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对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的影响（一）

　　内容提要  左翼文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进步文学，是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文学潮流。法国的左翼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涉及到法共和苏联的文化政策等社会环境和复杂关系，但是归根结底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左翼文学的原动力，具有强大而不朽的生命力。
　　关键词   左翼文学   法共   苏联    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
 
　　前   言
 
　　自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从红色的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左翼文学形成了一股席卷世界的强大潮流。我国读者对左翼文学并不陌生，1930年3月2日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拥有包括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在内的一大批左翼作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法国的左翼文学源远流长，在20世纪上半叶极为繁荣，至今仍然绵延不绝，更是现当代文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也许并未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在左翼文学繁荣的时代，有些国家里却没有“左翼文学”的概念。例如在苏联，除了在20年代五花八门的文学团体中有过一个昙花一现的“左翼艺术阵线”之外，总的来说没有“左翼文学”。在左翼力量十分强大、进步文学极为繁荣的法国，不但从未有过“左翼文学”的名称，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研究者或批评家关注“左翼文学”。在形形色色的《法国文学史》（包括诗歌史和小说史等）里，没有专门论述左翼文学的章节，即使提到属于左翼的作家，也往往用各种流派或体裁加以归类，例如把拉法格归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把萨特归于存在主义作家，把阿拉贡归于超现实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等，从而使“左翼文学”在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空白。
 
　　这种奇特的文学现象显然值得研究。从时代背景来看，无人关注左翼文学的原因，是随着当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学几乎已经蜕变为一种娱乐手段；但即使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左翼文学也似乎成了明日黄花，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现实意义了。其实看一个国家里有没有“左翼文学”的概念，问题倒不难解决，只要看该国共产党的地位和政策，看它是否需要联合党外的进步力量就可以了，例如美国共产党的力量远远比不上苏共或法共，美国的左翼文学却十分繁荣。左翼文学问题的难度在于它本身难以界定，例如就法国左翼文学而言，它不但与国内的无产阶级文学等相互交织，而且更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和法共的文艺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使得对它的研究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左翼文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核心的进步文学，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和法共必然密切相关。但实际情况又相当复杂，因为它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演变, 苏联和法共文化政策的变化，作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他们与法共的关系。例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不一定是法共党员，法共作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同一个作家也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立场。再加上法共从与苏联保持距离到追随苏共的政策，法国进步作家从信仰苏联的社会主义到脱离苏联的过程，都使得左翼文学的轮廓显得模糊不清，这也许是迄今为止我国对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尚无系统研究、就连法国也没有出现一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或《左翼文学史》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如何确定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的性质和范围，追溯它的渊源、历史沿革和影响，无疑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为此笔者在2004年承担了《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这个社科基金项目，现在已经完成，下面是我在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观点，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左翼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区别
 
　　无产阶级文学曾经是一种广为流行的文艺思潮。考察各国的文学史和各种跨国别的文学史，不难看到无产阶级文学是现当代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没有“左翼文学”概念的国家里，例如苏联和法国，也存在着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萌芽于19世纪30年代，是随着工人阶级的产生而形成的工人文学，此后逐渐发展成为以英国的宪章派文学、法国的巴黎公社文学、尤其是高尔基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为核心的文学思潮。
 
　　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在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致力于描写劳动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进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许多国家里都被归入无产阶级文学。例如在东欧，“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两次大战之间，是东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这种文学也是在东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广大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东欧各国在1918至1919年革命风暴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这些作家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和工农革命运动。”[1]《东方文学史》也在名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一节中，指出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也与西方文艺思潮有关，并在共产主义运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形成、发展。”[2] 
 
　　无产阶级文学既然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就具有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特征，因此与其说是一个文学流派，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所以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流派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凡是涉及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都要依靠资产阶级作家来创作，以至于著名的进步作家都是资产阶级作家。正如拉法格指出的那样：“直到如今，这样的一个作家还不存在，甚至似乎不可能存在。被卷入生产的齿轮系统中的人，由于过度的劳苦和穷困而下降到那样卑微的地步，他们是那样地昏沉，以致仅仅有受苦的力量，而没有叙述他们自己的苦痛的能耐。”[3]米歇尔·拉贡（1924-）则引用当代批评家的论断作为论据：“‘只要人在忙于谋生，就永远不会有时间写作’，纪德在他的《日记》里这样断言……罗朗·巴尔特告诉我们（《神话学》，1957）：‘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既没有无产阶级的文化，也没有无产阶级的道德，没有无产阶级的文艺；从意识形态上来说，非无产阶级的一切都不得不借自资产阶级。’”[4]所以当无产阶级力量弱小的时候，即使有工人作家写出了反映劳动者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它们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也没有明确的区别。
 
