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九·一八”，日本想干啥？

钓鱼岛历来都属中国领土，中国人绝不会让步。日本在临近“九·一八”的日子挑起事端，已经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中国不是当年的中国，日本休想再重演当年“九·一八”的一幕。为了表示对日本强盗行径的严重抗议，特摘发吕永岩长篇纪实《溥仪传》中的有关段落，以不忘国耻，谴责日贼。日本欠下中国人的血债，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日本要挑起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最终只能自食其果。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九一八”事变前三年的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日本人在张作霖离开北京返回沈阳的途中，引爆了事先埋设在京奉铁路皇姑屯路轨下的爆炸装置，张作霖被炸身亡。张作霖生前也联络日本人，他的身边也经常影子一般地跟着一个日本顾问。包括他被日本人炸死的那个夜晚，张作霖几乎整夜都与他的那个日籍顾问仪贺少佐呆在一起。他以为这样他就有了安全保障。他们通宵打麻将，喝啤酒，玩得不亦乐乎。距沈阳还有几公里的时候，仪贺借口要照料一下行李，迅速溜到最后一节车厢尾部的平台上，并且蜷缩在一条毛毯里。几分钟以后，一声巨响，铁轨被炸毁，几节车厢瞬间叠嵌成一堆，张作霖与他的十六名随从无一幸免，全部遇难。惟独仪贺少佐活了下来，并且没有受伤。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一定会俯首贴耳地成为他们在满洲的傀儡。在日本人的眼睛里，张学良不仅是个纨绔子弟，而且还是一个大烟鬼，他肯定不会像张作霖那样动不动就骂“日本小鬼”。并且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还向张学良呈上了一篇《王道论》，居心叵测地要请张学良担任所谓的“满洲皇帝”。

然而日本人打错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张学良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坚定，立刻戒掉了大烟，并且拒绝再见土肥原贤二。紧接着，他就从一名九死一生的满族士兵的口中搞清了杀父真相，于是他做出了令日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举动：张学良宁愿联合蒋介石，联合共产党，也决不向杀父仇人日本关东军妥协。

    不仅如此，张学良还在得知他父亲的老部下有的正在暗地里与日本人勾结，准备图谋不轨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邀请这些人到自己的官邸打麻将，等那些日本亲信洋洋得意到达现场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年轻少帅的麻将桌，相反却是黑洞洞的死亡的枪口。

一九三八年，参与杀害张作霖并在被颠覆的列车上奇迹般活下来的日本少佐仪贺，在他自己的国土上，突然被人残忍地杀死。人们几乎用不着费太大的脑筋就能断定，这肯定又是少帅张学良所为。

    张作霖曾经不间断地联系日本人，但他的联系显然是利用，而不是依赖。这与溥仪的联系完全不同。张学良当时也是一个年轻人，并且也是贵族子弟。他也受到日本人的包围。但他没有屈服日本人，他把日本人摆在了自己枪口对面的位置上。

    张学良是一条汉子。尽管他抽过大烟，但是他身上明显地仍然澎湃着旺盛的“力必多”。他敢笑、敢怒、敢骂，当然更敢爱。他与赵四小姐动人心扉的爱情可谓感天地，泣鬼神。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出的惊世之举，更向世人表明，他的的确确是一条关东汉子。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基于“国家应该统一”的主张，毅然降下飘扬在东北上空的五色旗，随后，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升起在山海关外。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立即通电全国，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将原来奉天省的称谓更名为辽宁省，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日本人最不愿见到的东北与全国的统一。

国破山河在？

对于日本人来说，张学良是没有指望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建川美次郎少将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应该击溃东北现政权，建立以宣统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之政权为上策”的建议。九月十二日，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通过了《满蒙问题解决策案》的决议。决议中强调：“在日本支持下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地区树立以宣统帝为首之中国政权，以作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刚去庐山开完会议回来的蒋介石一早就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中国红军。虽然在此之前他曾接到情报，日军可能将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大举进犯中国的东三省，但此时的他关注的重点似乎并不在国土的陷落，而在政权的得失。同日军对中国东北的进攻相比，他更担心的仍然是那个与他争夺天下的非执政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以他只是用电报告知张学良：“如果发生问题，要保持克制。”

同是在这一天早上，正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早晨起床后感觉身体状况不错，于是便吩咐侍卫官邀请英国驻华武官到前门中和剧院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而张学良驻扎在北大营的第七旅这天恰好发薪饷，拿到钞票的东北军官兵个个兴高采烈。沈阳最豪华的俱乐部照例举行舞会，许多侨居的外国人都参加了。晚上十点钟左右，英国主持人走到主席台上，对各国派驻沈阳的代表优雅地说：“起舞吧，亲爱的来宾!”

