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的幻象

                         “粮食安全”的幻象　　

新中国对“粮食安全”的追寻，除却附于自身的国计民生属性之外，更是伴随着对其作意识形态的诠释而进行的。当然，之于“粮食安全”作意识形态的诠释，其宣传鼓动效果往往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　　

来自美国的“两个人”和“两篇文”，直接构成了“粮食安全”之于我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关健要素。这“两个人”就是“194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和“1994年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布朗”，而由他们所作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谁来养活中国》，曾长期引发了我们举国愤慨的情绪，并用同仇敌忾式的决心，迎来我国随后阶段性粮食生产的高速增长。　　

1949年8月，艾奇逊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写道：“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对此，同年9月，毛泽东主席专门撰写《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给予驳斥，文中毛泽东信心满满地写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而1994年9月，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一经面世即轰动世界。虽然，其时中美关系已回到正常轨道，但由此直接引来我国的论战纷纷，且时间跨度持续10年之久。针对文中布朗描述的“在1990-2030年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进而剥夺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中国的粮食危机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会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等观点，在1995年2月的奥斯陆环境部长会议上，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当面对布朗进行驳斥，并慎重宣布“中国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更于　1996年10月24日　发表了《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白皮书重点论述“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这“两个人”和“两篇文”之于我国，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高层次、高密度论战，其必然烙印在我国民众的记忆深处。而在本章的起始部分，回顾这两段历史，旨在唤醒我们对“粮食安全之于我国特殊重要性”日渐消退的神经，粮食历来不仅仅是一种商品、一种生存必需品、一个产业，其之于一国更是一个安全的标志，一项政治的承诺。而从这个层面出发，认识我们今天“粮食安全”所取得的成绩，感受“7%的土地养活22%的人口”这句话背后的无限豪情，理解为追寻“粮食安全”所付出种种代价的历史必然性，则显得更为辩证和客观，而不至于陷入种种情绪化、一锤定音式的争论之中。　　

让我们认识一下，在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1949年—1978年—2008年）这两个历史节点，我国“粮食安全”所取得的成绩：“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132亿公斤，人均占有量209公斤；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3048亿公斤，人均占有量增加到317公斤；而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更是达到5285亿公斤，人均占有量高达404公斤。”　　

60多年来，在我国人口基数增加1．6倍的境况之下，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降反升，增加近1倍。毫无疑问，时至今日我国在“粮食安全”所取得的成绩（应称之为成就），堪称伟大、前无古人、称誉全球，绝对值得我们为之欢呼和自豪。为此，我们应不难理解毛泽东于1959年（建国10周年）在《到韶山》这首七律中，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抒发豪情。　　

承认成绩，不代表过去没有遗缺——昨天，我们为确保耕地红线暂缓退耕还林（“十一五”2000万亩退耕还林计划，仅于2006年执行了400万亩，尚有1600万亩退耕还林指标终止执行），我们为增加粮食单产过度依赖化学肥料（占全球7%的耕地，消耗了全球化肥的35%），我们为加大粮食总产消耗了过多的水资源（我国农业用水占整体用水的70 % ，而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被列为全球13 个最贫水的国家之一）……　　

为成就欢呼，不代表未来没有隐患——今天，我们直面耕地减少和人口持续增长的双重困境，我们多年对化学肥料的过量施用致使土壤通透性和肥力大幅下降，我们不得不面临因土地资源的局限而持续纠结的食品安全难题，我们开始了前途未卜的转基因粮种植……这些既是我们为“安全”所付出的代价，又证明我们自以为是的“安全”尚处幻象之中。　　

（一）助长之苗　　

当代中国人饥饿记忆的留存密码是——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开启这段时间的密码，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有一段与之惜惜相关的痛苦回忆，有人因此流浪、乞讨，乃至消无声息地死去。虽然时至今日，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具体死亡人数、人祸天灾之辩，仍无确切定论。但这段曾裹挟着无数国民澎湃热血的大跃进运动，因脱离生产实际和客观规律，企以拔苗助长之举获惊天之功的意图，最终不免以热情开场、无情收场。　　