　　到20世纪的20、30年代，法国出现过名为民众主义的文学派别，鼓励工人和农民进行创作，也出现过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普拉伊[5]，但是这些主张都由于脱离现实而不可能取得成功。法国尽管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阿拉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斯蒂[6]，也不能说因此就有了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正如法共评论家让·阿尔佩蒂尼指出的那样：“人们可以观察到，在法国除了广义的和约略相似的‘无产阶级文学’之外……大部分法国作家，即使是共产党员，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7]没有无产阶级作家，无产阶级文学自然就无从谈起，而研究无产阶级文学却找不到无产阶级作家，这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悖论。
 
　　既然如此，追求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凡是自我标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不断地产生分裂和矛盾。例如1925年成立的“拉普”（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它鼓吹工人运动需要“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作家”，采取宗派主义的极左立场来排斥一切同路人。法国无产阶级作家小组的发起人普拉伊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作家所描写的无产阶级的生活。”[8]也就是主张必须由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来创作反映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这个定义显然过于严格，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至于以无产阶级革命自居的超现实主义小组，更是自始至终矛盾重重，不断分裂。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也因为内部分歧而多次改名，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不宜用“无产阶级文学”来概括一种带有世界性的文学潮流。
 
　　正因为如此，在整个20世纪的法国，包括法共在内，没有任何文学史家或批评家关注无产阶级文学，只有自学成才的拉贡出版了《人民作家》（1947），并两次修订再版，改名为《工人文学史》（1953）《法国无产阶级文学史》（1974）。在普拉伊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他努力搜集从中世纪到当代的工人和农民作家的资料，并且把体力劳动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累得无暇他顾的人，另一类是虽然忙碌，但嘴巴和手脚还有空闲的人。例如鞋匠在工作时嘴巴可以唱歌，脚可以打拍子，他们的创作就要比其他劳动者丰富。拉贡的观点不无可取之处，但他研究的是穷苦作家而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何况这些研究对象都鲜为人知，因此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领导整个国家，就需要用别的名称来取代无产阶级文学。“如在苏联往往称‘苏维埃文学’、‘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往往称‘人民文学’、‘新中国文学’等。”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文学”这个名称最为适宜：“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随着社会主义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为社会主义奋斗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用社会主义文学的名称来取代，变成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事情。”[9]。
 
　　社会主义文学这个名称有其合理的一面。列宁一贯坚持无产阶级能够吸收一切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建立一种纯属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同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坚决批判了他们所杜撰的否定文化遗产、不要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和不受党和政府领导的‘没有杂质’和‘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10]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他早在1920年就使用过“社会主义文化”的说法。苏联在30年代也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因而使无产阶级文学逐渐被社会主义文学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的演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在50年代有了重大的修改，在60年代受到了加洛蒂[11]等人的批判，到70年代又演变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总的来说几乎已名存实亡。现在连提出这个口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不再存在，所以社会主义文学这个名称显然不再适用于概括当代的进步文学，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概念当然就更加不合时宜了。这不是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而是应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当代的现实世界。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文学的概念可以用于某个特定阶段的文学，例如巴黎公社文学，或者某个具体的作家或作品，例如高尔基、《国际歌》等，而不宜用来概括各国的现当代进步文学。相比之下，用左翼文学来概括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文学，无疑要比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更为全面和准确，因为从无产阶级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从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学到共产党领导的文学，都可以包括在左翼文学的范畴之内，这就是笔者要把左翼文学作为研究课题的原因。
 
　　左翼和右翼在政治上指政党的左派和右派，顾名思义，左翼文学，自然应该是为左派的事业服务、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进步文学。这种文学当然不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不是到20世纪才凭空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往往要依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来表现，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1862）深刻地揭示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左拉的《萌芽》（1885）最早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这些资产阶级的左翼作家，实际上就是左翼文学的先驱。
 