话音未落，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这是震撼世界现代史的一响，也是开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响。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独立守备队按照预先密谋炸毁了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线上不足一米长的铁轨，然后嫁祸中国，说是中国军队故意破坏铁路。晚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用重炮猛烈轰击中国军队驻地并发动了进攻。接到不准抵抗命令的东北军官兵一个接一个地惨死在日军的炮弹、子弹或刺刀下。一时间，沈阳北大营火光冲天，血流成河。

第二天，中国国内的许多报纸都开了天窗，因为太多记者掩饰不住愤怒，报道了当夜的不抵抗政策，稿件没等见报就被执政当局强令拿下了。

仅仅一夜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全部沈阳城。不久，长春、吉林、锦州、哈尔滨和热河又相继失守，日本军人仅用四个月零十天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部的大片领土。

东北沦陷后，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日本关东军调来了一队队凶残的士兵，运走了一车车乌黑的煤、一船船雪白的银、一吨吨黄澄澄的金。在中国东北这块灾难深重的黑土地上，留下了累累白骨、声声凄厉和一部血染泪浸的历史。

    东北数百万父老乡亲不得不怀着悲怆、哀愤的心情被迫离开富有森林煤矿、盛产大豆高粱的家乡，流浪关内。

犯我中华狼心未死

    日本人很早就想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满洲国。日本在满蒙采取的政策是“满人治满”。治满的满人除了溥仪，很难再找到更合适的人。溥仪虽然被废了，但作为统治中国几百年的政治势力的一面旗帜，溥仪当然还有他的余威。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溥仪还是皇帝。旧的遗老遗少还推崇他，拥戴他。所以日本人考虑再三，觉得建立满洲国，溥仪应该是最合适的、最理想的一个人物。

战后日本第一法规出版社于一九七一年出版发行的《满洲国史》，在总论的第二编第四章中白纸黑字的写道：“作为新政权元首的条件，考虑到必须具备以下几点：（1） 必须是满洲三千万民众敬仰之德高望重人士；（2）满系血统；（3）不同张氏政权、国民政府交涉；（4）能同日本政府合作等。溥仪完全符合上述条件”。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溥仪被藏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在朦胧夜色的掩护下悄悄离开了天津静园，接着上了日本军部的一条运输船，武力逃过中国军队的警戒后，半夜时分又在天津大沽口外换乘了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商轮“淡路丸”。事后溥仪从日本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回忆这次行动的文章，这时溥仪才知道，日本人当时不仅制定了一个胁迫计划，而且还制定了一个死亡计划。他们在溥仪身边暗藏了一大桶汽油，一旦中国军队拦阻他们所乘坐的那条运输船，无奈之下他们就点燃汽油，让船上所有的人都与船同归于尽。

其实，随便什么人，只要了解一下溥仪出生前后朝鲜的历史，日本的野心和溥仪搭上日本贼船的命运就不难推测了。

溥仪出生前的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朝鲜与大清帝国一样宣布所谓的“中立”。但战争开始后不到十五天，日本政府便迫使朝鲜政府允许日军在朝鲜使用其“需要的地区”。紧接着日本政府又强迫朝鲜签订第一次“韩日协约”，要求朝鲜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其财政和外交顾问。一九零五年，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战胜俄国，然后就强迫朝鲜签订第二次“朝日协约”，夺取了朝鲜的外交权，并设立统监府。溥仪出生后的一九零七年，日本统监便掌握了朝鲜的行政权并开始处理朝鲜内政，紧着日本人又解散了朝鲜军队，掌握了朝鲜的司法权和警察权。一九一零年，当五岁的溥仪在中国紫禁城一边读书一边当他的小皇帝的时候，日军则在朝鲜一边杀人一边将朝鲜强制合并，设立了殖民地统治中央——朝鲜总督府。朝鲜自此完全公开化地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当二十五岁的溥仪在日本人的引诱下大做“借外力谋恢复”的美梦的时候，朝鲜已经在日本的统治下，只能要钱出钱，要钢出钢，要粮出粮，要人出人，要慰安妇出慰安妇，任其宰割了。溥仪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这一历史，他显然早就应该清醒了。

