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发展观能够走向正反合吗？（问四）

    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是以损耗地球的有限资源、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种积累和消费的无限性必将与地球资源和污染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发生冲突，最终碰壁而发生灾难性崩溃。

    然而，传统的发展观即英美为代表的渐进的、改良的发展观，以为发展就是物质层面上的更大、更多、更密集、更复杂、更富有，坚持把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长，等同于GDP的提高；生活富足了，还要追求生活的奢侈，高扬的是消费主义的大旗。可以肯定，这决不是可持续的发展观。

    于是，对于这样的发展观，以及由这样的发展观引发的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的大暴露，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一些激进人士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发展”。其中有些人甚至躲避文明，身体力行仿效着去过原始人的生活。

    然而“发展”无所谓对错。有过错的是对发展的错误理解和追求发展的错误方式。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已站出来对这种发展观提出质疑。梁先生说：“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1923年1月13日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演，载于1923年1月20日《时事新报·学灯》）

的确，我国古代先贤这方面的言论俯拾即是。

    儒家认为，生活只需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 （《孟子·离娄下》），吃饱就可以了，但不可不学习。“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要不断追求知识的深化，道德的完美，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把精神需要看作比生命还重要。

    道家认为，生活上要简朴清淡，不要追名逐利，重要的是“体道”，强调通过“心斋”、“坐忘”等等方式来达到某种与天地合一的精神境界。

    佛家作为宗教，更是看低物质生活，吃素食，穿僧衣，戒律规定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饮食，不蓄金银财宝等。出家入佛门，就是为了追求心性的“觉行圆满”。

    在强调精神文化方面, 儒道释可谓是一致的。但在中国的传统,也并非就把物质生活完全看低。管子就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牧民》）孟子也说：“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梁惠王上》）都认识到物质经济基础的必要性。

    其实，所谓西方传统是变革了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传统的现代性文明；而东方传统则是未受现代性洗礼的古典文明，与西方古典传统如古希腊罗马传统有颇多相通之处。西方古典传统中亦决不缺乏抵御和贬斥物欲主义，推崇和张扬道德修养、精神升华的方面。在这里，只需拜读一下被誉为古希腊罗马文化之父的西塞罗的教诲就够了：

    “一个人应当根据其健康和体力方面的需要，而不应当根据享乐方面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物质生活，购置各种使生活得以舒适的设备和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只要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本性的优越性和尊严，我们就会认识到沉湎于穷奢极欲是多么错误，过一种节俭、克己、朴素和严肃的生活是多么正确。”

    可见，东方传统与西方传统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的对立。

    从东方或说从古典的观念来理解，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人类思想道德需求的变化，满足人类精神情趣生活的不断创新。西方引领的现代化的发展观，却转向了物质至上主义。

    不要误会，以为这里准备来个复古行动，回到古代世界中去。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三百年来的现代工业化运动，把社会的生产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在这个产品、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形成的是一种凸显物质层面进步的发展现，有其必然。

    今天，明智的、合理的解释正是辩证的正反合，东方的、古典的发展观是“正”，西方的、现代的发展观是“反”。那么，是不是可以期待，对立面的统一或说否定之否定的“合”，才是其逻辑的也是其现实的必然演进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