　　然而左翼文学不止是对穷人表示同情和怜悯的文学，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以来的小说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同情下层民众的内容，如果把它们全都视为左翼文学，那么左翼文学的范围将会变得漫无边际。为此应该根据左翼文学的性质，给它下一个比较客观的定义：与以往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文学不同，左翼文学是指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和繁荣起来的进步文学。
 
　　根据这个定义，我认为把《共产党宣言》问世的1848年作为左翼文学的起点是比较适宜的。例如英国宪章运动左翼领导人之一、著名诗人厄内斯特·琼斯（1819-1869），早在1847年就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所交往，并且是“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也参加过1848年巴黎工人的起义，创作出了革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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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东欧文学室编著：《东欧文学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下册，第734页。
[2] 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下册，第1104页。
[3] 拉法格：《左拉的<金钱>》，罗大冈译，载《罗大冈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三卷，第63页。
[4] 拉贡：《无产阶级文学史》，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巴黎，1974，第10页。
[5] 亨利·普拉伊（1896-1980）出生于巴黎一个工人家庭，自己也当过工人，后来年进入格拉塞出版社做新闻工作，创作了一系列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他是无产阶级作家小组的奠基人，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小说。
[6] 安德烈·斯蒂（1921- 2004），法国作家，曾任《人道报》主编和法共中央委员，是法共著名的活动家。他的小说《在水塔旁》（1851）被誉为法国第一部反对美国侵略的作品，斯蒂因此于1952年3月15日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
[7] 让·阿尔佩蒂尼：《五十年代以来的法国共产主义作家和研究工作者》，罗大冈译，载《罗大冈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三卷，第174页。
[8] 让-皮埃尔·贝纳尔：《法国共产党和文学问题，1921-1939》，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9] 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7页。
[10] 吴元迈：《30年代苏联文学思想》，载《吴元迈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60-361页。
[11] 罗杰·加洛蒂（1913-），法共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曾任法共政治局委员，后因在政治和文艺方面的观点不同而于1970年被开除出党。

马克思主义对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的影响（二）
 
二   左翼文学与法共的关系
 
　　法国是否存在左翼文学，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871年，法国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涌现出了献身于公社事业的诗人鲍狄埃、女诗人米歇尔[1]和作家瓦莱斯[2]。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拉法格，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比塞（1873-1935）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罪行的小说《光明》受到了列宁的赞赏，19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朗士，还以77岁的高龄加入了刚刚诞生的法国共产党。在红色的30年代，进步文学空前繁荣，阿拉贡和艾吕雅等法共作家，在抵抗运动中成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在战后文坛上，作为法共领导人之一的加洛蒂发表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法共批评家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戈尔德曼提出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都在法国乃至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从这些最著名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左翼文学在法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与法共的关系极为密切。然而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却没有“左翼文学”这个概念，这种自相矛盾的奇特现象正是法共本身造成的。
 
　　作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流砥柱，法共理当重视无产阶级文学和左翼文学，但事实恰恰相反。表面上是因为在1920年7、8月间，俄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成立以后，计划在各国建立相应的协会。但是到莫斯科出席会议的法国代表雷蒙·勒菲弗尔（1891-1920）乘船回国时在北冰洋上遇难，致使法国未能像英国和德国那样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实际原因是在1920年12月，法共从法国社会党分裂出来以后，以加香[3]为首的老一代社会党人在党内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对苏联的文艺政策并不亦步亦趋，而是保持着比较独立的姿态。
 
　　巴比塞从1926年4月底开始担任《人道报》的文学主编，是法共在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当“拉普”在1927年末成立“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要求西方各国建立工人作家队伍，创造本国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并未执行“拉普”的路线。他在1928年创办了《世界》杂志，在创刊号上就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否存在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认为这种文学只有将来才有可能存在。1930年11月，国际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在哈尔科夫召开，通过了《关于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决议》和《关于<世界>杂志的决议》，把《世界》说成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杂志，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敌人。”[4]因病缺席的巴比塞受到猛烈批判，但法共却允许他发表《作家与革命》（1931）来为自己辩护，从而使他的威望基本上未受影响。
 