“肥肉”的教训

溥仪同样没有想到，早在这之前，日本人就把中国东北广袤的土地不但看成了一块肥肉，更看成了自己的“生命线”。

据考证，关于满蒙系日本“生命线”的提法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早期。当时的日本因受到由美国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余波的影响，城市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罢工频繁，农村更是疲弊贫困，人口问题和粮食问题十分突出，所以日本国内一时占压倒优势的舆论认为：要找出路，就必须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日本的一些议员曾直言不讳地说：“满蒙乃是我国之生命线，至关重要。”日本的战争理论家则断言：“日本将来之对手并非苏联而是美国”。与美国开战必须走“以战养战”和“赚钱战争”的道路，而“养”和“赚”的物资来源不在日本本土，只能靠掠夺中国。

日本关东军对占领中国东北有些迫不及待，他们判断苏联当时正在忙于实行五年计划，美国为恢复国内的萧条而无暇他顾，英国只能维持在华中、华南的现状，不愿冒险同日本作战，国际联盟亦不能进行武力干涉和经济封锁，所以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使其成为日本的“生命线”，正当其时，机不可失。

日俄战争后，日本接收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权益，日本在中国东北住有关东军、关东厅、奉天总领事馆和满铁四大机关，形成所谓“四头政治”。其执行军事任务的关东军隶属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管辖，关东厅在拓务省监督指挥下握有对满铁的监督权，奉天总领事馆则作为外务省的派出机关负责外交，满铁因控制中国东北的铁路大动脉而握有经济上的领导权，同时拥有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此外，关东军还在沈阳、哈尔滨设有特务机关，直接同陆军中央部联系，其中设在沈阳的特务机关又接受关东军的管辖。“四头政治”表现为日本政府各部竞相争夺中国东北的主导权，以致经常产生豺狗争食一般的混乱现象。

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溥仪出关的第四天，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获悉情报，立即对关东军司令官本庄提出了“如今仓促地让溥仪卷入建立新政权的旋涡，即使在形式上以满蒙民意为标榜，也将在世界上引起对帝国军部的疑惑，”“恐在外交上造成导致极为不利的后果”的告诫。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已就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的一系列事件，向国际联盟提交了书面申诉，请求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对外宣言》，呼吁国际联盟及非战公约、九国公约各签字国制裁日本，同时决议召集“国难会议”，声称要以实力收复中国东北。

国际联盟接受了中国基于联盟章程第十一条而正式提出的申诉，临时理事会以“满蒙事变”为议题召开会议并发出通告，劝告日中双方停战。

但日本关东军并没有听从国际联盟的劝告，继而又出动飞机轰炸了锦州，对此，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召见日本驻美大使，谴责了日本背信弃义的行为，明确表示：“将根据九国公约和非战条约规定开始考虑行动。”国际联盟则先后多次召开理事会，讨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问题。十二月十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派出由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五个国家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进行现地调查。因调查团团长是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所以后来也有人称这个调查团为“国联李顿调查团”。

就在国际联盟决定派出五人调查团的第二天，日本再次发生政变，原内阁宣布总辞职，代之以成立了犬养毅的政友会内阁。新内阁成立伊始就宣称“忍让持重之帝国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于是决定继续向中国增兵。

军事上侵略扩张，宣传上却称“忍让持重”，这就是日本扩张主义者经常的逻辑。

按照《满洲国组织法》，执政统治满洲国，执政行使立法权、执行行政和司法权、任命官吏、统帅陆、海、空军等等。可是，当溥仪真的要行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力时，他却发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由日本人在办理，他这个“执政”只不过是一个牌位而已。日本出版的《满洲国史》直言不讳地称“满洲国行政组织的特点”是“总务厅中心主义”。就是说，满洲国真正的实权既不在溥仪这个执政手里，也不在国务总理手里，相反是在总务厅手里，总务厅所有官员都是关东军指派的日本人。总务厅的上头就是日本关东军，关东军司令官才是真正实权在握的太上皇。关东军此时上演的是一出跨国“垂帘听政”的丑剧。