这种混合着浓烈意识形态色彩，凭借一腔热血，以至好心办坏事的事例，在我国推动“粮食安全”的进程之中，不胜枚举。在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思维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脑海深处，以至形成了某种下意识反应。而这种意识作用于我们的“粮食安全”，致使我们的行为累累失之于规律和科学，用“助长之苗”来保证我们“粮食安全”的长治久安，显然是短暂、难以持续的。　　

耕地面积一直是制约我国“粮食安全”最大的困境，而此困境之于我国城市化扩容的必然性趋势，则更显得雪上加霜。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所示，“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分别为１９５万公顷（２９２５万亩）和５８５万公顷（８７７５万亩），其中，通过引导开发未利用地形成新增建设用地１２５万公顷（１８７５万亩）以上，其中“十一五”期间达到３８万公顷（５７０万亩）以上。”亦即是说，至2020年，因建设用地所需，将减少近亿亩耕地。在此基础上，如果再算上，至2020年畜、禽、蛋、奶需求增加所推生的2000万亩以上耕地供给，再加上因科学发展、人口增加（14﹒5亿）所需的土地绿化和环境保护所需的2000万亩以上土地的退耕还林（“十一五”2000万亩退耕还林计划，只在2006年执行了400万亩，剩余1600万亩退耕还林指标，因粮食安全问题显现而终止）。如此我们可以推算，至2020年我国耕地面积将减少近10%，再面对届时人口将增加近10%至14﹒5亿，双重困境之下，我国需增加20%的粮食亩产才能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与“保耕地”与“城市化”结构性矛盾相比，我们对化学肥料的过度依赖，则显得过于冲动和短视。对此问题及由所可能引发的后果，本不难以判断和实践，但桎梏于粮食投入与产出的倒挂，却延续至今，且日趋严重。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粮食产量与施肥量几乎是同步增长，当年一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足以证明，“粮食生产，一靠政府，二靠天，三靠美国的磷二胺”。这种粮食增产靠化学肥料的路径依赖，延续至今，让我们创下了“占全球7%的耕地，消耗了全球化学肥料的35%”的“记录”。但自上世纪80年代后，由施肥量推动粮食增产的收益率曲线却逐年递减，再加上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化学肥料进口国所面临的持续高企的进口成本（作为生产复合肥原料的钾肥，我国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在市场话话权严重缺失的情况之下，仅今年以来钾肥价格即上涨1倍以上）。除却投入产出的日趋不经济之外，因化学肥料的过量施用，致使土壤通透性、肥力大幅下降以及对多数水源所造成的“富营养化”污染，均证明延续至今的“化学肥料推高粮食产量”模式，已难以为继，且急需转型。 　　

在我国，“水资源之于粮食增产”与“化学肥料之于粮食增产”堪为呼应，其形成惯性，均源于粮食投入与产出的倒挂（即低收益率）。所相异之处，仅在于水资源瓶颈更具“自然属性”，且更难以突破。因水资源的溃乏，今年上半年西南五省干旱损失惨重。与西南相比，我国北方水资源的短缺矛盾更显突出，黑龙江三江平原和华北平原超采地下水灌溉，已成惯例。经年如此，以致三江平原近10年来地下水位曾降2—3米，华北平原则已形成9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地下水开采漏斗区。与“水资源溃乏”相伴的却是“水资源浪费”，就粮食生产而言，我国作为全球水资源最为溃乏的13个国家之一，粮食生产每年缺口高达300亿立方米以上，但同时我国对水资源作粮食增产的利用率却低于全球平均水增长10%。近5年来，由水资源溃乏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高达500亿公斤左右，为粮食总产的10%。　　

除却耕地、化学肥料、水资源，给我国“粮食安全”所带来的日趋严重的瓶颈制约之外，我们还要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转基因主粮商品化尝试、生物多样性减少（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第二份报告显示，从1900年到2000年的一个世纪里，粮食作物多样性已经损失了75％）等共同性的挑战，均给“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　　

“粮食安全”之于我国，受种种历史境况和自然资源之限，固然难解。但我们亦不能因此饮鸩止渴，种种拔苗助长式的举措，虽可解一时之困，却为未来的“粮食安全”，凭添更多人为的障碍。历史告诉我们，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二）健康的代价　　