　　正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1930年任《人道报》文学主编的弗雷维尔[5]所说的那样：“文化革命只能在政治上夺权之后发生，认为它能产生于夺权之前是一种天真或一种背叛。”[6]在30年代，法共根据国内外的形势，采取了与党外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进而组成人民阵线以利于反法西斯斗争的策略。1932年，巴比塞、瓦扬-古久里[7]和弗雷维尔等建立了“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以团结一切愿意为反法西斯和保卫文化而斗争的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不要求它的成员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在法西斯主义阴影的笼罩下，许多作家在彷徨之中对苏联产生了希望。例如罗曼·罗兰就发表了《向过去告别》（1931），决心站在苏联一边。向左转的作家大多对法共怀有戒心，而联合会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加入联合会的作家批评家等知识分子多达5000余人。法共因此团结了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使他们有了从事共同斗争的统一组织。
 
　　但是以多列士[8]为总书记的法共没有充分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而是越来越追随苏联的政策，对党外的民众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作家小组进行猛烈批判，把凡是不同意党的政策的党员作家统统开除出党，例如在1927年加入法共的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不赞成法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加缪，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尼赞等。对党外作家则按照他们的政治态度区别对待，例如纪德在表示信仰共产主义并接近苏联的时候，就被视为左翼的进步作家，而当他反过来揭露和批判苏联的时候，就理所当然地被斥为右翼的反动作家了。法共对待文学的态度既然只是使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需要，当然就只能收效于一时，而不可能形成兼容并蓄和影响深远的左翼文学大潮了。
 
　　法共在战后成为法国第一大党，围绕在它周围的进步力量，即所谓的左翼集团势力非常强大，萨特就是左翼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本来为法共的执政和左翼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法共发起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逮捕了三万人，包括一些著名作家在内的许多人被枪决了。其中有些人是因叛国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一些人是被公报私仇，从而造成了运动的扩大化，也使左翼集团内部产生了分裂。广大民众对此深感疑虑，法共的威望因而随之下降。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抨击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导致了当年10月份匈牙利事件的爆发。许多在抵抗运动期间加入法共、但是反对苏联出兵干涉匈牙利的作家，例如韦科尔[9]、瓦扬[10]和鲁瓦[11]等纷纷脱党或被开除，萨特等左翼作家也与法共断绝来往。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之后，就连法共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加洛蒂也被开除出党了。经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匈牙利事件和苏联入侵捷克，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分三批先后脱离了苏联和法共。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更是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左翼势力，法共党员锐减至10万人，已经从法国解放时的第一大党衰落为一个小党，左翼文学的创作自然也随之一蹶不振了。
 
　　综上所述，可见法国的左翼文学虽然与法共密切相关，却不能仅仅限定为法共领导的文学。左翼文学的范畴要比法共领导的文学远为广泛，除了法共作家之外，还包括左翼集团作家，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各种批评流派，特别是许多被法共开除的作家。其中有些人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积极创办《马克思主义杂志》的尼赞，因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开除出党。也有一些人虽然不一定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作品在特定的时期里很有影响，加缪的反法西斯杰作《鼠疫》，无疑也应该列入左翼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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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巴黎公社的女诗人和女英雄，作品有《红石竹花》和《囚徒之歌》等。
[2] 于勒·瓦莱斯（1832-1885），法国作家，巴黎公社委员，作品有长篇小说《雅克·万特拉》等。
 
[3] 马塞尔·加香（1869-1958），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长期担任法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与领导抵抗运动。
[4] 《成问题的无产阶级文学》，《欧洲》文学月刊，法国联合出版社，1977年3-4月合刊，第187页。
[5] 让·弗雷维尔（1898-1971），马克思主义批评家，1930年任《人道报》主编。著有《黑夜在图尔终止，法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我们时代的见证者》等，1955年参与创立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
[6] 让-皮埃尔·贝纳尔：《法国共产党和文学问题，1921-1939》，第1页。
[7] 保尔·瓦扬-古久里（1892-1937），法国作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人道报》的主编，作品有小说《童年》等。
[8] 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1920年加入法共，1930起任法共总书记直至去世，曾任政府副总理，著有《人民的儿子》等。
[9] 韦科尔（1902-1991），原名让·布吕莱，大战初期参加法共，在巴黎秘密创办了午夜出版社，1943年化名韦科尔发表了《海的沉默》。
[10] 罗歇·瓦扬（1907-1965）参加过抵抗运动，1942年加入了法共，在匈牙利事件后脱党，作品有获龚古尔奖的小说《法律》（1957）等。
[11] 克洛德·鲁瓦（1915- 1997）是诗人、批评家和小说家，他在1943年抵抗运动期间加入了法共，匈牙利事件后于1957年被开除出党。