被侵,最惨的是百姓

冷峻的历史真实是：日本在中国东北不仅看到了财富，同时也看到了狭小岛国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出路。一八七三年，日本列岛的人口是三千一百万，到了一九三九年，日本列岛的人口已经猛然增加到了七千三百万，增长了一倍还多。并且这一趋势仍以百分之五点六的净增率在继续发展。巨大的人口压力成为日本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的梦魇。日本很早就想到了移民问题。满洲国的建立为日本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日本曾作了一个庞大的移民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日本将在二十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一百万户，总计五百万人。日本的算计是：那时每十个中国东北人中就有一个是日本人。日本国内每年增加人口一百万，这一百万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即二十五万人被中国东北吸收，这样就大大缓解了日本国内的人口压力。为此，这个方案被列入当时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

    一九三二年溥仪出任执政的时候，日本进入中国东北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二十六万九千人。所谓的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将原来的“移民”改称为“开拓民”，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纲要及详细计划。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第一批武装移民由日本东京出发到达中国黑龙江省的佳木斯，他们的名称是“佳木斯第一屯垦大队”，但是这些屯垦者并没有马上去开荒种地，相反，他们在佳木斯城里承担起了军事警戒任务，并出城镇压东北抗日武装。紧接着又用火烧、殴打等暴行驱赶中国农民。五个月之后，第二批武装移民相继到来，并正式命名为“千振开拓团”。他们以十亩地一元钱的价格强行收购中国人的土地，并且以“治安肃正”为借口，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捣毁墙壁，掀开地窖，搜寻农民的土地凭证。日本出版的《满洲国史》称开拓团在“关东军的指导下，执行具体的收买土地措施。”并称当时一垧耕地市价为十至十七八元，荒地也在一元以上，开拓团所买的土地说是未垦地，实际是将耕地定价为一元。对此《满洲国史》也不得不承认“实属过低”。

失去家园、失去财富、失去一切的中国农民当然不甘心随时到来的屠杀、殴打等欺凌，他们秘密集结，成立了民众义勇军。义勇军先是袭击了当地的警察署，然后又将一个日本大佐带领的讨伐队一举全歼。据《满洲国史》记载，当时“只有两名日军逃脱，大佐等人全部战死。”

没有反抗就有压迫的收敛。中国农民的反抗动摇了日本移民的信心，当时有一半以上的日本移民要求退团撤回日本。为此，日本专门为移民而成立的拓务省不得不组织一批妇女前往中国与移民成家，以鼓舞移民的士气。

开拓团本部周围的土地辽阔而肥沃，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农民被驱赶到人烟稀少，虎狼出没的山地里。他们来不及建房，只能搭起简陋的窝棚。当年冬天，被驱赶的中国农民死亡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达三十余人，一百四十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有数字表明，到一九四五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开拓团的总数达到了八百六十多个，他们密布在中国东北各地，被用来稀释中国的人口结构。关东军给每个开拓团都配备了武器，这些半军事化的日本村落随即成为散布在中国人中的日本根据地。

《满洲国史》保守的统计数字表明：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总数最高达一百六十余万，其中开拓团二十七万。

                                                                  (以上内容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吕永岩长篇纪实<溥仪传>)

附:

    9月12日凌晨，戴秉国国务委员就日方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船和船员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重大关切和严正立场，敦促日方不要误判形势，作出明智的政治决断，立即送还中国渔民和渔船。

    丹羽大使表示将把中方上述立场立即如实报告本国政府。

    华夏经纬网9月12日讯：据台湾媒体报道，保钓论坛昨天登场，马英九特地发贺电给全体与会人士，期许这场论坛能凝聚产官学共识，探讨经济海域实务、保障渔民生计权益，共同为区域和平、合作与繁荣贡献心力。

    据悉，十名余名来自香港、澳门及加拿大的保钓团体负责人及成员，昨天参与首度在台举行的保钓论坛，宣布筹组“世界华人保钓大同盟”，让两岸保钓行动紧密结合，并预计明年保钓四十周年，两岸共同举办纪念活动。

    大陆民间保钓团体预计今天从福建、浙江沿海，召集百艘船舰到钓鱼岛抗议并展现保钓决心，与会的港澳台保钓团体，也计划最快今晚从台湾北部搭船出海，与大陆船舰来场大会师，但因受台湾“国安”系统密切注意，及“海巡署”严加管制渔船出入，是否成行仍有变量。

