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争议与教训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争议与教训（一）

Revolution Talks with Raymond Lotta

Revolution,2009

　 　

雷蒙德.罗塔是一个毛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是《美国在衰落》一书的作者，《Mao Makes Five and Maoist Economics》及《通往共产主义的革命之路》的编辑者。2005年以来，作为“还原历史真相工程”的一部分，他一直在学校及媒体上谈论人们对二十世纪第一轮社会主义革命的曲解与扭曲。2008年11月，他帮助组织了“重新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专题讨论会，该专题讨论会在纽约举行。雷蒙德.罗塔是《革命》的特约撰稿者。他的最新文章及访谈已发表于《经济政治周刊》（印度）、GlobalResearch.ca网站(加拿大)及法新社。

　 　

第一部分

　 　

问：雷蒙德，有很多地方可以开始谈，但我想或许从你的演讲及写作的中心谈起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为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确实不同且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处量对比于1930年以来最糟的经济危机中，且这个危机正席卷全球，越来越糟。

　 　

雷蒙德.罗塔：问得好。因为我们在谈论两种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其背后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其背后的国家权力。但今天的世界，只有一种制度存在，即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帝国主义对全球的统治及人类所有活动对利润的绝对服从。它已经织成了巨大的相互联接的生产网络，把人类变成了资本扩张的纯粹工具。在它的“正常”运行下，每一天有25000个第三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儿童死于本可防止的疾病及营养不良。

　 　

当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各种不幸成倍增长，世界更加疯狂。我们正谈论的是这样一种状况，现在世界上饥饿人口的数字，第一次超过了10亿，大量的人们失去工作及住所，生态压力在加大，第三世界本已脆弱的社会结构在破裂，以至医疗之类的基本需求都非常难满足，更不用提卫生危机及传染病了。像赞比亚这样的一个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在世界原材料市场的繁荣中找到了“合适岗位”，现在实际上完全垮了。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情况本该如此，或我们能做的最好事情是对这个框架作些调整，进行一些改革和改良。但在二十世纪曾有一段很好的时光，全球大片地区的资本主义被推翻了，那里的人们不但不需要去经历这样的悲惨……，而且那里创造出了崭新的一些东西以及真正的解放。

　 　

问：但是，正如你说的，今天世界上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了。有些人，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是革命者的人，声称现在还完全不能明白二十世纪实践的社会主义起到了什么实际的作用。特别是，在如何面对帝国主义、是否确实找到了获得一些国家必要支持的方法并跟随这些社会的问题上，对这些革命的领导如何进行有一些争议。

　 　

雷蒙德.罗塔：这些都是关键问题。正如美国革命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里指出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

　 　

那一阶段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开始。巴黎的工人们赶走了资本家，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虽然它还只是处于一种萌芽形态。但他们在巩固政权时失败了，80天后他们就被镇压了。然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产生了一个飞跃。那场革命不仅夺取了政权，还建立起了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且接着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及经济。但无产阶级的领导在1956年被推翻了，资本主义在那里得以复辟。

　 　

但这一阶段随着中国革命的进行甚至走得更远，而且随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还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开始于1966年的文革，不但是一个挫败资本主义复辟的成功尝试，甚至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先进的史无前例的新东西。这是第一阶段的最高峰。但文革最终在1976年失败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在正确分析社会主义第一轮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问：有很多可讨论的。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从俄国及中国革命的实践里应该及不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雷蒙德.罗塔：不能忽视的一课是这些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些社会是人类解放中的重大突破。这被传统认识完全清除并重写为“失败”与“乌托邦暴政”。但真相仍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时期——因为这些恰恰是新的经济及社会制度。

　 　

理论上和实践上这都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的突破：必需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及共产党先锋队的制度化领导。

　 　

领袖们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社会至关重要

　 　

问：但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是否一个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社会及这种国家制度里制度化了它的领导的先锋党…是否这些形式是确实必要的。实际上，很多人——甚至一些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的人——说党的领导地位不应该被制度化。

　 　

雷蒙德.罗塔：如果你只是想改革资本主义，如果你的目标只是重新安排现有秩序……那好，那些都不需要。只要参加选举，或成为激进的反对派……永远反对。但如果你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彻底革命”，要真正地改造社会，历史经验已经显示这些东西是极其重要的。

　 　

苏联的革命首先取得了突破。我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个革命在当时及以后持续的重要性及冲击力。它打开了一个有全新可能的世界。革命一开始采取的两种方法是极其出色的。一个结束了俄罗斯继续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条法令使俄罗斯的农民们有权夺取原掌握在沙皇、贵族及教堂手中的广大土地。这些一起标志着巨大社会变革的开始：群众们的好日子来了。这是一个新的国家。

　 　

列宁教给我们一些非常基本、根本性的东西，虽然在当前的话语中经常不被提起：“国家只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除此外什么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统治社会的其它阶级。苏联，同所有国家一样，是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无产阶级由它的先锋队领导……它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对以前的剥削者及反革命们的专政。你需要国家权力——压制剥削者们的能力——以能执行那些措施。

　 　

