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周军按：社科院某研究员一惊一乍的“新发现”，其实20多年就有人作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回答。
　　本文是1987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革命历史资料丛书）的节选，原小节标题为“‘十六字诀’和红军的游击战术”，本庄主转载时改作现标题。从文中可以看出，社科院某研究员的“新发现”，无非是炒别人的陈饭而已，没什么新鲜的！——如果说有新鲜的，那就是他把别人的学术探讨的观点和论据，通过牵强附会地歪曲、无中生有地发挥，再度向引向极端，从而发展成了一场对毛先生的“政治声讨”和“历史清算”！
　　呵呵，真是婶可忍，叔不可忍哈？
　　既然如此，这回咱就把板子轮高一点，打痛一点，好让有些人儿长点记性！
　　噢，忘了说了，余、夏二先生是正儿八经有成就的党史科班儿——研究员不是好奇心忒重，喜欢查人户口么？这回不用查，直接跟人过招如何？——“社科院研究员”的本份儿，可是做学问，而不是查户口哟！
　　呵呵……

毛泽东是“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奠基人

作者：余伯流 夏道汉
　　

　　井冈山时期形成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抗，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战术原则。近几年来，党史界对“十六字诀”的“发明权”问题即由谁首先提出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刨时期，即提出了“十二字诀”，是“十六字诀”的奠基人，苏士甲的《关于我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形成问题》一文，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有的认为朱德长期从事游击战争，更具备概括“十六字诀”的条件，因此，“十六字诀”是朱德提出和概括的，冯建辉的《我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产生的历史资料与分析》一文即持此观点；有的认为毛泽东既有游击作战的实践经验。又善于进行理论的概括，朱德既有军事理论的素养，又富有军事实践的经验，他们共同提出了“十六字诀”。宋时轮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一文．则对“十六宇诀”的形成的基础和毛泽东，朱德对“十六宇诀”的贡献，特别是毛泽东的突出作用，作了系统的探讨。
　　“十六字诀”是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党的“八七”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各地相继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先后转入了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提出了一些适应当时情况的游击战术。但是，由于当时处于革命低潮和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各地的游击斗争基本上是分散的，独立地进行的，并没有建立密切的联系，以致这些游击战术在初期不能得到互相交流和集中总结．因此，“十六字诀”，主要是在概括井冈山根据地的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初刨时期开展游击斗争的经验而产生的。下面，让我们援引一些资料来研究“十六字诀”产生的基础和形成过程。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后，随即以宁冈为大本营，分派部队向各处游击，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从1927年10月下旬到l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安仁、茶陵，遂川，宁冈新城等城镇，取得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并实行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这就为“十六字诀”的经验外，还善于从井冈山绿林武装的游击战术中吸取营养，并加以改造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独特战术。他对井冈山上的山大王朱聋子（朱孔阳）的“打圈子战术”的改造．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据韩伟回忆：1929年12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后，撤到湖口地区时，毛泽东曾向部队讲过战术问题：“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敢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打仗也象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日吃成胖子。他还讲到走路问题，说：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说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他举了个例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委员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脆利落，要有缴获。最后他笑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1]肖克在《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回忆。可见毛泽东在1927年冬，即已开始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所说的“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已经包含有“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思想。
　　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的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十二字”的游击战术，对于这次会议，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作了记载：“万安县委自1月间曾与当时的前委在遂川城开过一次联席会”。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忆万安联席会议》的回忆录中说；“会议大约开了两三天。我记得这次会议的内容，首先是万安县的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万安党组织发展的历史、现状，农民起义和农民武装的情况，以及今后的斗争计划。”“毛主席曾向他们建议，要求万安县委把斗争方向逐渐转到河西这边来，和井冈山联系，依托更有利的地势，再向前发展。”这说明1928年1月毛泽东确曾在遂川召开过前委和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并在会上对万安的游击斗争发展方向等问题作了指示。陈正人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的回忆文章中，还说到“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在遂川还昕到毛主席提出的‘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
