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发出的警告

又快到9月28日了，每年的这一天，总会使我浮想连翩。　　

四十三年前的这天，即1967年的9月28日，我见到了心中最敬爱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还同我握了手，语重心长地同我和在座的红卫兵代表们讲了话。事情是这样的。当初，S市在筹备中学红代会，我有幸成为该市中学红代会的五大组织代表，被选出来参加欢迎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的宴会。一来，听说敬爱的周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来访会出席，二来，过两天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举国国庆了，所以，与会者个个都很兴奋。宴会快开始前，我被组织上安排站在门口，欢迎周总理和卡翁达总统的到来。一会儿功夫，大家就欢呼起来。周总理一进门，就同欢迎的人群，一一握手，缓步过去。我们那个激动啊，简直用任何语言也表达不出来。　　

接着，就是周总理和卡翁达总统分别致词。周总理致的是欢迎辞，卡翁达总统致的是答辞。起先，周总理说一句，译员就译成英语一句，说着说着，可能是担心翻译的速度太慢，会议拖的时间过长，也可能是翻译的个别词句不一定准确，周总理就直接用英语演讲。天啊，周总理的英语是那样的流畅、准确，我们简直惊呆了。都说周总理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次，亲耳聆听，才感到无比的真切、折服。　　

更为真切的是，周总理举杯，向一席席兴高采烈围着圆桌而坐的上海各界人士–工人、农民、干部、商人、解放军、学生走来，边走，边发表即席演说，当走到我们中学红卫兵代表一桌时，就不是三言两语，而是向我们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谈话。周总理说的话很多，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想到做记录，事后也没有补记，所以，大都忘记了，但其中几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志难忘。　　

周总理的原话大致是这样的：WG会有反复，对这一点，红卫兵小将们不要有任何幻想。现在是WG的高潮时期，WG同任何革命运动一样，有高潮，必定有低潮。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被毛主席所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打下去了，但不能保证今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会不会反扑过来。你们要作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不过，出现了反复也不要紧。反复也是学习。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学习。不经过反复，WG就无法最终巩固起来。不经过反复，WG的实际意义就无法为广大的革命群众所真正领会和掌握。我相信，经过反复，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们会成熟得多，以得到更多、更大的锻炼。（鼓掌）　　

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但基本精神是这样的。再说，参加者也不止我，有一圆桌的同学都在聆听。若有幸此文能被当年在座的其他朋友看到，可以证明，抑或指正。当时，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本人，谁也不相信，无产阶级WG真的会有反复。理由一是革命形势那样好，二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经被革命群众彻底推翻，以他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失去了市场，没人会相信他们，更没人会重新跟着他们所推行的那套走。他们已经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意识上彻底失败了。即使他们重新上台，他们也只能照着毛主席所倡导的那样做。人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啊。难道他们过去面对革命群众所作的“检查”，向毛主席、向党所作的“保证”都是应景的和口是心非的吗？即使他们仍然坚持错误，难道台下还会有人去相信他们，心甘情愿地跟他们走吗？所以，我记得，当时，大家不约而同说，请总理放心，只要毛主席在，只要周总理在，只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上不了台的。即使上台，也只有改正错误的份。没人会听他们的。不仅不听，还会站出来同他们斗争的。当时的社会舆论、社会大环境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很放心。　　

还有，我为什么这样自信？因为有一点点儿“经验”。我们学校有个右派教师，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帽子，课照上，工资照拿，话照讲，即使在WG的复课闹革命阶段，学生由社会回到了教室，他仍可以挺直腰杆，站在讲台上，继续“宣讲”自己的观点。他特别能讲，我们当学生的，因为他是老师，有个尊重师长的问题，所以，也不同他理论，他说他的，我们听我们的，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谁也不当回事，因为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教导处早就给大家打了预防针：他是右派。他有言论自由，你有不听他的自由。　　

后来的社会演变完全被敬爱的周总理说中了。也说明，当年我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可笑。所以，今天，我除了对总理感到真切外，还有无限的折服。　　