但这也是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因为它领导着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这意味着要克服社会分裂成阶级，社会中的一群人必须能通过国家工具统治另一群人。换句话说你正在致力于最终消灭国家。它是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因为它让广大群众拥有统治的权力。但它是一个国家：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在这里无产阶级压制新老剥削者们。

　 　

帝国主义者当然认识到了这个革命代表了一种与他们的剥削与特权制度截然不同的东西。他们没有一刻停止过对它的绞杀并一直设法消除它的影响与启示。

　 　

问：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革命怎样，现在我们特别谈到的俄国革命……他们曾怎么看待世界帝国主义将竭力摧毁他们这一问题？

　 　

雷蒙德.罗塔：说到这里，有个意识形态的定位。事实是，这是人类解放斗争过程中的一个“代价”。你怎么看这点呢？

　 　

仅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短短几个月之后，代表旧秩序的反动武装就发动了一场反对这个政权的反革命袭击。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及其它国家以军队和军事帮助的形式对这些反革命武装进行支持。他们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扼杀在摇篮中。这就是苏联1918-1921年时的国内战争。

　 　

在组织社会和动员军事力量去打这场战争的过程中，先锋队及新的国家政权的角色是极其关键的。党负责协调军事行动。它领导制定发展经济的政策以满足社会需求并维护社会的团结。它领导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通过国家手段、革命报刊及其他通信方式，党传播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经济观，新的政治制度观及新的价值观。它点燃了一个全新的解放“布道"，如果你把这个词用来描述社会——这是一个非常有力与积极的情绪创造因素。内战时期，情形非常可怕，但同时也热情洋溢。

　 　

我要说的是这个新的社会正在面对国际上的攻击——毫不夸张地说，经济确实多次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这里有了意义深远的一课。共产主义的领导继续强大。它开始在那些想坚持自己所有一切都解放的人们间巩固、扩展、动员了一个基础。我说的是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及中级专业人员等社会各界。在另一方面，它屈服于一些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但在1921年，战争胜利了。

　 　

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清醒地知道它将很难坚持——他们期望新的苏联能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地联合起来。列宁在1919年建立了共产国际，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承担起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特别责任。但革命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迅速扩展。

　 　

开始的时候，这个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不得不在与外国的关系上作些妥协——在他们将不得不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奋斗求生这一事实变得明显之后。我的意思是，世界上第一次石油禁运是针对苏联的。然后，在列宁于1924年去世以后，布尔什维领导内部在是否真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等问题上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但在列宁及后来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并没有崩溃。它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它继续强力推进革命改造。如果共产党领导没有坚强地面对帝国主义，没有领导大众紧握国家权力，它不可能经受住帝国主义的攻击、挤压与破坏，以及帝国主义支持的反革命活动。

　 　

是的，这导致了可怕的牺牲与战斗。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将失去。关键是去战斗——通过分析、转变必然条件、稳步建立新的自由、依靠群众去做这些以及继续支持世界革命前进。这期间，犯过错误，甚至大错，但正如我说过的，一些新的解放性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了。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及历史性的突破

问：或许你能举出一些这种突破的实例。

　 　

雷蒙德.罗塔：这个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民族平等的多民族国家。在国内战争中，这些政策广受欢迎并开始被施行于俄罗斯帝国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为保卫革命及推进革命改造带来了新的力量。以前的“民族牢房”现在成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如何反抗民族压迫的一个例子。

　 　

布尔什维克革命决定性地推进了妇女的解放。苏联是第一个使流产合法化的欧洲国家。它废止了规定男人对女人有决定权的整个教堂婚姻认可制度，使离婚变得简单易行。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及晚期，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群众挑战压迫性的、家长制式的与Sharia条文，即伊斯兰法，绑在一起的风俗习惯——在一些中亚地区。国家预算安排资金成立了当地的妇女组织，与买卖婚姻及包办婚姻作斗争。共产党员去到这些地方，本地积极分子被带动着向前。一个反对妇女蒙面的大的攻势被发动起来了。妇女们(及开明进步的男人们)得到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支持。

　 　

1928-1929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创建了一种新型的经济。社会生产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地根据一个计划进行，计划由社会短期、长期目标组成并相互协调成一个整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并且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计划发展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当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陷入大衰退的时候，在苏联，人们获得了从未有人听说过的自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口号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建设一个新世界。”

　 　

再次，没有党的领导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只是在坚强果断地面对帝国主义上，而且在发动大多数被压迫地区的人们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支持基础上也是这样。

　 　

中国的革命也是这样。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长征，这为长期的人民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是残酷的抗日战争，后是反对反动的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的国内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这场英勇的复杂的斗争——制定正确的联盟策略、在群众中发展广受欢迎的基层组织、解决军事战略问题。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经受住了可怕的牺牲，赢来了解放。

　 　

1949年，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想象一下如果党告诉群众，“好了，我们领着你们走了这么远……但现在该你们自己了。“这怎么行！后面的挑战甚至更加艰巨。为建立一个新社会，毛主义领导者们获得了领导权并领导了建设这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帝国主义者们却决不肯放过：中国革命成功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军队从朝鲜半岛移向革命中国。

　 　