　　参加遂川、万安联席会议的许大权（万安县委委员、县苏秘书长），曾华英（万安县委委员），亦回忆毛泽东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十二字诀”等游击战术。许大权说。1928年“古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川召开赣西南农民暴动联席会议（按：指遂万联席会议），由张世熙、刘兴汉、郭定元等人参加，会后在罗塘的沙窝里召开了会议（名称忘了），讨论了在遂川毛主席的指示：⒈十二字密诀，……”[2]曾华英说。毛泽东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教导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的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3]
　　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的张令彬。亦回忆毛泽东1928年初在讲军事课时“讲十二字的游击战术，叫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4]
　　曾参加遂万联席会议的中共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1928年7月12日在《万安工农斗争及l927年10月至l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报告中说：万安党组织于l928年1月7日“接毛泽东占领遂川信，再动员群众准备消灭敌军．而敌军于17日（旧历，即阳历1月9日）闻风弃城逃走，万安县城遂被工农群众占领”。不久，万安农军在敌军大举进攻下撒出万安县城，“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困此相持半月，敌军无可奈何。”
　　上述资料说明：
　　一、毛泽东在1928年1月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后，即已提出并实行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争作战原则；
　　二、在1928年1月召开的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密诀”；
　　三、万安县委根据毛泽东指示的“十二字密诀”。采取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二十字的“与敌人搏战的策略”，这是对毛泽东指示的“十二字密诀”的具体贯彻。毛泽东在这期间提出的“十二字诀”，已经包含了“十六字诀”的主要内容，为“十六字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实际上是“十六字诀”的雏型。可以说，毛泽东是“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奠基人。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分军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后，5月间先后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等战斗的胜利。这些战斗。主要是由朱德亲自指挥的。朱德具有长期从事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他自己曾经说过：“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恩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5]
　　1927年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分军队在崇义上堡整训时，又根据情况的变化提出了新战木问题，即由打大仗转变为打游击战的小仗，由一线式战斗队形转变为“人”字战斗队形。朱德的这些军事素养和作战实践，为他在井冈山会师后领导的游击战中创造新的战术，提供了重要条件。红军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正是在毛泽东提出的“十二字诀”的基础上，并吸取了朱德领导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战术，得到补充和完善，经毛泽东加以理论概括而形成的。朱德对于“十六字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在研究了“十六字诀”的形成过程后，就不难对”十六宇诀”，的理论概括者即“十六字诀’”公式的提出作出判断。“十六字诀”开始形成于l928年5月，目前尚未发现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但一年后第一个完整地记录了“十六字诀”和其他游击战术的历史文献，确实出于毛泽东的手笔。l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是毛泽东对“十六字诀”作出理论概括的一个明证。
　　许多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概括的。朱德在1962年6月同陈奇涵、杨至诚等的谈话中说。“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善地解决的。”[6]彭德怀在1937冬写的《八路军怎样作战》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剐，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陈毅l939年9月在《论游击战争》的报告中说：红军游击战争“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路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
