审查的程序、制度和行为，对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并购活动或经营实体禁止或限制进入到有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或公共利益的关键部门和产业，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国家安全。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有以下功能：第一，限制外资的技术控制。第二，限制外资的行业控制。第三，限制外资的市场控制。第四，限制外资的环境破坏。结合我国实际，建立起我国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将会规范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和维护国家安全，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遭受不公待遇时也可以据此采取积极措施来保护。当今世界，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外资的进入都有严格的安全审查体制。
    3．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经营规范和引导，取消对外资的各种“超国民待遇”优惠
    各级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要严格监督外资按照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科技进步政策进行投资，同时按照我国对WTO的承诺，尽快实现对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原则，取消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通过提高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来提高外资的质量。优惠政策在提升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竞争优势方面作用其实非常有限。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勒和莫迪进行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最关心的因素为基础设施、现有外资状况、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容量等，而不是优惠政策。乌拉圭曾是世界上对外资征税最低的国家，但并没有对外资产生多大吸引力。相反，美国对外资企业不实行税收优惠，但一直是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取消外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等于给中国的本土企业提供了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拓展了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我国的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说还是得依靠众多的本土企业。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崛起，哪个不是主要依靠本国的企业？
    4．逐年提高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此带动内需的稳步增长
    企业工人工资提高将带来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上升，对中国廉价商品出口的过快增长起到遏制作用。这样可以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也可迫使中小型外资、中资企业向开发高端产品的方向发展，带动我国的科技进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由工资的增长而带来内需的增加足以抵消出口增长减缓所带来的影响，使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5期《理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