第一部分完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争议与教训（二）

　 　

第二部分

　 　

问：一些人或许会同意这点，在革命的起始阶段，确实需要一个先锋党去夺取权力并保卫权力。但他们认为这是矛盾的，一个执政的先锋党将利用权力去专横地对付它的人民，一个有制度化领导的强大新国家的这一整套结构，导致了群众的被动性。

　 　

雷蒙德.罗塔：是的，确实有些与无产阶级统治手段、先锋党与新国家紧密相联的矛盾。但这是一些与革命及继续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矛盾。你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样，而是有它自己所有的现实的矛盾。你在进行及保卫革命时，世界不会像你想像中的那样，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帝国主义仍占统治地位，反革命仍在继续战斗并阴谋重新夺回权力。

　 　

问：你不是在“一张白纸”的基础上开始。

　 　

雷蒙德.罗塔：是的。有旧社会的“胎记”。这些东西包括传统力量，它们支持社会的不公与压迫，这需要去克服，还有，这个社会实际上仍然被、还将被分成为主要靠脑力劳动的以及那些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而主要靠体力劳动的两类人群，即使当新的政权正努力打破它。

　 　

这些矛盾反映在、在很多方面集中在党—国的结构里。但我们也已学到了很多如何去面对这些挑战、包括作为推动革命向前的一部分如何去改造这些结构本身的经验。

　 　

实际上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有个“学习曲线”：从巴黎公社，它不能镇压反革命力量，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有组织的领导，到了列宁，总结了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去重新组织与改造社会，并有了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从布尔什维克革命至中国革命及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到了现在，鲍勃.阿瓦基安走得更远了——依靠这些经验，与那些次要的错误决裂，提出了更深刻的理解。

　 　

革命意味着根据更深刻、更新、更准确的理解持续改变并带来新东西。但这产生在一个基础上。全面接受资本主义社会里流传在普通人间的那些对革命的污蔑，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极其过分的。与那些屈从于这些污蔑并挥霍已经取得的经验的人作坚决的斗争，这至关重要。

　 　

值得去获取权力并用一个新的国家权力去建设一个新社会吗？是的。这些国家可以使群众能镇压那些想重新搞剥削的势力，也能让群众去建设一个新的社会，那个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如Avakian已指出的，向这些方面发展，“把处理人民群众的物质现实与条件作为优先、焦点与基础。"但如我说过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个学习曲线。

　 　

问：你可以再多谈点这个“学习曲线”吗？

　 　

雷蒙德.罗塔：好吧，我们的党已对苏联革命的整个过程作了许多分析——它的惊人成就，以及它的严重的甚至悲惨的错误——这些我就不多说了。简短说，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很清楚了，苏联的有些东西是非常错误的。后来毛对这些经验作了一个深入的研究，集中研究了路线、方针及政策上的问题。

　 　

毛发现了革命有被颠覆的危险，共产党有被转化为新的剥削阶级的工具的危险，简短说，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发现这不仅只是因为官僚主义及民主不充分，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就要说一下社会主义的真实特性了。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飞跃——超越了剥削及资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它是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过渡社会。它还有那些“胎记”，比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间的差别。仍有一个残存的专业等级制度。剥削已被消灭，但在报酬及收入上仍有不平等。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仍然需要用钱及价格去进行交换及衡量比较效率。因此，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仍有巨大差距。

　 　

这些不平等，毛泽东在更广的意义上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也反映在政策及法律中。例如，考虑到人们不同的技能水平与不同的报酬水平，社会主义国家仍要建立一套工资制度。

　 　

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消除这些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但这些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成。它是一个尽最大可能限制和改造这些关系的一个历史过程。在任何时候，在如何、甚至是否要去这样做上，都有斗争。毛总结说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都有两条路线两套政策在斗争，一些要向共产主主义社会继续前进，另一些不但要阻碍这种前进甚至要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这条灼见如今被证实了，中国当然已是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它仍保留着它的名字及一些社会主义的服饰。

　 　

毛也分析说这些印记——或资产阶级法权——形成了新资产阶级元素产生的土壤。他分析说资产阶级的关键核心将集中在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那些想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身上。为反对这些，他发起了一场开创性的新型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问：但许多人说问题是权力的腐败，一个像共产党这样的执政党必然会腐败且官僚主义化。于是按逻辑就需要结束共产党的制度化领导。

　 　

雷蒙德.罗塔：那些人不仅仅只是官僚主义者与腐败官员，也不仅只是只想寻求自身利益的落后党员。他们是走资派。他们在思想、政策、导向领域内为社会要采取什么样的总路线作斗争。他们组织并动员了社会力量。走资派……他们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没有完全被改造掉的那些特征、方面及关系……我已谈过的那些东西。他们的目的是把社会改造回资本主义。你需要用国家的力量去与他们作斗争，即使当这些走资派在无产阶级领导组织内组织起来。

　 　

问：或许你可举个例子。

　 　

