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耀：不该遗忘掳日劳工血泪史

旅日侨领林伯耀：不该遗忘掳日劳工血泪史

林伯耀，1939年生于日本京都乡下，现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６０周年全国连络会共同代表、日本被强掳中国战俘劳工殉难者联合
　　
　　

林伯耀先生2003年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建和平大钟   宋阳标拍摄

　　林伯耀，1939年生于日本京都乡下，现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６０周年全国连络会共同代表、日本被强掳中国战俘劳工殉难者联合慰灵祭奠执行委员会事务局长。

　　林伯耀年轻经常搬家，从京都搬到大阪，又搬到浅野，最后定居在神户。1964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工学部，以工程师职业开始工作，经常参加华侨青年运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曾经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因为政治原因，没有成行。后来在一个企业工作了十年以后开始自己的事业。在7年前因为脑溢血昏迷过，现在才好了，做些贸易工作谋生，大部分时间都忙于花冈事件劳工的维权工作。组织华侨募捐，支持花冈事件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和加害公司索赔，他自己也为这项事业贡献了巨额的资金。

　　林伯耀的父亲是第一届京都华侨总会的会长，他的大哥也曾是京都华侨总会会长，在1950年代曾经参加送还在日遇难烈士和劳工骨灰回国。

    《时代周报》记者 宋阳标 发自北京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在东邻的日本，有这样一位老人在为中国被掳日劳工惨案的权益在奔波不息。8月8日，“被掳日本劳工遇难者遗骨挖掘60周年－世界和平祈愿?中国人俘掳殉难者慰灵大法事”在日本東京举行，这位老人就是这次大会“执行委员会”的事务局长。

    林伯耀，这位70高龄的在日出生的中国国籍旅日华侨、为中国被掳日本劳工的权益奔走了一辈子的老人，岁月的沧桑在他的脸上深深地刻上了一道道的年轮，与6年前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相见时，他明显苍老了很多，行动也比以前迟缓，但是思维依旧敏捷，坚毅的神情一如既往：为了更好的奠定未来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基础，要对战争遗留问题进行彻底的历史清算。
　　
　　生在日本 长在日本 但是一个中国人
　　
　　林伯耀是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福建省籍的第二代华侨，家在神户。早在在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以前，神户发生了福建行商人工会惨案。作为中国人的行商人，为了卖衣服，走街串巷。就是由于这些福建行商人有进行间谍活动的嫌疑，十几个人被日本特高警察逮捕，并且进行严刑拷打，其中有9个人死亡了。

　　林伯耀记得小时候外出，常常有日本人指着他骂：“支那人，支那人，赶走他！”有时候他妈妈带他到外面买东西，日本人放狗咬他们，还把他们装东西的布袋扔到污水里。那时候的林伯耀常常想：支那人是什么？

    后来经过看书，通过花冈事件，刘连仁事件，林伯耀慢慢知道了“支那人”是怎么回事，也了解了中国人受屈辱的历史。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开始，随着战争陷入长期化以及战争不断地扩大，日本国内面临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当时的东条英机内阁，为了满足企业的再三请求，于1942年11月通过了“关于向日本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之要件”的内阁决议，随后又于1942年2月针对上述的“关于移入华人劳工之要件”作出了次长会议的决定，随即在1944年—1945年间强抓了约4万名的中国人到日本国内补充严重缺乏的劳力。这些被强制抓到日本的近４万名的中国人，被移送到日本全国各地的矿山、隧道、水库、河川、码头以及工厂等一共135个作业点，被强迫从事苦役，由于不堪繁重的劳动以及残酷的虐待，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约7千多人命丧他乡。

　　1945年6月30日，被拘禁在日本秋田县花岗中山寮的中国战俘和苦役，不堪蹂躏，700多名中国劳工在大队长的耿谆的带领下奋起暴动，终因人生地疏，暴动失败，遭到血腥镇压。 “花冈暴动”震撼了整个日本，在即将胜利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写下了令世人赞颂的中国劳工的英雄凯歌。

　　花冈暴动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当场有115名劳工惨遭毒打和凌辱、虐待致死，耿谆等12名暴动主要成员被捕入狱。1945年9月11日，耿谆竟被战后的日本秋田县法院无理判决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由于日本政府和奴役劳工的企业鹿岛组的残酷迫害，先后共有418名劳工命丧日本，史称“花冈惨案”。

　　中学时，林伯耀听说了花冈暴动，才知道中国人是懂得反抗、知道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民族。他认识到：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花冈是我人生的老师，是它培养了我的民族自豪感。

　　由于了解了中国人在日的历史，高中时代，林伯耀就参与了作为接纳从日本遗骨送还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而来日的李德全女士的护卫工作。
  