马克思主义对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的影响（三）
 
三   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左翼文学的影响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19世纪末的法国就已经存在，拉法格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苏联的建立和各国共产党的壮大，以及反法西斯文学的繁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一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理论著作被译成法文，而法共“所吸引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一些文化人，这些人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更着重于感情上的联系而不是科学上的联系。”[1]例如纪德就说过：“我完全应该承认这一点：把我引向共产主义的不是马克思，而是福音书。”[2]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的巨大影响，主要是通过法共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体现出来的。法国最早的《马克思选集》到1936年才由弗雷维尔编辑出版，说明法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相当薄弱，但正因为如此，才使源自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了发展的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和平环境，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法共压制党内异己思潮的同时，各种独立于法共的流派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们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使法国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战后时期依然有从新的批判立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这次主要产生在法国，出现在让－保尔·萨特和吕西安·戈德曼的著作中。戈德曼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直接传人……萨特的隶属关系不同，但他与马克思主义联系的模式却被夸张为最典型的。”[3]
 
　　匈牙利事件与后来的越南战争，在西方引发了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和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新左翼或新左派。这个激进的运动没有明确的理论或原则，但是总的来说是要破坏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并且要付诸革命行动。新左翼运动在60年代初出现于英美，到1968年在法国形成了轰动世界的“五月风暴”。勒菲弗尔和萨特等左翼知识分子坚决支持学生运动，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被“五月风暴”所证实；而造反的学生和工人则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进而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前繁荣。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他的论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7）中，列举了13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法国就占了四位：勒菲伏尔、萨特、戈尔德曼和阿尔都塞。
 
　　亨利·勒菲弗尔（191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评论家。他生于加斯科涅地区的黑格特莫，曾在艾克斯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哲学，1928年加入法共，参与创办《马克思主义》杂志。1933年，他与诺伯特·古德曼将马克思的《巴黎手稿》（1932）译成法文，并参照《巴黎手稿》的内容修订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1939）。战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方法，撰写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美学概论》（1953）等著作。
　　
　　勒菲弗尔在《辨证唯物主义》中突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人类由于把自己从自然界分离出来而造成了自身的不幸，因此只能以“总体的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来结束异化，重新回归自然界。这种人本主义的世界观，与苏联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所以“从《辨证唯物主义》这一著作开始，勒斐弗尔就走上了用人本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4]这部著作从此也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对后来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以后，勒菲弗尔参加左派俱乐部活动，成为法共党内的反对派。他发表了《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1957）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1958）等著述，于1958年6月被开除出党，后任图卢兹大学哲学教授。
 
　　《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几乎是法共党内最早否定社会主义的论文：
 
         通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们（仿佛他们构成一个统一的
　  社会集团似的），新近得到了一次痛苦而又可贵的经验。……
　　　　在这方面，有一点是新鲜的，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
　　再也逃脱不了疑问了。这个理想成了问题，它逃脱不了批判性的
　　检验，逃脱不了既衡量消极方面、也衡量积极方面的总结。它需
　　要新的论据。直到去年为止，这种理想（即作为思想来看的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依然是完整无缺的。……今天呢，即便是在它
　　最忠实、最虔诚的拥护者的心目中，这个辉煌的理想也就黯然失
        色了。它在诚挚的心灵里尤其败坏不堪，它再也不能激起行动和勇气。
 
　　勒菲弗尔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也陷入了危机，于是顺理成章地否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历史概念”，所以他要用新浪漫主义、也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浪漫主义美学来填补由此产生的空虚。作为法共资格最老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之一，他最早站出来发表这样的文章，其影响之大是无庸置疑的，因此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激烈的批评，第二年就被开除出党。但是作为法国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实际上只是早走了一步，加洛蒂和阿拉贡不久就步了他的后尘。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法国刚刚解放，他就在1946年创办了无党派的社会主义杂志《现代》，在创刊号社论里抨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提出了“介入文学”的口号，在50年代成为法共的同路人。他的政治介入导致了哲学思想的变化，因而极力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辩证理性批判》（1960）就是这一努力的成果。
 