雷蒙德.罗塔：比如农业。在中国共产党内农业上两条路线两条道路间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基本上，在1949年革命成功后，党内的一派想无限扩展与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些力量想让私有制继续作为农业的主要生产关系。毛及其它革命领袖们在土改于1950年代初期一完成时就看到了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与基础。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党内的这两派，这两条斗争着的路线——一条代表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条代表资本主义道路——都有他们的支持者与捍卫者，实际上这是一个复杂的斗争形式，一方在积极主动而另一方在起反作用并抵消这些主动和政策。这是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虽然总体感觉上在中国社会里无产阶级路线处于领导地位。

　 　

问：你主要在讲农业政策……

　 　

雷蒙德.罗塔：是的，有斗争，在是否可能及必要联合起来做事情，在经济上社会上组织起来，为了普通大众的利益上——这是毛所认为的——或在是否，如走资派说的，你必须依赖家庭农业和人对私利的追求上。

　 　

走资派坚持认为如果社会状况在那些效率更高与效率不高、那些挣得多与挣得少者之间变得两极分化……嗯，这是“进步的代价”。毛认为农业政策应能保证新的社会差距不会在农村出现，这对把农业带入社会主义计划轨道、农业获得工业的全面支持至关重要。

　 　

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贫穷国家，农业机械化的需要非常迫切。也有继续革命、发展集体农业的需要。1950年代初期的走资派为这个观点斗争，他们认为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之前在中国的农村不必搞合作化。他们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有意地演坏这个角色，并且把这个任务简单地看作扩大生产及发展生产力。对他们来说，农业机械化的方法是重点关注那些已较先进的地区并把资源集中到那里——这将扩大农村间的差距。

　 　

从农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立足点出发，毛看待这个挑战是与人不同的。毛认为合作化可带来机械化并最终为机械化奠定基础。换句话说，通过在农民间形成新型的社会关系以使他们能合作解决生产及技术上的问题……通过建立形成更广的社会联系的合作方式……通过推进政治革命以解放群众的能动性并把社会面临的重大政治及意识形态问题放到大众之前——这些组织及觉悟上的改变将对机械化是一个刺激并为之创造出一个有利的社会结构。

　 　

1958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有了一个突破。人民公社，包含了群众的能动性及基层的实验，形成了。公社是一些经济社会单元，可协调生产活动，提供医疗及教育，组织土地开垦及灌溉的大工程，让群众能通过合作的方式去完成如照料孩子这样的任务。公社在农村也起到政治权力机构的作用。群众承担起管理、行政及军事训练的责任。毛在农业上的探索也包括极力把工业的、技术的及文化的资源扩展到农村地区。走资派攻击所有这些对国家稳定来说是“没效率的”、“乌托邦的”以及“危险的”。

　 　

问：走资派没有明确说明一个农业规划。

　 　

雷蒙德.罗塔：在1949年夺取权力之后出现的新资产阶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他们的司令部并有他们的发展规划。从他们的出发点来看，革命基本上在1949年就结束了。他们原本设想的任务不是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作为世界革命前进的一部分，确切地说，他们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繁荣的、工业化的国家，能在国际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及优势。他们把计划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仅仅看作实现这个梦想的“快车道”。在1960年代初期，他们就竭力把盈利能力作为分配资金到不同地区的一个关键标准。他们推出政策建立了一套生产新的精英的教育制度。60年代中期，他们定位于夺取权力。

　 　

为阻止这些力量的资本主义接管，毛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已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教训。他估计中国以前打退这些走资派的努力不够。他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一种发动群众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的方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剧烈的动荡，一场真正的革命，打倒了走资派，夺回了已被那些人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在政府里、教育上、文化上、公共卫生上、工业管理上，等等。

　 　

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社会规模的政治动员与骚动。激进的青年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批判各级资产阶级和保守权威。大学关门了，学生们涌向农村与工厂。有很多街头集会、游行、批判大会。在1967年的上海，工人们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立了新的管理机构。

　 　

但毛说虽然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走资派，但目标是改变世界的前途——群众如何理解社会与世界、他们的革新角色、意识形态与道德方面的问题。

　 　

群众在学习如何区别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路线。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关于社会及世界革命的方向的决定性问题上争论、斗争。这场复杂的斗争需要想像力与科学的领导——通过这些过程，党自身也被革命化了。

　 　

在1966-1976这难以置信的十年里，一个空前的群众高潮给试图夺取权力的走资派套上了笼头。但在毛去世后，资本主义复辟力量发动了一场反动政变。这对世界革命与人类来说是个可怕的挫折，但这也证明了毛的关于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分析确是真理。

　 　

问：但有意见认为，太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党内，使党自身更易被接管。有人声称在这些路线斗争中群众在外围太多，如果党已经经过了竞争选举的测试，这已为处理这些问题创立了有利的基础。

　 　

雷蒙德.罗塔：有许多错误的想法都被掩盖在党拥有过多权力这个观念里了。

　 　

首先，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我们已谈论过那些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记，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因此领导者集中考虑主要阶级的前途与利益，对各阶级的影响就不成比例。此外，你不得不去弄清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来自哪里，继续革命中需要什么样的群众斗争形式及改造规模。如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放弃了它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这只是为资产阶级力量打开了更广阔的战场——他们将竭尽全力组织起来把社会拉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了根除及废止所有剥削与压迫，无产阶级革命将根本改变这个世界。它将起来反对过去的力量与影响，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影响。没有先锋队的领导，你没有机会集合起社会上所有的积极因素……没有机会去动员和依靠国家力量支持下的群众去继续改造社会，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机会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就象在文革中发生的那样。