　　不少曾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概括的，并回忆在1928年上半年就亲自听过毛泽东讲“十六字诀”的战术。张宗逊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几个问题》的谈话中说：“‘十六字诀’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这是肯定的。在我们上井冈山之前过去的历史上从未提出过。‘十六字诀’是毛主席对游击战术的总结，而不是正规战斗的总结。”肖克在《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一文中说：“井冈山斗争的前期，……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毛主席给我们讲战术。毛主席说，白军强大，红军弱小，我们以弱斗强，只能采用游击战术，什么叫游击战术？简单扼要的说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个大字。”当时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的何长工，在《关于井冈山斗争的三个问题》的谈话中说得更具体：“关于‘十六字决’有争论。有一个记者叫×××，现在是总政治部．他在延安时期跟斯诺谈话时说‘十六字诀’是朱德同志创造的。我们学校（指军事学院）有个颜永辉也同意这个意见，我说是朱德、毛泽东两个队伍创造的。南昌起义部队是游击战争，秋收起义部队也是游击战争。不是共同创造‘十六字诀’吗？其实在井冈山，是毛主席先提出来。这是有根据的。我们肖院长（指肖克同志）记得。他在二十九团当连长的时候。那时候宛希先是营党代表，二十九团就传达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绕，绕不赢就钻，钻不赢就滑，这就是灵话的游击战术。我是亲身经历的。我们这些指导员，罗荣恒、我、宛希先，熊寿祺，还有曾士娥等，大革命时都是县、地一级的干部，上井冈山都当连党代表了。我们打游击时，经常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总结为十六个字，实质就是避实就虚，避强就弱的游击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十六字诀”是红军初创时期的游击战争经验主要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游击战争，为“十六字诀”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共同为创造新的游击战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是“十六字诀”的主要奠基人和理论概括者。他在1928年初提出的十二字游击战术的基础上，总结和补充朱毛会师后游击斗争的新经验，并加以理论的概括公式化，完整地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
　　“十六字诀”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战术原则。随着游击战争经验的不断积累，红四军的游击战术也日益丰富和具体。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概括当时井冈山根据地“红军的战咯：每次作战必须尽量使群众参加，实行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群众战，敌强于我，避免强战，敌弱于我，设法歼灭，作战要有政治意义和群众基础，反对军事的投机主义；作战是科学的，艺术的，反对盲目的军事冒险主义；下一与群众共生死的斗争决心，反对逃跑的失败主义；敌大我退，敌驻我扰，敌溃我进，行动敏捷，出没无常，采用游击的方法以困敌人，红军兵力主集中，赤卫队则以分散为宜。”红四军主力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游击作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记录了红四军的14条游击战术：
　　“⑴关于行动。在前卫之四五里或前之后四五里，均须派遣便衣持短枪侦探，以防敌人意外袭击或无（谓）之冲突。
　　⑵关于驻军的，每日对敌人方面必须派遣一排或一连以上之武装游击了队作三十里左右之侦探，及宣传工作，若发现敌人，该队一面抵抗，一面飞报，使我军能准备应付或撤退，不致打不必要的仗。
　　⑶红军不攻坚。若土豪跑到炮楼里去，或敌人闭城固守．或据险抵抗，红军绝不去攻他。因为：①攻坚费时日。②攻坚我之损失必数倍于敌。③在游击中我炮兵是不健全的。④若轻易攻坚，一个时期急切难下，四面的敢人很易从四面包围拢来。关于此点指挥官务耍有决心，不要轻易凭气愤去乱干一气。
　　⑷打圈子了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大敌前来，我不能与之作战，则利用打圈子的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我军需要走得路使敌人赶不上，同时要经过地方有群众及党的组织，才有人担负前后侦探工作，不致受敌前后突击。
　　⑸在没有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轻易作战。……
　　⑹不明敌情，绝不作拽战。……
　　⑺单纯军队的袭击。侦知敌距我百里以外，我军轻装尽一夜攻夫跑到，出敌不意而歼灭之。
　　⑻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在敌接近我时，我方有群众的组织四面断绝敌人交通，使敌人不知我军在其附近，然（后）利用拂晓将其击溃。
　　⑼用群众扰敌，红军以主力解决敌人。……
　　⑽在后有追兵，前有阻挡部队的时候，或追兵过于强硬的时候，为了脱离政人，可以一部队伍距敌四五里引其走大道，大队则取间道脱离敌人或猛出敌后而袭击之，或用农民在另一路上划路标贴标语，以引诱敌去穷追，我军从小道冲出。
　　⑾不打硬仗，不能十分有把握的仗就不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句好话，尤其红军干部补充困难，子弹不易，打了胜仗不能得枪械在红军战术上均是失败。
　　⑿敌人若进攻我的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却（劫）其后方。此为围魏救赵之老办法，红军常用有效。
　　⒀我要攻击某处，不直接前去，偏偏走旁一十方面，到了中途忽然打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击溃敌人。
　　⒁敌人急急迫来，择一个好地形，埋伏的好好的，侯敌一来一网打尽。”
　　上述战术，是“十六字诀”的发展和具体应用，是红四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注释
　　
　　[1]韩伟《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
　　[2]《访问上高陂坊、路田、上宏苏区老革命干部记录》（1961年6月29日）。
　　[3]遂川县革命博物馆资料：《毛主席亲自主持的遂万联席会议旧址原貌》（1971年）。
　　[4]《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第2期第14页。
　　[5]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朱德选集》第156页。
　　[6]朱德：《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1982午6月），《朱德选集》第395页。
　　
　　——余伯流、夏道汉《“十六字诀”和红军的游击战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革命历史资料丛书）第178～第18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