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挑战中国的千年难题

毛泽东挑战中国的千年难题

老牛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

一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对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千年难题。他说，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时、艰于应付时，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坚定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始兴终亡的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有人民群众的监督。” 黄炎培对毛泽东的看法深表赞同，他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面对今日中国发生的严重腐败，人们不断提到这段著名的延安对话。但是如果仅仅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解读这段对话，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上，这段著名的延安对话，是毛泽东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面临的难题深刻认识的结果。

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始终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一个地域辽阔、文化传统具有多样性特点的国家如何治理的问题。秦朝开创郡县制，也就开始了地方官员的任命制。在一个具有地方文化多样性的国家，保持国家统一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实行地方官员的任命制。从秦朝开始，虽然中间有过反复，但最终中国形成了由中央任命各级地方官员的制度。这个制度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使中国先于所有国家摆脱了贵族政治，形成了官僚政治。按照这个制度的设想，国家任命的地方官员，首先要对国家（实际上就是皇帝）负责，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同时要求地方官员关心百姓。但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地方官员一旦上任，他能不能对国家负责就成为一个难题，历代王朝都设计过各种制度以保证官员能够负起责任，却始终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因此，自从中国建立郡县制，不断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由国家任命的官员，经过若干代，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不对国家（皇帝）负责，当然也不对百姓负责，而是仅仅对自己个人或者集团的利益负责。这种局面一经形成，即使有一个英明的皇帝，也往往无法扭转乾坤，而国家的动荡也就开始并最终演变为王朝的崩溃。于是，一部中国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治乱兴衰、不断循环的周期率。难题就是这样出现了，为了国家的统一，必须由国家任命干部，但由国家的任命的干部最终却既不对国家负责，更不对百姓负责，而只对自己负责，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竟然形成为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所以，中国能不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关键在于各级地方官员能不能上对国家负责，下对百姓负责。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认识的毛泽东当然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当黄炎培对在延安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惊讶时，他当然还不知道，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为跳出历史周期律进行的新的探索的结果，毛泽东之所以充满信心地回答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解放区进行着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试验。

在黄炎培到延安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名叫贝尔登的美国人，他克服各种困难来到晋察冀边区。在这里他惊讶地发现，中国共产党正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着民主试验，而这个试验的核心就是干部以一种新的方式产生。他亲眼看到，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主席杨秀峰身穿破棉袄，经常骑着一头小毛驴到群众中间去，而群众也没有将他看作是一个多么大的官。贝尔登了解到，“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政治机关，边区政府官员就是由参议会选举产生的，而参议会又是由各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参议会可以弹劾主席、副主席或政府行政部门的任何人员，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就可以将他罢免。”而且，参加参议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越过日军封锁线来参加会议的。这样产生的政府，人员精干，作风简朴。“边区政府的行政机构也许是全世界同等规模的政府中最精简的一个。边区政府本部的全体干部（他们不愿被称为官员）只有160人。边区政府的财政局只有十六个人。” 边区参议会主席杨秀峰在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办公，他对贝尔登谈到了其中的原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在新社会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呀。我打游击那阵子，还以为政府最好设在大衙门里。现在我感觉到，住在这间的房子里办事更便当，因为这样更接近人民。”这是一支忠诚、廉洁、高效，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干部队伍，这是一个真正廉价与廉洁的政府。

在一个被认为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同时在战争条件下进行这样的试验，在显示中国共产党信念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与信心。当贝尔登对群众能否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表现出疑问时，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信心十足地告诉贝尔登，“人民要是过上了民主生活，习惯自然会改变。只有体验民主，才能学会民主。”在中国历史上，这毫无疑问是第一次具有全新意义的伟大试验，它在显示中国共产党人破解中国千古难题的理想追求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破解千古难题的崭新经验，毛泽东面对黄炎培的疑问表现出的自信，既来源于强烈的理想追求，更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的经验。

当然，还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倡并最终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所具有的巨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推崇备至的被称为“延安精神”的革命传统，其实质性内容，更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所倡导又为中国共产党人身体力行的人生与价值准则。具体地说，它们是一套革命的社会道德观念与生活态度，这些才是中国共产党人更加珍视的革命遗产，因为这些准则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自己的事业能够持续推进的根本因素。导源于中国革命之中并使整个革命岁月充满壮烈的英雄主义色彩的这些价值观念包括：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的精神；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精神；艰苦奋斗、努力奋进、勤俭节约的观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严格要求自己的观念等。同样，这些精神与观念也转变为制度和方法，并表现为众多共产党人的壮丽的英雄主义的行为。在共产党内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内实行真正的生活待遇上的平等；党的干部与政府官员在生活方式上力求与普通人民群众相一致；在关键时刻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这一切并不要求得到物资上的回报。这些价值观念的确立，是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最大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形成自己光荣的革命传统，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