“利欲熏心的商人把苯甲酸钠注入坏了的西红柿中，防止它继续腐烂，泼洒硫酸铜使蔬菜看起来更鲜嫩；肉类加工企业用硼砂除去烂火腿的臭味；而所谓的草莓酱是没有一点果肉的苹果皮加葡萄糖制成。面包商人为了节省面粉，竟然在原料中加入粉笔末、尘土和融水石膏。还有人在红糖里掺杂碾碎的虱子。至于罐装火鸡里没有火鸡，橄榄油实际上是棉籽油，提纯威士忌几乎不含威士忌而大部分是人工色素这类的欺诈行为，更是数不胜数。”　　

这是描述19世纪晚期，美国《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推出前夕，实施“餐桌保卫战”的一段文字。令人惊奇的是，尽管食品种类不尽相同，但论情形之恶劣，100年后之今日中国，其食品安全状况几乎与之匹敌——近年来，致癌茶油、三聚氰胺、苏丹红鸭蛋、避孕黄鳝、地沟油、激素猪、激素鸡、一滴香精、人工猪肉、人工鸡蛋……种种食品恶劣事件，肆意冲击着我国食品安全的底线。　　

与层出不穷的恶劣食品事件相伴而生的是，民众的健康受到终极的挑战。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食品中毒实际人数高达20-40万，这其中受害者中包含相当部分的儿童。　　

在对我国食品安全愤慨、忧心之余，深入分析其机理原由，定会发现，除“转型期道德缺失、九龙治水式监管体制、严制松执的执法实践”为其因外，食品安全之于耕地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之于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有着更为深层次的联系，可谓“打碎了骨头连着筋”。　　

就“食品安全之于耕地供给的结构性矛盾”而言，由今年10月发生“蒙牛诽谤门”可见一斑（我为此曾作《“奶业极限战”背后的“耕地极限战”》一文）。近几年，就日趋恶劣的奶业纷争而言，隐于市场悲剧其后的奶牛养殖，即存在严重的土地供给矛盾。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为大规模增加原奶供给，及有效避免奶农散养所带来的监管困难，国家鼓励奶牛规模化小区养殖，并为此累计补帖资金达100亿元之多。但资金扶持难解土地供给之困，如依我国人均奶量增加测算，至2020年我国奶牛存栏量将超1600万头，需7000万吨的牧草和青贮饲料饲养，为此须增加1000万亩以上耕地以供奶牛增加之需。对此，今年8月陷入奶粉性早熟泥潭的圣元CEO张亮曾无奈表示，相对于奶业消费大国而言，我国大规模自建牧场以保食品安全，不符合我国耕地供给约束的现实。　　

就“食品安全之于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而论，如果能洞察农业产业链组成及其利益分配，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一流建通道，二流做加工，三流忙生产”，这就是我国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真实图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在农业产业链组成中的弱势。虽然，“贸易—加工—生产”利益分配的主次顺序，各国皆然。但“7：2：1”的分配权重，却昭示着生产环节在我国农业产业链中的严重弱化。基于此，你就不会奇怪“三聚氰氨”的死灰复燃，仍以奶业为例：三聚氰氨事件之前，奶农所产之牛奶，不易卖出，倒奶事件频频发生，如以1．8元/斤奶的收购价，奶农勉强收回成本，但因奶企掌握绝对定价权，降到1．2元/斤，乃至最0．8元/斤，如此奶农不得不将鲜奶倒掉。饥寒起盗心，部分奶农与不法分子捆绑勾结，添加三聚氰氨谋取暴利。当生产者在农产品定价机制中严重缺乏话语权之时，“优质优价”则必然成为一句空谈，于是，不仅三聚氰氨的牛奶，瘦肉精的猪肉，避孕的黄鳝，靠农药、激素摧生的水果蔬菜……则必然蜂拥而至。　　