    参与被掳日本劳工惨案调查
  
　　1987年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林伯耀一生的命运。那年，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徳马先生，国会议员田英夫先生，士井多贺子女士他们三人邀请花冈暴动的指挥者耿谆到日本来介绍花冈暴动情况，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见到了自己所敬仰的耿谆先生以及滞留在北海道的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刘智渠先生，了解了过去从没想到的中国劳工苦难而非人的遭遇并且，知道了他们所受的内心的伤痕和痛苦不止在过去，即便是现在也没有停止过。他想，这件事必须解决。于是在第二年的1988年8月，林伯耀和刘智渠先生一起来到河南的开封。在那里见到几位花冈暴动的骨干人员，其中还有一位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干部的王敏先生。老人们向他询问了1946年，在横滨BC级军事法庭，美军和驻日中华民国代表部起诉的花冈裁判的结果，和日本政府以及鹿岛组的态度等问题。过去，日本政府一直强调劳工是合同工，不承认强掳的事实；甚至，在鹿岛组在横滨BC级法庭上辩护，还说善待这些工人，逢年过节时杀牛宰羊犒劳他们等。当林伯耀把这些事情讲给老人们听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愤怒：历史不容歪曲，日本要为过去犯下的罪行谢罪、赔款。

　　于是，老人们决定寻找更多没有取得联系的幸存者。林伯耀就这样参与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他在尽最大努力找寻生存者和遗属的同时，也开始了采访记录花冈事件幸存者的证言活动。
　　
　　毕生的使命：揭露真相、伸张正义
　　
　　2003年，林伯耀与神户华侨总会名誉会长林同春等人共同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 “和平大钟”，以慰籍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灵魂。他们认为，这也那也是对两国人民敲响警钟，要时刻注意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在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他们又与其他一些爱国人士在天津烈士陵园，建了用花冈岩制作的刻着被日本强掳在异国他乡去世的6830名劳工的名単的高3米，长25米的巨大的“名录墙”。

　　林伯耀先生在国内多次举办活动，如研讨会、记者招待会。从2006年以来，每年在天津烈士陵园的“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举办的悼念活动，经过国内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宣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尤其是今年8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被强掳中国战俘劳工殉难者联合慰灵活动”，由“中国918爱国网”联合中国的“腾讯网”、“凤凰网”进行了网络直播，国内的主流媒体都举行了报道，影响很大。

　　林伯耀说，目前他经营贸易公司只是谋生手段，而揭露历史真相、伸张正义才是他毕生的事业。为了花冈诉讼，他曾数十次组织寻找幸存者，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为诉讼案取得阶段性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认为：如果日本不能认真地对付历史问题的话，日本将会永远作为没有道义的国家而被世界人民所鄙视。
 

右翼份子捣乱时挂的牌子，上面的日文意思是：支那-中共的工作员（特务）就是林伯耀

对话林伯耀：

“既是死者的恨，也是生者的耻”

林伯耀：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后代，我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我也永远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也永远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光荣和自豪。
　　

　　
　《时代周报》记者 宋阳标 发自北京
　　
    时代周报：听说在１９９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以表现“花冈暴动”为内容电视剧《花冈幸存者》，同时也在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为期一年左右的以”花冈事件”为主题的“花冈悲歌展”。您捐资５０多万元来赞助这些活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林伯耀：首先，是为了向世人传达强掳中国人的的历史，为了不让同样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其次，也是为了歌颂花冈起义的反帝抗暴精神，宣扬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民族主义气概，学习他们能面对强敌团结一致，英勇反抗的革命主义精神。为了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了海峡两岸的统一而作出自己的努力。最后，也想告诉大家，如果不解决中日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中日两国的未来友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时代周报：您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为什么一直不加入日本国籍？

　　林伯耀：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后代，我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我也永远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也永远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光荣和自豪。

　　时代周报：在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要支持您的力量有哪些？有日本人吗？日本的官方和民间对您的看法（有右翼说您是中共的走狗）和对所进行的劳工索赔事件的看法是什么？

　　林伯耀：支持我做这项活动的，大多是日本的友人。还有老华侨的第一代，第二代子女。也有一部分新的年轻华侨非常热心的帮助我。花冈当地的大馆市政府，为了反省过去和向下一代传达历史，每年主办大型慰灵祭。日本政府最近也终于承认了强掳中国人的事实，但遗憾的是还没有真正的诚意。并且，日本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认为中国方面放弃了政府的赔偿请求权的同时，也放弃了民间（通过司法手段）的赔偿请求权。这是悖逆世界潮流的想法。这样做是践踏了那些被强掳而折磨致死的劳工的人的尊严。如果就这样放置不管，既是死者的恨，也是生者的耻。为了讨回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同胞的民族尊严，讨回历史的公道，伸张社会的正义，这是在这时代的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使命，也是历史义务。民族尊严不可辱，日本的右翼分子，攻击我为中共的反日走狗，是完全没有任何依据的。

　　时代周报：中日之间民间和政府都在强化交流和友谊，您这样做是不是有点破坏中日友好的意味？

　　林伯耀：人和人之间没有真正的相互信赖，相互尊重的关系，是无法进行真正的交流的。不努力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就无法展望真正的日中友好，但只要日中双方坚持不懈地努力，展望未来是十分有可能的。花冈和解，是对展望的一个启示。