二

但是，在进行这种新的试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然不能不坚持干部任命制。这看起来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的试验不一致，却是由客观条件决定而不能不实行的制度。

因为，在党内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山头主义，干部任命制通过对来自不同地区干部的调配，削弱原有的地方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对于防止山头主义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干部任命制从组织上打破了山头主义赖以存在的条件。

而且，革命要发展，就必须不断派出大量干部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通过选举产生干部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任命干部。当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时，随军南下准备接管新解放地区政权的5万干部，也只能是任命的。如果没有任命制，我们无法想象中国革命如何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对于这些被任命的干部，领导职务更多的是一种危险而不是任何个人利益。比如当陈毅被任命为江西省军区司令时，等待他的是国民党的围剿和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包括生命危险。每一个干部在接到新的任命时，对他实际上意味着要付出比以前大的多的牺牲。

新中国建立后，任命制仍然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因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批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中有许多人将从原来条件较好的地区前往条件极其艰苦的地区进行工作，干部任命制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充分显示出来。如果没有干部任命制，进入新疆的十万解放大军如何能够顺利地转变成为新疆建设兵团，成为稳定中国西北边疆的重要力量。同样，在许多条件艰苦的地区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如果没有干部任命制，如何能够成功。更重要的是，干部任命制对于保证国家的统一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如果没有党对干部队伍的统一调配和使用，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特别是在新解放的地区），实现全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的。至少在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历史发展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干部任命制的广泛运用，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时间里，没有成为各种问题产生的根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代领导干部，都是在血海中冲杀出来的，他们的地位是打出来的，没有人会对他们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产生疑问。这批领导干部的上下级关系在革命战争中已经形成，不会发生下级对上级不服从的情况，而且他们仍然年轻有为或者年富力强，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在很长时间内十分稳定，加上干部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强烈的理想追求，有极强的组织性，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具备这些条件，干部为了升迁而跑官要官的现象就绝对难以发生，而买官卖官则绝对不可能发生。因为有这些条件，所以干部任命制并没有产生出各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丑恶现象。

不过，即使在干部普遍能够与人民群众保持较为密切联系的年代，干部任命制也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是新问题，对中国却是老问题。这就是，由任命产生的领导干部如何能够既对上（党和国家）负责，下对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使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不但存在而且还对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影响。

从建国初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如何防止中国有存在了2000多年的官僚政治传统复活，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两大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当官僚主义开始在党内出现时，毛泽东就充分意识到了它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巨大危险。

为了防止官僚政治传统的复活，毛泽东起初希望通过党内民主来解决。毛泽东提出，要警惕党内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搞官僚主义，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体干部要用整风的第方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而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还专门谈到：“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当然，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考还不成熟，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与南共联盟领导人卡德尔会谈时说到：社会主义不是一潭死水,必须要有领导来进行,但是人民群众也必须有直接的可能性来直接对社会上发生一切事情做出反应。卡德尔当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然而，在进行了各种努力以后，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干部问题国家严重，“干部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1958年开始进行的改革，目的之一就是精简机构和干部人数。然而，几年改革以后，干部数量仍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可能多几百万到千把万。”中央也看到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副职也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虽然中共中央做出了加强监察工作的决定，但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仍然比较困难，比较软弱。同时，干部中仍有不少人缺乏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而且，尽管从1957年整风运动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深入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仍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倾向和方法。特别严重的是，在干部队伍中，“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材、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

到了1963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中共中央当时的一份文件曾经指出：“近几年来，在我们的许多单位中，官僚主义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又有了抬头。”“把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缺乏朝气、没有战斗力的官僚主义组织。”“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发展到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压群众，走上了非常危险的道路。”“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而1964年，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长陈正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真正使毛泽东认识到官僚政治传统复活的危险已经出现，报告中写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经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当然，陈正人所说的某些干部的为所欲为，在现在看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而陈正人在报告中坦言自己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则证明只要这一代干部还在，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早就开始了，他注意到党的干部中有一些人完全没有平等意识，所以他要求干部：“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领导干部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觉到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陈正人的报告使毛泽东真正感觉到了大国难题再次出现了最初的迹象，以新的理论武装并将人民视为上帝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中国几千年都没有跳出的历史周期律，也再次成为毛泽东关注的中心问题，而且他注意到，当年他对黄炎培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的人民群众的监督现在实际上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

毛泽东对报告批示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毛泽东还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在另一份报告上，毛泽东写的批语是：“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