　 　

这就是党的领导必须被制度化的一些关键原因——以及为何毛为这条原则的斗争是正确的，甚至党也需要通过文革彻底“打散重组”。

　 　

问：可是，民主呢？

　 　

雷蒙德.罗塔：我想强调这个东西的两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国家保证了群众的权利。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拥有的民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群众不但有演讲、出版等自由的正式权利，而且利用这些权利去审查及辩论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大字报”在学校、工厂及其它政府机关的广泛运用，在那些地方经常性的论战通过贴得到处都是的大字报来进行。撕掉大字报是被禁止的，政府机关必须保证写大字报的材料随意可得——纸张、颜料及刷子。

　 　

群众能召开大会批判党的高级领导，大大小小的无任何约束的辩论……所有这些民主即使在“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都是不可想像的。文化大革命还把“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给制度化了。如果你认为这仅是一种装点门面的东西，中国1976取得权力的资本主义领导者们却明白，它能起到唤醒及激发群众的作用。他们辱骂并禁止了这些实践。

　 　

但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的另外一个方面很重要。民主形式被发展，特别是通过文化大革命，通过它群众能日益对社会发展方向负起更大责任——如革委会，它是新的权力机构。这些包含了群众代表们的组合，来自不同专业、技术、知识文化层（根据特别的基层组织讨论，如医院或学校），以及党员干部。通过这些权力机构，有意义的决策责任被交到了群众手中。

　 　

把这与资产阶级民主的选举仪式来作个对比。在那里，群众被叫去在这个或那个统治阶级代表间选一个，通过它，统治阶级们分别提出来的东西就都被合法化了。

　 　

第二部分完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争议与教训（三）

　 　

第三部分

　 　

问：雷蒙德，你谈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文革于1976年被终结了。有一些人，包括一些说自己是毛主义者的人，他们这样看并总结，指导这些革命的原理中有些东西根本性地错了，特别是在共产党先锋队的领导角色上。你怎么回应这个呢？

　 　

雷蒙德.罗塔：这里有一个问题，从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应该或不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苏联与中国的革命获得了这些令人惊奇的、真正解放性的一些东西。但他们是在一个仍由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里做到这些的，在这个世界里无产阶级仍在学习如何再造社会。这些社会是未来社会的一斑……他们显示了一个新的国家政权以及制度化的先锋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真的要动员群众去彻底变革社会与世界的话。

　 　

问：但你不是在说这不是问题吗？

　 　

雷蒙德.罗塔：有过缺点和错误，其中一些甚至非常严重，特别是在斯大林与苏联时期，可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是在极端敌对的外部环境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次尝试。即使在中国，在那里毛为继续革命引入发展了一种奠基性的理解及解放实践，仍有一些概念上及方法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1976年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它们有一个影响。这些概念及方法上的问题在反动政变时影响了革命中国中社会力量的调整定位…影响了大众对社会需要向哪里去及如何去的理解…影响了革命国家如何与世界舞台相互作用的理论与实践。再说一次，这是一些在一个压倒性的正面经验里的次要缺点，但它们有实在的影响。

　 　

美国革命共产党新共产主义宣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说到了这个。它指出，在一些政治力量间，对当前及第一阶段全部经验的一个反应是拒绝与毛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真实矛盾的分析衔接，或排斥它并让自己远离所有这些经验。这些力量中的很多说我们应“回到绘图板前”或为21世纪拿出一些新东西来。在这把大伞遮盖之下这些力量中的很多准备回到过去…回到18世纪，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与原则上，以及它的正式差额选举程序，它声称的没有阶级的民主与平等——所有这些掩盖了资产阶级的独裁并使其合法化。

　 　

然后就有了Bob Avakian——美革共的主席，在做的这些。如《宣言》所说，Avakian正“依赖已经过去的所有一切，在理论上与实践上，从这里吸取正面的与反面的经验教训，并把这提升为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

　 　

新综合

问：但这同样也有许多争议。

　 　

雷蒙德.罗塔：这个新综合建立在对共产主义过渡期社会主义社会动力的更深刻的理解上。它与共产主义革命目标更一致，它谈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领导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它将打开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马克思写了这么精彩的一段话简洁地概括了它。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应是一个消灭了所有阶级差别、消灭了那些阶级差别所依赖的所有生产关系、消灭了与那些生产关系相应的所有社会关系，以及彻底革命与那些社会关系相应的所有观念。这被称为“四个所有”。这就是共产主义事业：实现这四个所有。阿瓦基安的新综合更加科学地以这个为基础…实现四个所有，更深刻更全面地解放全人类。

　 　

问：或许你可以多谈一些关于这个的内容。

　 　

