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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失败?

火烧 2009-09-12 00:00:00 历史视野 1041
文章分析清末洋务运动即改革开放失败原因,探讨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带来的影响,强调历史教训对现代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们先看一张历史切片: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71岁的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民富国强”的目的远未达到。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始于1864年,终于1895年的清末三十年“洋务运动”,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改革开放”。文化界、历史界把李鸿章视为清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要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这是我们理论界必须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中央高层及省市高层必须注意的重大战略问题!如果我们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就会重复100多年前的历史,我们国家及少部分人会很富裕,但国家谈不上强大,只会是肥大。如果那样,亡我之心不死的个别国家又会蠢蠢欲动。我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5周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在伤痛之余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泱泱中华为何会身罹奇祸?
  中日甲午战争,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还惹来了一群蛇虫虎豹垂涎分食,人们对于大象的虚弱、蚂蚁的阴险,总难以释怀,故而,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守着这道伤痕苦苦思索着种种原因。从这场早已失败的战争中得到更多的镜鉴。
  有些人不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改革,认为洋务运动提高了我们民族的科技水平,这样认为也有一定道理。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但我认为,改革的最后结果导致国家衰弱,割地赔款,那么,毫无疑问,改革是失败的!

  首先,我们来讨论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会失败?
  长期以来,一些人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历史学者作了初步总结:
  第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
  第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
  第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根源。
  第四、军队贪污腐败,不堪一击是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第五、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上述六大原因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改革开放”)产生的负面现象--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点,高层务必高度重视!

  军队贪污腐败,不堪一击。
  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主要原因。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熟悉海军业务可以理解,但他领导北洋海军10多年,不下功夫学习海军军事知识,常以外行自居,这也罢了,关键是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据史料记载,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北洋舰队后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济远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此人多次临阵脱逃也就不足为怪。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数百官兵殉难时二人尚在灯红酒绿中。
  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是渤海的钥匙,北除了军事技术之外,在部队中还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民族观念和英雄主义的教育,培养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但这正是北洋舰队所缺乏的。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甚至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李鸿章对整体训练却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此事典型地反映了李鸿章的治军思想,但实践证明仅用功名利禄来调动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北洋海军的待遇本不算低,将领们大多数很有钱,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面前,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近年来研究近代海军史卓有成效的姜鸣感叹地说:这样一支缺乏精神支柱的军队,在和平年代还可算是一种摆设,而当风云突变,强敌压境时,他们能克敌制胜,保卫国家吗?
  陆军的总体情况还不如海军,连黄海之战这样能够拼一下的仗也没有打过,大多是不堪一击,望风披靡。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马玉昆等几位,逃跑将军却有一大堆。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慌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朝廷又命他统帅平壤诸军,简直如同儿戏,叶志超故伎重演,狂奔500余里退过鸭绿江。梁启超评论平壤战役说:“是役也,李鸿章20多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纪之弛,广为外国所熟知。”鸭绿江防线清军4万余人,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敌人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义州守军便弃城逃跑。日军转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毫无抵抗之心,高竖降旗逃跑,其私产提前装船运走,但大批军械,计有大炮130多门,步枪600余支,炮弹、子弹240万发,以及各种军用物资全部被敌缴获。
  京的门户,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但守将龚照“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顺。
  敌军又攻辽东,清军有7万多人,日军只有2万人,而且供应线拉长,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与敌相持,日军无援兵、缺粮饷,很难坚持,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但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战局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说明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确实不能一提。
  封建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
  一般来说,在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社会的主要矛盾会由阶级矛盾、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统治集团也会把反侵略战争作为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但清末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
  一是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加深了对中国的控制。英德法俄美意等国的驻华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而干涉军事。英国人赫德长期占据海关总税务司长的职位,不但把持海关行政,而且插手许多政治事务。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稍有不从便以派遣兵舰进行恫吓。列强还通过派到中国军队的顾问(有的还在军队任职)控制中国的军事。
  二是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航运、商贸、进出口、金融、财政都很大程度上被列强控制。中国迅速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与政治上、经济上半殖民地化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买办化。一批为外国侵略者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化官僚集团产生了。翦伯赞认为:“洋务派地方上以湘、淮军阀为首,以主持北洋集团的李鸿章为代表;在朝廷里以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为代表,而他们的总后台是慈禧太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李鸿章、张之洞等封建军阀,认识到封建末世的内忧外患是“中国数千年之大变局”,为了挽救封建统治,掀起“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以举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组建新式海陆军为主要内容,从60年代到甲午战前进行了30多年。洋务运动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相对提升了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从始至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买办性。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除了封建性之外,无一不具买办性的特点。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外国资本;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业务上是外国企业的附属;创办者大部分是官僚、买办。经济上的买办化决定了政治上的买办化。郭沫若认为:“有些买办凭籍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经济上、政治上的买办化决定了军事、军队的买办化,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改组中国军队主权必须掌握在一个国家手中,而我们如果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有损于我们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清朝统治者担负起领导反侵略战争的重任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买办性比封建性就反侵略而言更加反动。封建政权从维护统治出发,还可能全力投入反侵略战争,如清朝初期抵御沙俄的战争,收复台湾的战争等,但买办化的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他们既有矛盾的一面,更有相容的一面。列强既要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又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不使其垮台,其原因就在于此。
  洋务派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与交易,在北洋军阀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问题可能没有说的这么严重,但参照各种资料,此类情况也还确实存在。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应视为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同意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怀宣、唐廷枢、徐润等都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很深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唐廷枢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盛怀宣是公认的一个“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给李鸿章的密信中说:“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件事很现实地暴露了李盛之间摆不上桌面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利益基础。
  这样一个朝廷,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战胜外敌侵略吗?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
  甲午战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
  然后,我们探讨一下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       历史学者喻大华认为,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只能以失败告终。
  2005年12月23日,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将因贪污一亿六千万元,包养五名情妇遭免职
  4月10日,中央军事法庭,就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在一九九七年至二00一年五年中,在总后勤部任副部长兼基建营房部部长期间,滥权贪污、挪用公款高达一亿六千万元,一审判处死缓。


  王守业被逮捕后,在其北京、南京两处寓所,查抄到人民币现金五千二百万,藏在双门雪柜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二百五十万,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账号内,有存款五千余万元。


  王守业先后花了一千二百多万元,包养了五个情妇。王守业的五名情妇,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陆军军事学院党办机要员、总后勤部一办机要员。
  在腐败大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 军队也绝非净土. 而且由于是对外封闭兼等级森严的一个特殊单位,会因为缺乏外界监督, 因而可能更加黑幕重重.
  中国海军的贪腐从清朝开始就已有传统。清朝海军的贪腐导致北洋舰队的覆灭,现在海军的贪腐,是否会造成中国的亡国之祸?希望中央高层能高度重视。
  我们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政策与1949年前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有何区别?蒋介石失败了,为何失败?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
  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大家有目共睹,不详谈。
  我希望,我们的改革开放要吸取洋务运动的教训,不要再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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