    香港立法局议员梁国雄会中语重心长呼吁两岸领导人硬起来，共同捍卫钓鱼岛领土，不要再让日本得寸进尺。保钓大将金介寿也认为，保钓运动除了民间力量，更须要两岸当局鼎力相助，才能成功拿回钓鱼岛。

    以老船长身分出席论坛的中文虚拟学校（www.cbs.tw）创办人戚桐欣，则提出“中国海洋统一”的构想，说两岸多年来一直困在统一的胡同中走不出来，但只要暂抛政治争议，共同将钓鱼岛主权拿回来，就可在海洋中达到统一目标，再逐渐化解歧见，共同为两岸华人谋福利。

    会中由台湾中华保钓协会执行长黄锡麟、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妙德、澳门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伍锡尧、加拿大温哥华保钓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郑海麟等人共同签署声明，严正要求日本退出钓鱼岛海域，无条件释放日前被扣押的大陆渔船及人员，并追究海上保安厅官员责任。

    黄锡麟强调，港澳保钓人士万一不能登船出海，台湾保钓人士也会设法出航，全力完成两岸保钓大会师。

    新华网东京9月7日电据日本媒体7日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决定逮捕当天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的中国渔船船长，并准备将船长带到冲绳县石垣市。

    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准备以妨碍执行公务嫌疑逮捕中国渔船船长，目前正在办理申请逮捕令手续。日本海上保安厅可能将中国渔船船长带到石垣海上保安部。

    当天10时15分许，一艘有15名船员的中国拖网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时，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赶到现场，并冲撞渔船。随后，日方又派出两艘巡逻船跟踪渔船。13时左右，日本巡逻船上的22名海上保安官登上航行中的中国渔船，命令渔船停止航行，并宣称违反日本“渔业法”对渔船进行检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7日奉命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就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拦截我渔船事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非法拦截行动。

    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对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同中国渔船相撞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我们要求日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执法”活动，更不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渔船和人员安全的行为。

    她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做出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然而，比石油还珍贵的稀土，却未能为中国换来可观的财富。倒是日本、美国等稀土资源使用大国，通过购买中国的廉价稀土，建立起“深藏不露”的战略储备。有消息称，日本存于海底的稀土至少可供其使用20 年。

　　当中国决定限制稀土出口时，日本却三番五次地要求中国扩大稀土的出口。对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中国方面予以了明确回绝。

　　日本高调对华施压

　　所谓稀土，指的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镧(La)、铈(Ce)、镨(Pr)、钕(Nd)等共17 种稀有金属元素。稀土可广泛应用于混合动力汽车、手机、超导体和精确制导武器等各种高新技术领域，因而有着“21世纪黄金”的美誉。

　　自2007年起，中国开始对稀土生产实行指令性规划，并开始减少稀土出口。今年，商务部下达的稀土产品出口配额比2009 年骤减了40%。据悉，中国明年的稀土出口配额将会继续缩小。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措施，引起了美欧日等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去年6 月，美国和欧盟就中国限制稀土等战略性物资出口上诉世贸组织。近来，日本也高调加入向中国施压的行列。

　　日本经济产业省8 月中旬宣称，自中国今年7 月宣布减少出口稀土以来，一些稀土元素的市场价格已经上涨了20%。日本媒体也附和说，中国的稀土限卖令，以及由此引发的价格上涨，让日本许多相关企业“感到紧张”。在上周于北京举行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日本方面更是锲而不舍地在多个场合向中方提及稀土问题，要求中国放宽对稀土出口的限制，称突然减少稀土出口正在“影响全球生产链条”。

　　对于日方的密集施压，中国政府予以了有理而有力的回应。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期间强调，对稀土出口的限制是出于既要促进经济发展，又要保护环境以及国家安全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中国不是仅仅对稀土出口进行限制，而是对开采、生产、贸易的整个链条进行限制，这样的做法是符合世贸规则的。

　　记者注意到，对于中国政府此次针对日方在稀土问题上施压的回应，以及中国近期实行的稀土战略，中国网民几乎是一致叫好。有网友留言说： “早该这样了，限制稀土出口…… 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啊！”还有网友说：“支持限制出口，不能总是我们卖什么，什么就是廉价货的代名词！”