雷蒙德.罗塔：阿瓦基安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要达到人类自由联合的世界共同体的目标，你需要坚强的、有远见的领导去领导这些复杂的、有挑战性的斗争。你必须紧握权力。你不能让资本主义者重新取得权力。这个新的权力必须始终抓在手里。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活泼的、令人激动的、人们愿意去生活的地方，它会开辟出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这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异议者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比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及革命的中国有更大的知识"酵母“的培育、更广泛的艺术创造活动，以及更好的实验与创新氛围。

　 　

问：在何种意义上，它与文化大革命不同？

　 　

雷蒙德.罗塔：它源自于文革但实际上超越了文革。有很多可以去说，但让我举个例子吧。文革中的一件伟大事情是它将群众带进了“禁区”，如科学、艺术、管理及行政。这些非同寻常的改造，目的在于缩小毛所说的“三大差别”：脑体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

　 　

工人农民可以以很大的比例进入大学，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去农村…不，不是像资产阶级的账本上歪曲记录的那样是一种惩罚，而是作为这样的一部分：克服知识、文化及科学资源在城市的倾斜集中，让知识分子与群众联系得更紧——共享知识并向农民群众学习。还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如“开门”研究，在那里科学实验由农民施行。

　 　

文化上也是一场革命，有了一些如样板戏这样的突破，样板戏有很高的艺术性，同时结合了革命的主题。工人农民取代了封建帝王出现在舞台上。这些作品突出了强有力的、独立的、革命的妇女形像。创作方式中包含了革新性的集体创作。这是群众业余艺术表现的一个爆发。文化大革命深深地彻底革命了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政治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机构以及社会的价值与观念。

　 　

这是开创性的——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起来去反对资产阶级的谎言与歪曲。但我们也必须去深入挖掘这些经验教训。

　 　

在解决脑体矛盾方面，有一种片面的倾向——在把基本群众带入知识圈这面…从让知识分子与群众结合这面。这是正确的、重要的。但正如阿瓦基安总结的，对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酵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十分重要的贡献，并没有充分地认识与评价。换句话说，应从这方面来解决矛盾——这些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与评估。

　 　

知识分子的角色

问：但难道知识分子有特权吗？

　 　

雷蒙德.罗塔：你不想复制资产阶级社会里象牙塔般的关系，在那里群众被排斥在脑力劳动领域之外，在那里你有一个小岛，小岛上的那一小群人可以用脑力去劳动但人类的绝大多数不但被阻止去那样做而且还承受着剥削。

　 　

但如果你仅从减少特权来看这个问题你就漏掉了一些东西。这看起来可能有点违反直觉，但事实是，你克服不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如果没有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没有给知识分子、艺术家与科学家们范围与空间，你就没办法去做这些。

　 　

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方面是他们常会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来看事物…并去挑战现状和守旧思想。所有这些就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摆到了社会前面，提升了群众的眼界，广泛促进了一种非常关键的探索精神。所有这些对寻求真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让人们能更深刻地了解这个世界，以便去更彻底地改造这个世界。阿瓦基安强调没有这些你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

　 　

问：你认为这是以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问题。这从哪里来的呢？

　 　

雷蒙德.罗塔：这是一个大问题，一部分是因它涉及到了这些革命发生的一些特别的历史、社会条件。但这也有一些定位与方法论上的问题，阿瓦基安已检验并提供了一些概念上的工具去评估与探索它。

　 　

在认识论领域——处理认识问题的哲学分支——阿瓦基安把这种现象看作“阶级真理”。这个观点，“真理有一个阶级特性”，它在国际区产主义运动中很通行…对同一现象，资产阶级有它的真理，无产阶级也有它的真理。但这是错的！只有一个现实。真的就是真的：它在运动与发展中既符合又不符合于现实。

　 　

这个“阶级真理”的想法与无产阶级或农民背景的人们因社会位置的关系而更接近真理这个错误观念差不多。但是，真理就是真理，而不管是谁说的，错误就是错误，而不管是谁说的。要达到真理，对无产阶级及其它社会和阶层的人来说，都需要去掌握与运用科学地看待社会与世界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认识社会与自然的复杂性与变化性的最完整最系统的方法。但那些不用这种方法的人们，甚至那些轻视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也能发现重要的真理。

　 　

阿瓦基安指出，如果想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去做这些…但你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搞成“官方意识形态”。你不能把它强加给人民，它必须被自觉自愿地接受。它必须在意识形态上被保卫。它必须与其它观点方法相互作用。你必须从各种文化趋势和潮流中学习。

　 　

在关于真理的思想领域里也有阶级斗争。你不能因为他们没有来自于“好的阶级背景”，就不理会人们及人们的思想。你不能因为他们或许站在反对革命与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上，就不理会他们所说的或提出来的东西。你必须非常仔细地去筛选过滤所有这些…包括由不同的人们提出来的、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及其领导上的负面东西的让人不舒服的、不合时宜的真相。

　 　

在社会主义里，你需要思想的碰撞及广泛的、大规模的社会范围内的论战。但在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真理”的概念阻碍了这种充满斗争与骚动的过程。

　 　