由此观之，食品安全之于我国，仅着眼于道德说教、行业监管仍无济于事，更深层次的耕地供给和价格形成，理应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全盘抓手。就突破耕地供给瓶颈而言，除加快“海外屯田”和大规模粮食进口之外，似乎别无它途。而要加大农民在农产品增长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则首先要加强农民的主体地位，加速农业服务体系的建设，而这显然非一日之功所能完成。　　

食品安全不能以“量质背离”来满足市场，而“粮食安全”更不应以民众健康为代价。　　

（三）幻象的背后　　

以“耕者有其田”奠定政权创立基础的新中国，通过对“占农村人口不足10％的地主﹑富农，占有了80％的耕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确仅能以不足20%的耕地残喘延命”旧社会的彻底打破，以其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推生了一个新生政权的成立。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到，对于我们这个曾经积贫积弱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而言，“粮食安全”本身就与新生政权的稳定息息相关。这就不难理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里，“粮食安全”长期被深深的意识形态所笼罩；这就不难理解，当1949年8月艾奇逊发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时，毛泽东会以国家主席身份，立即撰文予以驳斥；这样同样不难理解，1994年9月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会引来我国高层、学者及更为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在随后与之展开长达10多年的论争。　　

经受此意识形态鼓舞的广大民众，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捍卫新政权的“粮食安全”，并直接摧生了新中国粮食丰收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949—1958年，十年时间，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132公斤跃升至2000亿公斤，人均占有量从209公斤增加到303公斤，增幅分别高达80%和40%。然而，由意识形态宣传并非是拉动生产力的万能钥匙，当其度严重失衡时，往往会滑向天平的另一端，随后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即给我们以深切的教训，1961年我国粮食总产降至1475亿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降至224公斤，与1958年相比，分别下降近40%。直至18年后的1979年，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对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调整后，我国粮食增产才迎来又一个黄金时代。　　
与受意识形态左右相伴生的是，我们在具体农业政策上的摇摆不定，这固然有“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耕地保护与城市扩容”等孰轻孰重，时机选择的难言之隐，但过于频繁的政策变化，还是给我国的“粮食安全”留下了能否持续的阴影。仅以1991—1994年为例，在这四年，我国粮价政策就经历了—— 1991年，大幅提高粮食统销价格；1992年，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实现了购销同价；1993年，陆续放开粮食购销价格；1994年，针对城镇居民口粮，实行限价政策。与粮价政策相比，农业税费政策更显波动不定，且紊乱异常，令出多门。自农业税费占比较重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粮食产量一直呈徘徊不前、小幅下降趋势，其中1998—2003年期间，粮食总产量从5123亿公斤下降至4307亿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则从411公斤降至333公斤。这种下滑趋势的拐点，直至2004年全面推行农业免税政策才得以出现，这一年，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前一年相比均上涨9%，分别增至4695亿公斤和361公斤。  　　
当然，无论是意识形态之于我国的“粮食安全”，还是具体农业政策的累累变脸，都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不同阶段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不同诉求相关，但在全球化日渐走向纵深、我国粮食深受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制约的今天，对意识形态的淡化，对市场和科学规律的遵循，理当成为我们重新认识“粮食安全”的应有之意。　　
所幸的是，这种变化正向我们走来，今天人们再次谈论全球化背景下“粮食安全”，更多的视角是从自然资源、技术、市场等因素出发，而不再是“某某主义”。就连举国曾为之愤怒的，写作《谁能养活中国》一文的布朗亦受到来自中国科技院的聘请，于2005年3月22日，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庄手中正式接过聘书，成为该校名誉教授。　　
对布朗的拥抱，可视为我们应对未来变化的挑战已变得更为自信。而对逐渐告别严重依赖农业单向输出经济模式的今天，我们更为欣喜地看到，正在逐年加大的支农力度，自2004年全面减免农业税始，我国支农资金呈每年20%幅度上升，从2004年的2626亿元增至2010年的8000多亿元。但对更为系统的农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对18亿耕地红线更为彻底的贯彻，对隐于“三农”之后的更为烦杂的民生问题，则需要我们为之作更为深入的思考和体认。　　
当下，“粮食安全”之于我们，还仅仅是一种幻象。对“粮食安全”而言，任何形式的激进和懈怠都不可取，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