    时代周报：您认为阻碍解决被掳日劳工问题的关键症结在哪里？如何才能破除？

　　林伯耀：问题解决的关键还是在日本政府和日本的加害企业。特别是日本政府的责任重大。即便是在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在两国政府间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有1995年的”村山谈话”中，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侵略战争曾经表示了反省，但我们希望不光是口头上，也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加以证明。

    时代周报：在日本，有没有对花冈事件等被掳日劳工的纪念活动？如果有，都是谁来组织，起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

　　林伯耀： 原来是花冈事件的发生地花冈町，现在是大馆市。大馆市决定花冈暴动的发生日6月30日那天定为每年的“大馆市和平日”。此慰灵祭奠活动已经持续近20多年。中国驻日大使馆每年都会派代表来参加，那场景让人非常感动。在纪念花冈事件50周年之际，日本的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女史也亲自参加，有500多人参加了那次的祭奠活动。大馆市小畑元市长明确表示：“祭奠中国人牺牲者的灵魂，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为此要向下一代传达历史真相，这样做是不分党派的，是作为日本人应尽的义务”。几年前，由大馆市当地的民众为中心，成立了NPO法人“花冈和平纪念会”。由日本全国各地募集资金，“花冈纪念馆”预计今年9月份开馆。

　　时代周报：您有没有想过，一旦你们这批老人故去，有没有人能够接手你们的事业？担心不担心后继无人使得这件事情最后无果而终？

　　林伯耀： 是啊，后继者的问题是有些担心。在中国也好，在日本也好，现在的年轻人迫于现实的生活，对国家和社会的问题越来越不关心了。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人，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传给下一代，有必要明确的让下一代知道为了解决历史问题必须做些什么？我说一个例子：即使是像韩国那样儒教思想很强烈的社会，作为”慰安妇”公开站出来的人也有150多人。可是，在性暴力被害者最多的中国，公开站出来的性暴力被害者至今还不到50人。对于因战争被伤害的同胞姐妹，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温暖的怀抱，可以说还很冷淡。我亲自听到南京大屠杀和战时性暴力被害者公开以后，立刻从背后就有“脏女人”“作风不好的女人”等等的非议，中国社会这种扭曲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不加以改变的话，如何谴责日本人。在谴责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非道义的同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也应该扪心自问自身的道义。

　　时代周报、您对劳工索赔的前景如何看？索赔这件事成功与失败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林伯耀：日本社会越来越右倾化，不能无视那些反华势力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索赔的前景绝不容乐观。为了解决历史的问题，更需要10年，20年或者是半个世纪的时间也说不定。因此，更需要长期战略性的视点。现在，最重要的是绝不能断绝战争受害者的声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呼声控诉只要不灭绝，继续出现的话，就能向中日两国人民敲警钟。所以，战争受害者的后代有必要担此重任。强化团结，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很重要。并且，为了把这种侵略战争的受害情况，变成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牢牢记住，还要继续所有的行动。结果很重要，但过程更重要。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了多少日本友人的协助，培养了多少中国的接班人，大家的意识有什么程度的上升，这些都是观察活动成果的重要指标。要是中日两国间能够真正解决历史问题的话，那是在强固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迄今为止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贡献吧。

　　时代周报：您怎么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这辈子？对自己的行动如何评价？

　　林伯耀：总是感到自身的努力不够，同时也感觉到中国和日本两国社会的人民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恢复邦交，已经近30年了，可是人和人心灵之间的恢复还需要很长很长的路程，也可以说是这些历史问题将近一世纪时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造成的后遗症。我想用一朝一夕的努力是无法填补那个隔阂的，目前必须从互相确认那隔阂是否存在开始吧，我也只有为此而继续努力。工作很重路遥远。所以我不能妄自对自己的行动作出什么评价。

    链接 花冈暴动

    1940年左右，随着侵华战争陷入长期化，日本国内面临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当时的东条英机内阁，于1942年11月通过了“关于向日本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之要件”的内阁决议，随后又于1942年2月针对上述要件作出了次长会议决定，随即在1944-1945年间强抓了约4万名中国人到日本。这些被强制抓到日本的近４万名中国人，被移送到日本全国各地的矿山、隧道、水库、河川、码头以及工厂等一共135个作业点，被强迫从事苦役，由于不堪繁重的劳动以及残酷的虐待，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约7000多人命丧他乡。

    1945年6月30日，被拘禁在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的中国战俘和苦役，700多人在大队长耿谆的带领下奋起暴动，但终因人地生疏，暴动失败，遭到血腥镇压。当场有115名劳工惨遭毒打和凌辱、虐待致死，耿谆等12名暴动主要成员被捕入狱。1945年9月11日，耿谆竟被战后的日本秋田县法院无理判决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耿谆于抗战胜利后被解救，1946年11月回国，解放后在家乡务农。

    由于日本政府和奴役劳工的企业鹿岛组的残酷迫害，先后共有418名劳工命丧日本，史称“花冈惨案”。战后远东横滨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花冈惨案”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和劳工的典型案例。

    “花冈暴动”震撼了整个日本，在即将胜利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写下了令世人赞颂的中国劳工的英雄凯歌。

日本右翼团体在今年8月日本活动时，给林先生的“恐吓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