选举的作用

问：你所强调的“思想碰撞”让人想到了社会主义下的选举这个问题。让党去尝试差额选举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雷蒙德.罗塔：在不失去权力的框架内，社会主义下的差额选举是很重要的。它是揭露社会问题与深化认识的一个更大过程中的一部分，是寻求真理过程的一部分，是把群众带入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个更大过程中的一部分。斗争路线被公开地辩论出来是至关重要的。

　 　

但对社会是否应该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这不能拿来投票。这将是对革命与牺牲的一种背叛，对世界革命利益的背叛：“哦，非常感谢——你允许自己被”选“下台，允许自己被新老资产阶级及剥削势力“去组织化”，允许他们为了复辟旧的制度这一唯一目的而对你进行恐吓与哄骗。"

　 　

这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人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搞多党选举是一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有一种倾向，想为这个十分困难与苦恼的问题找到一条捷径：如何坚持通往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保持共产党仍是一个执政的先锋党，同时制造条件，作为世界前进到共产主义、克服社会的阶级分化的一部分，超越对制度化领导的需要。

　 　

阿瓦基安在他的“深思录”谈话1里谈到了这一整套搞共产主义领导选举的方法，如果群众能自发地趋向于正确的认识。但情况不是这样。在群众间有先进的、中间的以及落后的。共产主义革命将挑战所有的传统关系与观念。

　 　

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有它的复杂性。再一次，斗争路线被公开地辩论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东西不会刚好把自己挑选出来。走资派与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有他们自己的多种方法。在他们的那一边有自发性。他们呼吁按惯例来做事，“tried and true(摸着石头过河?)”。他们依赖深深扎根于阶级社会的习惯力量——"让那些熟悉的有经验的人去做。看上去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最好。"

　 　

走资派们那边也有国际资本主义——在一些情形里，得到它们实在的支持与援助——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部力量…我是说它们施加的压力、威胁以及诱导，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

　 　

因此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不应容许把自己的权力拿去给别人投票，从而失去国家的权力。领导权是必要的——真正的革命的共产主义领导，否则革命成果就将失去——那是极不合理的。

　 　

阿瓦基安说的是，在关于社会及国家的一些关键问题上，竞争选举是应该的。那些东西需要经过激烈辩论产生出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协会、组织不是政府的一部分，在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政府。那里将有选举，它们将是前台，能提名各级政府一些位置的候选人。这将有真正的好处，我说的是真正的政治成果。

　 　

问：但你在设置一些特定的条件。

　 　

雷蒙德.罗塔：这个新的综合设想并要求革命者们应坚握权力，以便能保卫及推进革命。你必须镇压反革命。说得清楚点，这与反对政府与社会主义不同…我们说的是一些破坏及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猖獗活动。这种区别应在宪法里明白地写出来。

　 　

这个新的综合看到了放松全部过程的必要，这以比第一轮社会主义有更多的弹性为标志。还看到了全社会不同观点的斗争与争议有更大的作用，包括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观点…如那些由最激烈的鼓吹者们明白提出来的观点。新综合为各个方面、各种方向的创新设想了更多的空间。

　 　

共产主义之路不是一条前进的简单直线。社会主义应是一个有更多多样性、创新性及实验性的社会。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应有各式各样的有活力的互动。新的综合为大众设想了更大的参与度，让大众自己能更多地参与到脑力劳动中，参与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实际发展方向中，承担解决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与此同时，这需要被领导，在一个全面的意义上，以使它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实现。

　 　

问：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制度化领导。

　 　

雷蒙德.罗塔：阿瓦基安已提出了描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方向的一个表达，”有极大弹性的坚强核心“。

　 　

首先，必须有一个坚实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必须紧紧抓住革命根本的、最终的目的——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紧握权柄，以应对帝国主义的压力及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因素的升起，必须保证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国家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无论什么时候，这种领导都必须把它的坚实核心扩张到最大限度。第三，必须一直努力以最终实现不再需要那样一个坚实的核心。第四，在任何时候，它必须有最大限度的弹性。

　 　

弹性是非常关键的。对社会及世界的大问题的异议与争论必须剧烈地进行。必须不断深化认识，不断质询社会及其领导，在所有领域、所有机关与体系。

　 　

它不会是一些简单的程式化的过程。正如我已说过的，全局上它必须接受领导，进行总结及筛选，这样你就在走向共产主义。但不是被管理意义上的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得越久、探索得越多、争论得越大——我说的是抗议与动荡，失去权力的危险就越大。但是你不得不准备好去那么做。

　 　

这是思维的扩张。阿瓦基安说社会主义社会里先锋领导的一个标志是应寻求达到“被拉到肢解的边缘”。他的意思是，用老办法，你将改变不了社会…人民群众不会获得他们必需的知识与理解…他们将不会持续发展出控制、改造社会的能力，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如果你不去做这些。

　 　

这对实现共产主义是完全必要的。这对最终克服需要先锋领导制度化的矛盾和情形是完全必要的。

　 　

我仅触及这个新综合的一些方面。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一个共产主义事业复兴进程的一个框架…在下一阶段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我们如何能走得更远、做得更好。新综合以这个为背景，对革命及共产主义作了意识形态分析。

　 　

全文完

　 　