　　《辩证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是论述人与历史的关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历史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人创造了历史，但是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里，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控制历史，因为人被异化了，被剥夺了自身的本质，萨特认为这种异化是命定的，因为我们只是以孤立的个人在行动。
 
　　萨特指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世世代代的人共同创造的，个人的行动只是体现了集体的愿望和要求，所以总体的人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如果我们能集体意识到我们所能起的历史作用，把我们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实现同一个“设计”，历史就会与创造它的人融为一体。这就是存在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交会点：为了使两者互不矛盾，必须使人能够永远超越他自身的生存条件，人的本质就在于能够把自己变成与别人把他造成的样子不同的人，正如他早就指出的那样：“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6]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不可超越的哲学，而存在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寄生的思想体系，因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框架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本当包含存在主义，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懒汉式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人学的空场”。它用一般的真理去分析具体的个人，忽视了每个人的具体实在，由于剥夺了人的主观性而陷于僵化，所以应该用存在主义这种“人学”的活力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以人的主观性为出发点去建立一个不同于物质世界的王国，一个由“自为”的人的意识所规定的王国，一个“自在”的客观世界。
 
　　萨特主张个人第一性，社会第二性，就个人属性来说，个人的心理和生理属性是第一性，而社会属性则是第二性。鉴于马克思主义把人从一开始就当做成年人，因此有必要回溯到人的童年时代，以便完整地理解他成年之后的思想和行为，萨特为此创立了自己的辩证法，即“前进－逆溯法”或“存在精神分析法”。也就是研究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用精神分析方法追溯他的童年时代，然后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他的一生，他研究福楼拜的巨著《家中的低能儿》（1971-1972）就是这一学说的体现。
 
　　吕西安·戈尔德曼（1913-1970）自认为是卢卡契的学生，完善和发展了卢卡契提出的文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他从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出发，早在1947年就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基本观点，认为文学和哲学是世界观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世界观不是孤立的个人现象，而是社会现象”[7]，并且由此形成了他称之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扼要地说，他认为任何个人都是某个社会集团或阶级的一分子，任何行为的主体都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因此作品的真正作者不是个人，而是社会集团，而越是杰出的作品就越能清楚地反映出作家所属集团的世界观。在《隐藏的上帝》（1955）里，他把卢卡契的术语“阶级意识”转换为“世界观”，以便更容易被西方的读者所接受。
 
　　戈尔德曼在《论小说的社会学》（1964）里继承了卢卡契关于“物化”的观点，着重分析了社会经济生活结构与小说结构之间的同源性。例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努力奋斗的个人主义者，而到了垄断机构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个人奋斗的价值日益丧失，因此出现了卡夫卡式的没有主体的小说。戈尔德曼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西方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改变了过去左派批评家只看作家和人物的阶级属性、把资产阶级文学一概斥之为颓废文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获得了新的活力，他也因此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的理论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概括地说，他是利用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方法，对《资本论》等著作一行行地进行“对症阅读”，即从字里行间的空白处去发现未被充分提出来或根本没有被提出来的问题，试图在科学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的解释。1961年，他在《关于青年马克思》一文中，指出了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的区别，并把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间即1845年作为这一区别的界限，他称之为“认识论的断裂”。他把“断裂”前称为意识形态阶段，“断裂”后称为科学阶段。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科学性，他主张把异化观念等意识形态杂质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清除出去。
 
　　自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出版之后，其中提及的“异化理论”以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等观点，就被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作为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依据。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有关人的自由和尊严等成了普遍关注的问题，更导致了人道主义思潮的流行。作为法共领导人之一的理论家加洛蒂，也在1957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由此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思潮。在这种情况下，阿尔都塞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1963）一文，提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人道主义有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在阶级社会里进行阶级斗争，因此人道主义只能是阶级的人道主义，要消灭阶级剥削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阶段是在阶级消灭之后，阶级国家变成了全民的国家，阶级人道主义就被社会主义的个人人道主义所取代。归根结底，他认为人道主义只能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理论，他的指导思想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来反对理论人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论文集《保卫马克思》（1965）的出版，使他被公认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法国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权威。
 