　1976年9月9日　，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改头换面，粉墨登场了。他们当然不会直接说今天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大家跟我们来吧。而是从物质刺激和小恩小惠打开缺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黑龙江农场务农，是个农业工人。一开始的时候，评年度先进生产者，或年度先进工作者，是没有任何物质奖励的，只有一张大红奖状，上台领奖完事，自己也感到很光荣。后来，就不对了。说是物质利益也要讲究，这也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嘛，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搞修正主义的一套。除了大红奖状，外加一个小红包，包里有那么几元钱。就这几元钱，慢慢就把人的思想往另一方向引了。这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时候，有谁站出来，说，我不要这个红包，这是修正主义的。把钱还给领导。没人。至少，我没看到。思想就这么潜移默化跟着变了。后来，干脆就通过一个党内决议。在社会上大造舆论，说WG是反对物质刺激，不要人们的物质利益的。就这一下，把许多人俘虏了，解除了思想上的武装。后来，又说公有制不是一种，而是有多种实现形式。民营企业，不是私营企业，是非公企业，是公有制的必要补充。更迷惑人的，是说，国家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心想，这公有制，再怎么变，总是主体。主体，就是以公有为主，私有为辅。这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再闹，大概不要紧吧，反正成不了气候，到不了主体地位。没事，安心睡觉吧。国家仿佛进了保险箱。个人，就更不用担心。国家再变，也变不到资本主义方向去。就这一点，大错特错了。　　

主体的东西，难道就永远是主体吗？不是主体的东西，难道就永远不是主体的吗？“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只提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什么不提公有制的领导地位？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别有用心的“设计”？为什么不明确地、理直气壮地提公有制领导私有制、不允许私有制领导公有制、不给私有制领导公有制以任何条件？这就是特色理论上一个很大的模糊点。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所有制问题也有个根本问题，就是所有制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的问题，即允许、鼓励何种所有制处于领导地位的问题，并不在于主体非主体。翻遍现在的文件，现在的领导人讲话，无数的决议，专家学者写的无数文章，对公有制，好像达成了一种默契：只提主体，不提领导。所以，这三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一点点就从无到有，从少变多，从非主体，演变成主体；而社会主义经济，则走了相反的演变道路，由于不提，或在事实上放弃了领导地位后，慢慢由主体变成演变成非主体，由多演变成少，由有到无，以至现在在仅有的几个国家垄断企业中，社会主义早已名存实亡。这是相当可悲的。　　

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是怎么做的呢。解放前，在毛主席领导的瑞金革命根据地，也有多种所有制的混合存在。有资料显示，在革命根据地，公有制，即工业方面的全民所有制，农业、手工业方面的集体所有制并不居于主体地位，相反，居于主体地位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半封建主义的小生产小农经济。毛主席的领导方法，就是让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者居于领导地位，慢慢把根据地的经济往社会主义方向引，把资本主义经济从市场中排挤出去，为将来向社会主义方向过渡准备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在全国解放以后，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条件成熟了，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就大规模地进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并适当地保留了一部分个体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瑞金时期发展起来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由非主体地位上升为主体地位，而民族资本主义和个体这两部分经济，由主体地位变成非主体地位。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在根据地是不存在的，早就在消灭之列，全国解放以后，更在消灭之列。当我们这些学生，在1965年的某一天，集合起来，坐在S市某大学的大草坪上，聆听敬爱的周总理作报告，当报告中提到，我国已经取消资本家定息，完成了对资本家阶级的整体赎买，国家已经进入到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时，那个欢呼声，鼓掌声，震振欲聋，我记得，当时，我把手掌都拍红了，嗓子也喊哑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所以，主体不主体，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谁领导谁的问题。在丧失领导权的情况下，强调主体只能造成对主体的受众群体起到某种愚弄、“安慰”和磨灭斗志的作用。关键是领导权啊！三十余年来，我们国家什么都不缺，独缺像周总理这样的伟人，还有像我们学校的党委教导处这样的党组织，在人们耳边常敲警钟：WG是会有反复的。搞不好，资本主义随时会复辟的。　　

我们上一辈工人阶级，由于从旧社会来，受到过资本家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所以，有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免疫力。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工人阶级，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经过了一次毛主席所开创领导和周总理大力支持的无产阶级WG，对资本主义批判有余，体会有欠，终究印象不深，没有切骨之痛，所以，狼来了，还以为是羊。今天，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这一代工人阶级，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工人阶级，已经受到过惨痛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教育，从WG的反复中学到了许多过去不反复所学不到、体会不深的东西。人们会怎样看待今天的社会，会不会重犯我们和我们的先人以前的错误，我想，一定是不会的罢。无产阶级WG，一定会在祖国的大地上重新风起云涌，走出低潮，走向高潮。为的是，我们已经付出了足够的血和泪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