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有“大师”就是好大学？

有“大师”就是好大学？

薛涌

　　据南方周末报道，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名协助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

　　志在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南科大，在创校之初，明确把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改革的模板和方向。2010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李晓原等三位对高教改革怀有浓重情结的教授，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工作。

　　面对记者的采访，几位港大老师并不掩饰，他们是带着失望离开的。在这场悄无声息的离开背后，隐含着一场内部的激烈争论——南科大的办学策略和路径、筹备工作进展的缓慢、应何时开始招生等等，都受到他们的强烈质疑。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把南科大的创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那么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来选择。”

　　而吴家玮及该校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都认为，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这几名从2010年春天开始前来协助南科大办学的老师，坚持认为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你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李晓原说。

　　抗战前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话几乎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圣训”，被反复不加批判地引用。我多年前就指出，迷信“大师”办不好大学。如果大学充满了“大师”，而这些“大师”又不为学生服务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好的大学。

　　最近，原本众望所归的南方科技大学出现“内爆”：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这四位被请来创校的核心成员高调退出，引发了媒体对南科大的重新检视。人们发现，已经招收了45名学生的南科大，授课教师中仅有两人为全职聘任，其余皆为兼职。这两人也是在2011年年初才聘任。他们分别是从清华退休的张贤科教授和从华中科大退休的李元杰教授。负责通识教育课程的丁学良教授虽然如约开设了“比较现代化”，但不过是个兼职教授，每月来一次，一学期共上4次课。相比之下，1991年港科大开学时，有100名教师等待着700名新生。也难怪港科大的团队会退出。办一流大学，不能从唱空城计开始。

　　我从一开始就对南科大持怀疑态度，其理由自可另文细述。既然上马了，谁也拦不住，那自然只能乐观其成。毕竟，从招募人才的角度看，南科大赶上了最佳的时机。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博士供过于求，已经是四十多年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许多学科，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一半不到的人最终能拿到大学教职。这次经济危机，则使本来已经相当稀缺的大学教职也突然消失。像哈佛这样的巨无霸，居然都停建了规划中的科技园，冻结了新教师的聘任，其他学校就更加困难。至少从2009年开始，美国大学就普遍冻结雇佣新教授，许多博士后的位置也大幅度消减。这意味着在最近三年中，博士求职已经不是僧多粥少的问题，而是基本无粥可喝。众所周知，美国的博士培养年头长，学习和研究的条件好，质量相当过硬。但是，因为这样的人才年年都毕业，如果拿到博士后两三年找不到工作，往往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在目前的状态下，许多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学术事业、并有实力成为世界顶尖级学者的新博士，面临着不得不弃其所学的局面。此时如果他们有个工作，哪怕环境差些、待遇低些，也会义无反顾地接受。我的一位朋友，他妻子两年前接受了土耳其大学的一份工作，薪水低不说，甚至居然为此要考虑离婚!

　　这番西方学术界的末日景象，对南科大来说当然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怎么在这么一个“兜底”网络人才的关头，居然仅仅招募了两位退休教授?

　　错失良机的原因，大概和前面所说的“大师”迷信有密切的关系。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与港科大团队的核心冲突之一，就在于港科大教授主张先制定学科规划，再根据规划来招聘人才。但朱清时认为，应该先抓住机会引进人才，再由他们来参与设计学术框架。显然，他觉得一切要以“大师”为核心。“大师”正好在哪个学科，就发展哪个学科。这样就避免了设立了学科却找不到“大师”的窘境。

　　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则，南科大聘用的兼职教授，多名声在外，默默无闻的新科博士自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不过，拿“大师”装点门面并不是办教育。此风大概是从当年清华“百万元教授”开始的，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毒害甚深。

　　第一，名教授，即“大师”，只不过说明某人过去的成就，并不代表他或她现在的能力。美国的大学，从一流到末流，招募教授主要面对新博士。毕竟，绝大多数顶尖学者在酝酿自己最精彩的创见时，都并不出名。萨默斯在哈佛当校长时，就特别强调哈佛不能变成名人退休的地方，要重视尚默默无闻的青年学者。“大师”崇拜，则使南科大在全球到处是过剩人才的情况下，居然不愿意对那些未来的世界顶尖学者(即现在找不到工作的新博士)多看一眼。

　　第二，即使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最终没有成为顶尖学者，甚至学术上很平庸，但在教育上的贡献可能也比一个兼职的“大师”大得多。一个“大师”，每月来上一堂课，课后马上赶着回自己的学校，这对大学有什么意义呢?目前美国的一流大学，已经把一些经典课程公开搬到网上。“网上公开课”在国内也很流行。这些课程的质量，恐怕南科大请来的那几位“大师”很难达到。至少在当今这种互联网的时代，大学可以没有“大师”，但不能没有那些勤勤恳恳的全职终身教授。为什么?大学教育绝非课堂教育那么简单。学生在校四年，除了学习知识外，在事业和人生上也都需要教授手把手的指导。比如，今年我培养出第一个进了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的学生，这对于一个地方小学校来说，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这学生读一年级时就选我的课。当我知道他对东亚感兴趣后，就帮助他制定了整套的奋斗路径，包括到哪里接受语言训练，和哪个教授联系。他大学四年，毕业后在日本进修两年，整整六年时间，每一步怎么走，都要回来向我咨询，否则就可能在某个节骨眼上迷失了方向。一般来说，只有全职或终身教授才能提供这种指导。临时代课老师很难和学生建立这样的纽带。所以，美国媒体在评定大学优劣时，终身教授的比例是个重要指标。南科大在仅有两位退休教授的情况下，居然就高调招收了45名学生。看来南科大更关心的还是怎么把自己的牌子打出来，而不是这些学生的发展。

　　大学非大楼，也未必是大师，而是个师生共同体。师生之间的关系，比教授们是不是“大师”要重要得多。认识不到这一点，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会永远在迷途中彷徨。

2011-06-24