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允许官僚政治传统在新中国复活的，虽然仅仅出现了一些苗头，但毛泽东感觉到它的巨大危险，他开始行动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当年没有理解毛泽东的卡德尔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含义深刻的话：“当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时,我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作为人民运动而自上而下地发动的。”“为了生存,中国需要自己的内部哲学,许多人认为这一哲学不仅不现实,而且是可笑的, 但是它却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的生活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生前对中国千年难题的挑战失败了。

三

从毛泽东发达文化大革命，一转眼的工夫，40年过去了。而就在这40年里，伴随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是大国难题从再次初现到重新突显，并成为当代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源，因而也就成为今天中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在40年里，整整一代具有强烈理想追求的共产党人已经离开了人世，随着他们的离去，曾经使干部任命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所有条件已经基本不再存在。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却使干部任命制的弊端充分表现出来。较为普遍而且有许多普通群众都有亲身感受的，是相当多的干部“唯上不唯下”，为创造政绩，以“发展”之名随意损害群众利益，其为所欲为的程度，远远超过陈正人当年的所见所闻。最近发生的湖南“嘉禾事件”只不过是大量类似事件中的一个突出典型。这其实就是个人功业欲在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表现，而当年黄炎培的担心也正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干部个人功业欲可能发生。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在相当一些干部中形成了新的“精英主义”思想，他们乐于别人（特别是媒体）称自己是官员而不是干部（与革命时期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对比），以显示自己之不同于群众，当然是高于群众，因而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今天一个部长能够到基层的一个工厂去蹲点一个多月，在了解实际情况后坦陈自己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曾经有过的简朴作风在许多干部身上已经荡然无存，群众看到的是，政府办公大楼越来越气派，越来越森严，而群众与干部的距离却越来越遥远，它所反映的干部思想的变化与当年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主席杨秀峰谈到的思想变化恰好形成无比强烈的反差。至于党政领导机关部门之繁杂，人员之众多，效率之低下，虽经7次改革，情况并没有发生令人鼓舞的变化，只要随便到一个县级领导机关看看，你就会怀疑，当年的晋察冀边区政府怎么能够在只有160人的情况下，完成一切工作任务，而且还是那么的迅速。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想象的各种丑恶现象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从任人唯亲到“跑官要官”，从官商勾结到买官卖官，这些在新中国最初的30年中，中国人民只能从揭露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文艺作品中了解到的，而在新中国完全闻所未闻，人民群众并因此感受到新社会新风尚的事情，就在新中国的朗朗晴空下发生了。虽然这样的情况并不普遍，但却不仅使人民群众深感惊讶，也大大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然而，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与干部队伍思想状态的变化，一种新的具有极大危险性的现象出现了，这就是，在目前的干部制度下，由于各级党委一把手的权力过大（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特别是对于干部任命的权力），非常可能围绕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出现一个类似于家族组织的私利集团，在这个私利集团中，这个主要的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庇护他的下属，他的下属反过来也维护这个主要的领导干部。我们从厦门“远华”大案、陈希同案件和陈良宇案件都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而这正是中国官僚政治传统的特征。一旦形成了这样的私利集团，这些手握大权的干部是不可能上对党和国家负责，下为人民服务的，他们仅仅只会对自己这个私利集团负责，当然他们表面上也会做一些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但只是为了掩盖他们那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丑恶内心世界。如果这样的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的情况，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官僚政治传统就会全面复活，而中国非常有可能因此再次陷入到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中国的现代化将因此而被再次延误。于是，在新中国建立57年以后，在著名的延安对话过去近60年以后，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不得不再次向提出这个问题：中国能够破解“千年难题”吗？

毛泽东的挑战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也需要看到，这个挑战却从根本上使官僚政治传统的复活失去了一切思想上政治上的合法性，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复活，都会遭到人民群众广泛的质疑和反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是破解中国“千年难题”的第一人，因为有了他唤起人民群众对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官僚政治传统发起攻击，才破除了群众对官僚政治传统迷信，这就破坏了其全面复活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仍然可以破解自己的“千年难题”，但前提是，必须按照毛泽东的思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使人民能够对国家发生的一切作出直接的反映。而过去20多年的努力没有取得令人民群众满意的结果，只能说明其基本思路存在缺陷。因为一个问题如果花了20多年都没有能够解决，原因肯定不是具体方法有什么问题，而是根本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实际上，过去20多年的努力无非是依靠精英来防止腐败，而对官僚政治传统的复活基本不给予关注，这就忽略了腐败的政治基础恰恰是官僚政治传统，而一旦精英相互勾结，一切反腐败的努力都不可能取得任何实际效果。所以，回到毛泽东，以有效措施防止官僚政治传统的复活，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跳出中国的历史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