　　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繁荣，法共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正统地位，在1959年创办了由加洛蒂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周”，与萨特等党外的哲学家进行公开辩论。这种辩论不仅恢复了法国的古老传统，而且还推广到了希腊、瑞士、德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做出了贡献。
 
　　1963年，加洛蒂发表文艺论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在东方和西方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主张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把卡夫卡、圣琼·佩斯[8]和毕加索这三位现代主义文艺大师的作品也列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从而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一贯把现代主义视为“颓废文艺”的僵化局面。加洛蒂认为“我写《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色，用马克思原有的思想来分析当代的问题，这是我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点贡献。”[9]但是他却因此在1970年被开除出党，这就表明他不再是法共所承认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可以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且是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亨利·勒斐弗尔指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它不是一个教条的统一体，不是一个最终的和封闭的体系。它是马克思矛盾地、辨证地发展的思想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应该被看作是丰富、收获，而不是衰落的迹象，今天是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法兰克福派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言以蔽之，“经过辩论、思想活动、注释、1968年那样的事件和无数大的动荡之后，影响不断扩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深入到法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改变着文化本身的观念。”[10]而“马克思主义的敌手们不得不一再地宣布它的灭亡，正是它生命力的一个不由自主的最好证明。”[11]
 
　　上述五位作家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中三位被法共开除或批判，但他们的著作无疑都属于左翼文学的范畴。实际上，法国当代的其他文学评论，也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董学文所说的那样：“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然包括文艺学说——在被广泛解构、拒斥的同时，也被广泛地扩散和利用着……我们在当代西方诸多的文艺学说里，一直可以感知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幽灵’般地徘徊……这一事实从另一个层面证明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无限生机和旺盛活力，任何想解决当下某些理论问题的思想界都是绕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个‘不可否定之物’的。”[12]
即使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从1999年到2005年，英国剑桥大学和英国广播公司等权威机构，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关于千年伟人的民意调查，马克思都以最高的得票率当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13]。这无疑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但同时也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研究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予以客观的评价。
 
　　在回顾左翼文学的发展历程的时候 ，我们欣慰地看到西方左翼思潮在经受长期严峻的考验之后，似乎已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迹象。欧洲左翼联盟于2004年5月8日在罗马立，拉丁美洲政坛出现了“左倾化”的现象，法共也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积极推行适应时代形势的“新共产主义”理论，认为“21世纪共产主义的继续变革将是一场更加伟大的革命实践。”[14]这些左翼政党虽然各有不同的历史和背景，但是总的来说，它们都反对和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正在或准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而必然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产生促进作用，自然也就为左翼思潮和文学的崛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世纪之初的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必将在21世纪发展成为滚滚洪流，也使我们有理由乐观地期待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左翼文学的又一次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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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载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2] 纪德：《新日记，1932-1935》，巴黎，加里玛出版社，1936年，第48页。
[3]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4] 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
[5] 亨利·勒菲弗尔：《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丁世中译， 载《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作家出版社，1965年，第204、206页。
[6]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郑恒雄、陈鼓应译，载柳鸣九主编：《“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7页。
[7] 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8] 圣琼·佩斯（1887-1975），法国诗人，在30年代参与法国重要的外交活动，1940年流亡美国后创作诗歌，于196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9] 吴岳添：《堂吉诃德式的斗士——访法国理论家罗杰·加洛蒂》，载吴岳添：《远眺巴黎》，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05页。
[10] 热尔曼·布雷：《20世纪的法国文学，第2卷，1920-1970》，第164页。
[11] 亨利·勒菲弗尔：《马克思没有死》，法国《革命》杂志，1980年第14期，第52页。
[12] 董学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主心骨》，《文艺报》2001年1月6日。
[13] 参阅李慎明：《世界社会主义现状和发展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报》，第234期，2006年9月14日，第1版。
[14] 李周：《法共‘新共产主义’理论：解释观念的方法是实践》，《社会科学报》，2007年1月25日。

作者：吴岳添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