　　日本占尽中国稀土便宜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如此敏感，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日本近九成的稀土从中国进口，是中国廉价稀土的最大受益国。

　　中国稀土业内人士指出，日本目前是世界上利用稀土实现附加值最高的国家，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的稀土占到其消费总量的 90%以上。通过从中国进口价格低廉的稀土原料，然后再出售经过加工的高新技术产品，日本可从中赚取丰厚的经济利益。因为经过加工后的稀土价格往往堪比黄金和钻石。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储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当前的产量却占到了全世界的95%。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开采稀土并出口，在低廉的开采成本(未考虑环境成本)下，中国廉价的稀土统治了世界市场，大部分国家因此停止了稀土的开采。

　　以稀有金属镨、钕为例，中国南方稀土公司的生产成本在每公斤30美元左右，而此前美国被封存的芒登帕斯矿生产成本则高达每公斤40美元。当产品价格维持在每公斤35美元至40美元时，美国就没必要自行开采稀土资源了。

　　虽然中国稀土占据了95%左右的世界市场，但由于中国稀土企业未能形成规模，缺乏统一的监管，无序竞争和走私盛行，致使中国“第一稀土大国”的地位未能相应地转化为稀土的定价权。在1990至2005年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虽增长了近10倍，平均价格却跌至1990年时的一半。难怪网友普遍慨叹，中国珍贵的稀土卖的是“泥土”或“白菜”的价格。

　　就在中国廉价且不加限制地出售稀土之际，日本等国趁机收购并储存了大量稀土。内蒙古一位业内人士估计，日本储存的稀土资源甚至已够用四五十年。对此，有中国媒体指出，30年后，世界上最大的稀土产地——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可能将无矿可采；而一直依靠进口中国稀土发展电子工业的日本，到时却坐拥充足的稀土资源。中国到时也许要花比现在高数百倍的价钱，从国外进口稀土！

　　发达国家制造的假象

　　美欧日在抱怨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政策时，一个理由是此举会使其许多产业受到影响，并进而威胁其经济和“国家安全”。比如，日本三井物产公司稀土部门负责人佐藤阳一最近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就称，中国稀土出口的收紧是日本业界面临的一个 “无形的海啸”。

　　但实际上，西方的上述论断完全站不住脚。首先，根据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马克·汉弗里7 月 28 日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去年，中国稀土储量占世界36%，产量则占世界的97%；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稀土储量分别占世界的13%、19%和3.6%，但其产量却均为零。看来，其他国家不是没有稀土资源，只不过是“雪藏”罢了。

　　其次，即便中国最近几年限制稀土出口，但世界市场上的稀土仍然是供过于求。据中国业内权威报告，去年全球稀土产量为 12.94 万吨，但全球稀土消费量只有约9 万吨；预计2010 年产量在 13 万吨以上，供过于求的局面仍然难以改变。由此看来，日本等国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担忧，主要是担心中国未来进一步收紧稀土出口后，稀土的国际市场价格会相应地水涨船高。

　　此外，中国以环保等为由保护自己的战略资源，完全是合情合理的。由于过去二十多年对稀土资源的疯狂开采，中国已付出高昂的环境代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东省兴宁市宁中镇邹陶村曾经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山村，但在开采稀土多年后，当地出现严重的水源污染，农田被废弃，常住人口由 700人锐减到100人。

　　发展高新技术是关键

　　稀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并且关系到未来高新技术和国防科技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稀土战略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能否发挥稀土资源的优势，关键在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否则，即便中国的稀土资源不出口，在国内也难以被充分利用。这正是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所说的“发展稀土功夫在稀土之外”这句话的真义。

　　与日本将90%以上的稀土用于高新技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稀土主要应用在传统领域，应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的还不到50%；特别是在稀土新材料领域，中国几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

　　中国稀土业内有识之士还提醒说，由于中国仅限制稀土原料的出口，因此，更多的外资公司可能会到中国内地来设厂，对稀土资源进行简单加工后再出口，这实际上是变相地使中国稀土出口超出配额。这样，最终受损失的依然是中国。由此可见，中国要利用和维护自己的宝贵资源，关键还是要发展先进的稀土加工技术。Y据《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