　2010/9/22　，中云译

　 　

　 　

文化大革命：卫生保健与经济

雷蒙德.罗塔

　 　

卫生保健

让我们来看一下文革期间的卫生保健。让我简单点来说。毛主义中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他能够创造出美国现在都还没什么可能有的东西：一个“普世的”卫生保健体系。卫生服务以免费或低价的形式提供，卫生保健体系由合作和平均主义原则指导。

　 　

毛中国的重点是在预防、卫生及其它群众公共卫生设施上。文革期间，卫生保健费用及资源分配的重心移到了农村，总体卫生保健和城里一样得到改进。即使在这个国家的偏远地区，也有医疗服务。

　 　

在农村，每个公社有一个卫生网，包括一个大的卫生院或医院，卫生所，以及乡村级别的医务室。农民们的年均医疗服务花费是1到2美元。文革中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成就中的一个是“赤脚医生”运动。这些“医生”是被送到农村的年青农民和城市青年，他们接受过一些基本的医疗卫生和适合本地需要的医药方面的快速训练，能处理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城里的医生将去农村——在任何时候，城里三分之一的医生都在农村工作。

　 　

城里的卫生保健也改进了。1970年代初期，上海的婴儿死亡率比同时期的纽约还要低。正如我在这个谈话的开始时说的那样，在毛的领导下，中国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2岁翻倍到了1976年的65岁。

　 　

你听说过所有这些关于毛应为死了多少人负责的指控。但事实是社会主义革命拯救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让我们累加一下所有这些由于营养不良、贫穷、缺乏基本的医疗护理、缺乏应对自然灾害的准备及制度能力而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不用比了。

　 　

Amartya Sen，诺贝尔奖获得者，指出1949年的中国与印度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Sen接着说，30年之后，“无可置疑的是，在降低发病率、死亡率及提高平均寿命方面，中国与印度相比有了巨大的、决定性的领先优势。”因此，Sen估计，如果印度有毛的卫生保健体系与食品分配网，1986年印度死的人就不会是接近400多万，而会少得很多。

　 　

Noam Chomsky 用Sen的数据作了一个有趣的计算。在一个叫做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反共产主义研究，谈到了被它称为共产主义的“巨大失败”并指控共产主义造成了1亿人的死亡。即使那个数字是真实的——尽管它不是，但正如Chomsk说的，现在我来引用一下：“印度1947年以来的民主的资本主义"试验"已导致了比全球1917年以来整个共产主义历史上“巨大的、完全失败的…共产主义试验”更多的死亡：单单在印度，1979年死亡人数就超过1亿，那以后又死了好几千万。”

　 　

经济的转变

就经济来说：毛主义中国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功。在农业、工业、运输及建筑上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文革期间的年均工业增长率达到了10%，即使按资本主义的标准也是很高的。中国建成了一个现代工业的基础，结合了轻、重工业，没有依赖任何外国贷款或投资。农业的增长率在3%左右，与人口增长保持步调一致。城乡差距缩小了，农民们的综合福利被改进了。

　 　

还有，如我以前已说过的，1970年的中国能够生产和分配预防饥饿及营养不良所需的食品。这是通过一个工业为农业服务的集中计划体制来完成的；一套促进了基层动员的农业合作体系；洪水的控制：农村基础设施的稳步投资，以及农民们食品的公平分配和必需食品的定量配给——这样就保证了所有人的最低需求。与中国的过去相比是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在一个有着接近10亿人正在遭受饥饿与营养不良折磨的世界上，这些经验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毛主义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工业化发生的过程并没有同时伴随着一个混乱不堪、无计划的工业化过程。国家有意识地努力限制大城市的增长与规模，发展中小城市。工业被分散化，以克服地区的不平等。资源被引导到贫穷地区。拖拉机及适合农村条件的机械技术是重点。所有这些对今天的世界来说仍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社会主义被指责为制造了高度官僚主义化的计划体制。是的，这是一个需要去认识与限制的危险。但在毛主义的中国，一个更灵活的计划方法能够把中央协调与当地创新和控制结合起来。工业、农业的企业互相合作。健康、环境及工人的安全是本地计划中关注的重点。当遭受到天灾打击时，无产阶级国家调集资源并动员人民去共同应对，并贯彻执行相关的计划。

　 　

毛主义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最主要以群众为基础，这些群众有对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和矛盾的政治认识，明白自己在改造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个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的集中计划体制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经济无关的世界。在资本主义下做什么及如何做由利润指导。私有资本们，每一个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在一个巨大的范围内，相互竞争。在这个无政府主义的系统里，不可能有什么合理的全社会的计划以满足社会需求。

　 　

来看一下世界资本主义的产品。我说的是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

我说的是第三世界里那些周围都是悲惨的棚户区的大城市…我说的是被创造出来去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广大剥削新区…我说的是对自然的无情修正——从种子和自然除草剂的公司专利到焦干的非洲国家里水的私有化。毛主义的中国是在沿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

　 　

　2010/9/23　，中云译

　 　

原文：Socialism Is Much Better Than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Will Be a Far Better World

PART 15: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alth Care and the Economy

by Raymond Lot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